陳孚木

陳孚木（1897—1959），廣東省東莞市人，是陳秋霖胞弟。父陳竹山，基督教教士。大哥陳逸川早年加入同盟會，民初曾任國會議員、孫中山秘書。二哥陳秋霖就讀於廣州培正學堂，因反教言論被開除，後追隨陳炯明，任漳州《閩星日報》編輯，陳孚木當校對。陳孚木曾就讀廣州培英學校，後入雲南講武學堂肄業。1921年，受陳炯明之命，兄弟兩人到香港主持《新聞報》，陳孚木任總編輯，陳炯明秘書黃居素也參與其事。

陳炯明、黃居素與陳氏兄弟的結合，紐帶是無政府主義。陳炯明清末曾與劉師復組織“支那暗殺團”。漳州《閩星》由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任主編。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以後，粵軍將領陳銘樞左右為難，跑到南京跟歐陽竟無學佛。1924年，黃居素從蘇聯考察回來，動員陳銘樞回粵襄助孫中山。此次回粵，需有個“投名狀”，兩人秘密商定了一個計劃。

1924年7月19日，陳秋霖兄弟發動“報變”，率領香港《新聞報》轉投孫中山，當天發表陳秋霖、黃居素、陳孚木、古愛公等四人聯合署名的宣言，宣稱“從今日始，便要努力成為三民主義擁護者”。汪精衞派人帶信到港，盛稱“兄等此舉，開曠古未有先例，新聞報起義，實賢於十萬之師”。（《陳銘樞回憶錄》，第35頁）次年，陳秋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兼中央機關黨報《民國日報》社長，陳孚木任總編輯。

陳孚木回到廣州，發文抨擊“西山會議派”鄒魯，支持工農運動，與汪精衞、廖仲愷、陳公博等一起，成為國民黨左派要角。廖仲愷被刺後，陳孚木受到重點培養，1925年10月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青年部長，1926年3月當選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10月兼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

日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不少被認作“偽裝左傾”。當鮑羅庭坐鎮廣州之時，確有投機者偽裝左傾，但國民黨中真左派人數也不少。省港大罷工、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不是共產黨唱獨角戲，而是得到了國民黨左派的有力支持。至於清黨以後發生分化，這是後來的事。

西方左翼思潮中，無政府主義最早在中國落地生根。從反清革命團體到後來的國民黨，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衞、陳炯明、吳稚暉、張繼、褚民誼、陳公博都曾受到無政府主義深刻影響。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米諾爾、別斯林與梁冰弦等7名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成立“廣東共產黨”（曾慶榴：《國民革命與廣州》，第63-64頁）。在反對強權、反對財產私有、追求平等、支持工人運動等多個方面，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多共同語言。

陳孚木真左傾，有很多證據。“四一五”李濟深在廣東實施清黨，陳孚木“對殺人問題則主慎重，對工農團體更是強調保護。陳孚木還出面保釋了十餘人”。陳孚木指出：“如果説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產黨接近的，便就可殺，那麼推算上去，還怕要把孫總理拿出來鞭屍三百。這不是反動極了嗎？”從1927年5月開始，右翼勢力在廣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攻擊陳孚木的浪潮，控告陳孚木、湯澄波（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長）“包庇共黨危害農運”。作為農工廳長，陳孚木與中共密切配合，共同推動了廣東工農運動，這是無法否認的。

陳孚木跟汪精衞認識很早。汪精衞兼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陳孚木是他在宣傳領域的左右手，負責編輯《民國日報》。汪精衞搞改組派，陳孚木是改組派廣東省支部負責人。汪精衞早期的人脈關係主要在廣東，廣東省支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1年蔣汪合流時，陳孚木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陳銘樞創建十九路軍，追隨蔣介石，官運亨通。淞滬抗戰爆發，陳銘樞組織十九路軍禦敵，與蔣介石漸生衝突，嗣後十九路軍調往福建，陳銘樞也動了反蔣的念頭。1932年6月，陳銘樞辭去交通部長，由政務次長陳孚木代理部務，兼招商局監督。

陳孚木與黃居素抓住這一良機，密謀從交通部挖走一筆錢。招商局總經理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多年揮霍後手頭拮据。三人合謀，以招商局四大碼頭為抵押，向美商中國營業公司借款2000萬元，朋分回扣，據説總數達到80萬元。黃、陳拿到回扣後，潛逃香港，李國傑被判刑。陳銘樞為反蔣需要，秘密組織社會民主黨，這筆錢很可能是用作黨的活動經費（《時代公論》1932年第1卷第35期）。

1933年冬，李濟深、陳銘樞率領十九路軍反蔣，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陳孚木匆匆趕去捧場，事敗後流亡歐洲。1934年，名將張發奎到倫敦，見到了胡秋原、陳孚木等參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幾個人。

張發奎説：“陳孚木與一個英國姑娘建立了親密關係。當我為此責罵他時，他説他只是為了學習英語——這位女郎是他的牀上字典。 ^[1] 

“五重間諜”袁殊的班子中，陳孚木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身份充當配角，規格之高，實屬罕見。

1938年12月30日，汪精衞在香港發表“豔電”，而後赴上海從事所謂“和平運動”。汪氏策劃“還都”南京建立傀儡政權時，四出聯絡舊部，也派人到香港引誘陳孚木。陳孚木沒有答應。

之後有情報幹部向潘漢年提出：“這是一個派人到汪偽政權上層活動的機會，我們是否可以支持陳孚木接受汪的邀請去投靠汪，並要求他向我們提供情報呢？”經過一番長考，潘漢年接受了這個建議。陳孚木提出，若中共信任他，可以考慮委身敵營，條件是請何香凝出面，證明他不是落水當漢奸。

何香凝鄭重向陳孚木表示：她願意做他的證明人，證明他接受汪精衞的邀請參加偽政權活動是為了配合抗戰，並非是投敵當漢奸。但是將來能否貫徹初衷，做出成績，還有待以後的事實證明。陳孚木離港前夕，潘漢年和廖承志特地在英京酒家為陳餞行。（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第124頁）

1939年秋，原改組派幹部、陳孚木老友湯澄波赴上海晤汪精衞，帶來陳孚木有意“歸隊”並可策動陳銘樞“來歸”的消息。汪記“和平運動”一直未能拉攏到實力派軍事領袖，若名將陳銘樞能加盟，汪氏有望在日本人面前揚眉吐氣。陳孚木利用陳銘樞作釣餌，潛伏到汪偽核心，按照中共的安排，與袁殊組成一個特別班子。

袁殊兩次留學日本，與日本駐滬副總領事巖井英一關係極深。作為外務省系統的人，巖井與代表軍部的影佐禎昭各有各的算盤。巖井慫恿陳孚木、袁殊另立一派，於當年9月成立“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網羅張資平、彭希民等人作門面，主要骨幹則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這個組織以陳孚木為主任委員，袁殊任“主幹”（相當於常務副主任）。

當年11月下旬，陳、袁二人代表“興亞建國運動”訪問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阿部首相、近衞樞密院議長、野村前外相及參謀本部有關人員的接待（《中日關係全書》，第1014頁）。汪精衞對外務省扶植的這個勢力很不滿。經過斡旋，陳孚木、袁殊解散了興亞建國運動，作為交換條件，兩人被增補為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41年，日汪成立文化團體“東亞聯盟”，陳孚木當選為中國總會理事、上海分會常務理事兼書記長，袁殊擔任宣傳委員會副主任。東亞聯盟上海分會，實際變成中共的秘密機關。中共派惲逸羣、葉文津（化名葉德銘）等得力幹部進駐，以文化活動、辦報刊為掩護，從事多方面的秘密工作，包括在“巖井公館”內建立多個電台。

有關袁殊從事地下活動的記述，主要得自當事人的回憶，多采取“傳記文學”形式，可信度大打折扣。潘漢年離開上海期間，袁殊實際接受惲逸羣的領導。資深記者顧雪雍是惲逸羣的外甥，惲晚年長住顧雪雍家休養，向外甥透露了一些秘辛。

顧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間諜”袁殊》一文寫道：“以巖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巖井公館’，是上海最大的公開的日本特務機關。令人奇怪的是，它怎麼會以袁殊為首，惲逸羣、翁從六為副手的中國人當領導，它有幾百個工作人員也全是中國人，沒有一個日本人，這是什麼原因？知情人會告訴你：‘巖井公館’實際上是中共設在日佔區的代表辦事處（誇張點説等於是大使館）。”

顧雪雍的説法或許過於誇張，但部分內容則可找到有力佐證。《廣東黨史》1999年第4期刊登《在敵人刺刀上跳舞的無畏戰士——葉文津傳奇》。該文證實，“1943年，（葉文津）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東亞聯盟上海分會’，擔任主任秘書。該組織名義上是日偽面目，實質上是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負責收集情報工作。該會書記陳孚木同志是地下黨員。”潘漢年在敵佔區往來出入，踏雪無痕，與日方有意保持與中共溝通管道的考慮有關。 ^[1] 

從現有資料看，袁殊在這個班子中表現活躍，陳孚木則十分低調。據説，在陳公博當了上海市長以後，陳孚木“成了陳公博糜爛生活的密友”，整天花天酒地，未能搞到什麼有價值的情報（《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第125頁）。

1941年5月，陳孚木聯合華僑陳衍成、王益森等在南京成立南洋商業銀行，1942年5月在上海開設分行，地址在南京路731號（《銀行週報》1942年第26卷第19-20期）。1949年中共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家銀行，也叫南洋商業銀行。兩個名字完全相同，是純屬巧合還是有意為之？

上述《廣東黨史》文章稱，1943年葉文津利用陳孚木與日本權威人士的關係，先後從獄中救出地下黨員戴英浪、俞守中與譚崇安，“使上海地下黨組織避免了一次遭受嚴重破壞的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11月，陳孚木與日本上海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舉行秘密會談，並寫成《中日雙方同志關於解決中日戰局會談總記錄》（《檔案與歷史》，1987年第3期）。日本為擺脱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戰場雙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一直通過多種渠道與蔣介石親信接觸，希望與重慶方面達成某種妥協，以騰出兵力、物資支援南線作戰。

川本為何相信陳孚木能與重慶方面溝通？陳孚木參與會談，是中共授意的，還是受命於陳公博？或者純粹是個煙幕？雙方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對南京偽政府的人事做大規模的更動，從這個角度觀察，似乎是陳公博、周佛海權力鬥爭的一個環節。限於資料，此事還很難下什麼結論。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三冊出版於1960年，他對陳孚木其人的記述，與《東莞市塘廈鎮志》基本吻合：陳孚木“和平後轉入新四軍區，再赴大連。共軍南下，任國華銀行董事長。一九五一年來港，旋被解除國華銀行職務，閒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據傳他之參加‘興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為結束這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歲已因心臟病死於廣州。”

陳孚木留下了重重迷霧，今日我們所知，只是冰山一角。1955年，“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發生，受牽連的原地下工作者達千人之多。陳孚木在1957年回廣州，被安排到廣東省僑務委員會當參事，似乎沒有受到潘案的影響。也許，陳孚木得到何香凝、廖承志的有意保護，他在廣東省僑委的職務，也是他們兩位的安排。陳孚木在“落水”之前，一定要何香凝親自做證明人，確有先見之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