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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鈺
鎖定
陳天鈺（1925-1949），別名羣生，1925年3月生於川東萬縣龍駒壩，家境貧窮，其父以加工銷售水煙絲為生。抗日戰爭爆發,13歲的陳天鈺在萬縣第十小學讀書,受中共地下黨員老師的影響,參加了學校黨領導的讀書會、宣傳隊,演出抗日話劇。1938年春,參加中共的外圍組織“抗日民族先鋒隊”。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秘密交通員。畢業後,在萬縣中學和私立國華中學求學，課餘閲讀進步文藝作品和馬列主義著作。1941年秋,因過激言論,引起學校當局的敵視而輟學回家。次年夏,因龍駒壩“共產案”,被視為“同黨”而拘禁在萬縣。關了半年，他因是“中毒太深的危險分子”被送往重慶興隆場集中營。1944年夏,敵人見實在榨不出“油水”,才將他釋放。陳天鈺回到萬縣，萬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與黨組織接不上關係。他走了1個多月,行程千多公里,來到川西成都，經人介紹在温江縣第二小學教書。不久,到温江縣民眾教育館任職。在民眾教育館,他與同事王重民等黨員一起宣傳革命。1947年11月10日深夜,特務將他帶到温江專署保安司令部審訊。敵人用盡了刑具,陳天鈺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1948年初,他被保釋出獄。同年12月14日,陳天鈺又被特務抓走,原來敵人讓他“保釋出獄”,是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大魚未釣着,又將他收回監獄。1949年3月,成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認定陳天鈺為“奸匪”,犯了“危害國家罪”,轉囚到重刑犯牢房。同年12月7日深夜,敵人在倉皇逃審的前夕,將陳天鈺和另30多位同志一起殺害,殉難時他年僅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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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人物生平
陳天鈺人物生平
陳天鈺，別名羣生，1925年3月出生於川東萬縣龍駒壩，家境世代貧窮。其父陳東治，以加工銷售水煙絲維持全家生活。
少年進步早人黨，勤奮好學為革命
陳天鈺童年時，正值軍閥割據，連年戰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勞苦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川東北人民遊擊武裝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龍駒壩地處七曜山區，是川鄂邊境重要場鎮，也是通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陸路孔道。從川北和鄂西來的親友，常向天鈺講述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組織窮人鬧革命的故事。同時，他親眼看到，駐紮在龍駒壩一帶的國民黨中央軍，經常姦淫擄掠，拉伕派款，人民怨聲載道;當這支部隊開往鄂西“圍剿”紅軍時，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天鈺就讀的龍駒壩小學，是中共川鄂邊界上一個據點，教師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在學校建立了黨的支部。抗日戰爭爆發時，他已是這個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共產黨員老師引導他閲讀進步書刊，積極參加黨組織領導的讀書會、宣傳隊，經常到附近場鎮宣傳抗日;他還以犀利的筆鋒，為牆報、黑板報撰寫文章，揭露日寇和漢奸賣國賊罪行，謳歌抗日軍民英勇殺敵的事蹟。他在鬥爭中得到鍛鍊，思想覺悟有了提高，曾在日記中寫道:“要將自私、剝削和腐朽的東西禁錮起來，投入歷史博物館。”黨支部認為他是一個思想進步、勤奮好學的少年，指定組織委員譚國棟對他進行培養教育。
1938年春，年僅13歲的陳天鈺就參加了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抗日民族先鋒隊”。從此，他工作更加積極，思想進步很快，於同年底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擔任黨的秘密交通員，經常化裝成放牛娃，翻山越嶺，到大龍溪、白石村等地傳送文件，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淪陷區人民溯江入川。11月24日，日機轟炸萬縣，一時屍橫街衢，屋舍為墟。時在萬縣中學讀書的天鈺目睹日寇暴行，義憤填膺。他組織同學開展街頭宣傳，呼籲羣眾毀家紓難，抗日救國。
1939年春，天鈺轉學到中共萬縣中心縣委控制的私立國華中學。他除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各門課程外，還閲讀了高爾基、魯迅、茅盾和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大量文學作品，抄錄了不少艾青、田間的詩歌，研讀了《國家與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提高了理論水平和寫作能力。半年後，國華中學被查封，他又回到萬縣中學復學。一天，當他閲讀《支部工作綱要》和《通俗經濟學講話》時，被三青團骨幹分子汪永寬發覺，指控他是“異黨分子”，要挾學校開除他的學籍。思想開明的楊吉甫校長則以“所讀書籍，政府無明令禁止，學校不便干涉;學校本為學習場所，讀書何得有罪?開除學籍，有違教學宗旨”為由，使他得以繼續學習。
天鈺聰敏而好學，勤于思考，不惟師是聽，不惟書是信。他對書本課文和社會現象，常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一次，一個迂腐的語文老師講授《長恨歌》，他離開作者揭露唐明皇貪戀美色，引起變亂，人民慘遭塗炭的主題思想，大肆渲染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恩愛，把一個封建帝王吹捧為天下情種。這一講引起了陳天鈺的不滿，他憤然質問道:“先生， 李隆基和楊玉環的幾滴眼淚，就值得那麼讚賞嗎?依我看，石壕村裏的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難道不正是因為‘芙蓉帳暖度春宵，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荒淫生活，才引起‘漁陽鼙鼓動地來，九重城闕煙塵生’的嗎?如今，國事凋敝，日寇肆虐，山河破碎,人民流亡，中華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而那些官邸別墅裏，終日燈紅酒綠，絃歌不絕，擁紅抱翠，紙醉金迷的生活，這與當年的李隆基和楊玉環的生活有什麼兩樣?難道也值得我們歌頌讚揚嗎?”天鈺的話音剛落，全體同學譁然，弄得這位老師十分尷尬。為了維護其師道尊嚴，反而指責天鈺言詞失敬，思想左傾，怒氣衝衝地夾着書本走了。天鈺的言論，也引起了學校訓導主任的不滿，1941年下學期，他被迫停學回家。
第一次被捕拒不“悔過”，獲釋後堅持愛國民主活動
1941年的皖南事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中共龍駒區委轉移馬頭場，並通知黨員隱蔽。陳天鈺不顧個人安危，將區委撤走時留下的革命書刊和文件，收藏在樓頂天棚上。白天，他若無其事地幫助家裏幹活;入夜，他孜孜不倦地學習，使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繼續不斷提高，還練就一手漂亮的仿宋字。
10月28日，天鈺的老師、共產黨員成徵一被捕。翌年夏天，天鈺等10餘人也被視為成徵一同黨而拘縣 “究辦”。敵人欺他年少，涉世不深，妄圖以他為突破口，逼他承認和證明成徵一是領導人，先之以利誘、威脅，未能奏效;繼之以捆綁吊打,仍無所獲;最後連“悔過自新，即可釋放”也被他拒絕。天鈺理直氣壯地回答説:“讀書無過， 宣傳抗日無罪，我無過可悔......至於與成徵一，除師生關係外，其他問題，一概不知。”被捕的10餘人，在萬縣警備部關押審訊，歷時半年，有的取保出獄，有的自首變節，最後剩下成徵一和陳天鈺兩人。敵人.認為他們是“中毒太深的危險人物”，需要繼續“感化”，便於1942年12月轉送到重慶興隆場集中營“換洗腦筋”。
1943年冬，成徵一始由温江縣長程嶽，以“同鄉摯友”關係，保釋出獄，實則是加強對成的控制。天鈺則被關到1944年夏天，敵人見榨不出什麼油水，才將他釋放。他回到龍駒壩後，國民黨的鄉保人員並未放鬆對他的迫害，驚呼“這個小共產黨又回來了!”於是，他們策劃了新的陰謀，準備再次將他推入絕境。他自己也感到回家後，失掉了黨的領導，像沒舵的孤帆。不久，他決心還是離家找黨。
故鄉的依戀，親人的挽留，擋不住天鈺的決心。他穿上草鞋，揹着簡單的行李，冒着夏天的酷暑，歷時一個多月，徒步兩千裏來到成都。他找到入黨時的支部委員張學培，要求張給他恢復組織關係。而張在龍駒區委遭破壞後，也與黨失掉聯繫，對天鈺的要求，愛莫能助。後經人介紹，他在温江二小教書，半年後，轉温江民眾教育館任幹事。在此結識了該館同事、中共地下黨員王重民，進而與温江早期幾個共產黨人和革命知識分子密切交往，一起學習。常利用工作之便，閲讀館中所藏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等左派作家著作。他們一致認為應該利用民教館這個公開合法的陣地，開展愛國民主宣傳，教育羣眾，爭取羣眾。
1945年春，他們通過温江郵局的進步青年劉世權的協助配合，為成都新華書店推銷《新華日報》、《羣眾》、 《解放》、《新觀察》及《活躍的膚施(即延安)》等進步書刊。他們通過發售進步書刊的關係，同三四十個進步青年建立起深厚友誼。《活躍的膚施》一書，是由一個外國記者寫的，真實地報道了革命聖地——延安火熱的戰鬥生活，激勵了不少青年讀者的心，振奮了他們的革命精神。
天鈺在民教館利用編排、刻印《民眾導報》的機會，除邀請館內思想進步的同事撰寫稿件外，還經常從學生作文中選載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青年理想的文章。活潑健康的內容，美觀大方的版面，娟秀工整的字體，一時《民眾導報》以嶄新面貌和社會見面，受到讀者的好評。
1945年5月，天鈺在《民眾導報》上接連兩期轉載了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在温江縣內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讚揚民教館政治開明，天鈺笑着説:“我們民眾教育館本來就是一個聯合政府嘛!”同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和全國人民重建家園的願望，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毛澤東飛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天鈺以《新華日報》為根據，將談判進展情況及《新華日報》重要評論，編排出版了《新華社消息》的油印刊物，寄發同温江鄰近縣鄉的機關、學校。對上黨自衞還擊戰大捷、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引起的全國反美浪潮等要聞，他又連夜刻寫印發，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天鈺的革命思想與活動，有人支持鼓勵，有人則斥為左傾，國民黨的特務隨時對他密切監視，伺機暗下毒手。他處於如此險惡的環境，卻毫不畏懼，還在自己的一幅畫像兩側題上魯迅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作為自強自勉的座右銘。
連續兩次落人敵手，堅不吐實視死如歸
1946年夏，蔣介石撕毀國共兩黨“雙十協定”，悍然發動內戰。1947年2月，重慶《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被迫撤返延安。温江專員公署貼出佈告，要“異黨分子，限期登記自首”，“否則一經查獲，立即就地正法”。國民黨温江區分部書記長吳汝玉公開號叫“民教館是共產黨的地下機關”。縣特委會隨即派出大批鷹犬進行跟蹤盯梢。陳天鈺的處境更加險惡。
1947年11月9日夜，民教館地下黨員王重民在離家隱蔽前，託人通知陳天鈺“提高警惕，機警應變”。天鈺立即將一些革命書刊埋藏、轉移，但還沒有來得及撤離，即於10日深夜被敵人捆綁架走。他在温江國民黨軍保安部隊的審訊室中，受盡酷刑，敵人要他招認是共產黨分子，並交出同黨和領導人，未能得逞。第二天深夜，又將他推人温江南較場一個土坑內，以活埋和槍斃相威脅，他仍閉口不言。敵人百般無奈，便將他押解成都，關進將軍衙門省特委會秘密監獄。
省特委會的軍法官，又對天鈺進行多次刑訊逼供，但始終沒有動搖他那一個“決心以青春的生命迸出明亮的火星”(注:摘自陳天鈺詩抄本)的共產黨人的信念。囚禁未到半年，這個,特務機關突然通知温江縣民教館負責人楊世茂説:“陳天鈺可以保釋了。”一天拂曉，敵特們把他的眼睛用黑布矇住，拖上吉普車，在市內兜了幾個圈子，然後將他推下汽車，拋棄於街頭。這並非是敵人發了慈悲，放下屠刀，而是施展欲擒故縱，放長線釣大魚的詭計。天鈺識破了敵人的陰謀，在回到温江縣民教館後，沒有和同志們接觸，以免陷人敵人圈套。
幾天後，一個風雨交加的夜裏，王重民冒着風險，涉水過江，緊握手槍，突然出現在天鈺的卧室裏。天鈺先是一驚，馬上又鎮靜下來，向王講述了獄中遭遇。於是，兩位戰友緊緊擁抱在一起，劫後餘生，久別重逢，激動的淚水在兩人臉頰上流淌。通過對時局和敵情的分析，兩人都認為敵人絕不會善罷甘休，在“保釋”的後面，隱藏着新的陰謀。王重民建議他離開温江，返鄉隱蔽。天鈺卻認為在白色恐怖遍佈國統區的時候，龍駒壩也絕不比温江安全，川東的空氣不會比川西自由，何況在家鄉他是有名在案，回去就無異於自投羅網;加之“保釋”出獄，仍在特務的監視之下，要想脱身，絕非易事。所以他心情沉重地説:“留難，去也難，真是斷腸人在天涯啊!”
不久，天鈺收到弟弟的來信:“父病垂危， 望速歸主持善後!”當晚，他給父親寫了慰問信，又給其弟覆信説:“這幾個月來，沒有給家裏寫信，是因為有一困難，這困難，將來再告;催我回家料理一切，路隔兩千裏，旅途不是容易的!何況我與本地一些人處得不好，回家後，人家是不是會害我呢?”信上最後表明自己“淚如雨下，心痛如焚”!並囑其弟“將這封信保存起來，作為紀念”(注: 引自陳天鈺寫給其弟的信)。誰知這封信真的成了他對家人的最後囑咐和紀念品。
幾個月過去了。敵人的長線放出去，釣不上大魚，他們只好收線了。
1948年12月14日中午，陳天鈺和華大畢業的羅仲欽、川大畢業的劉世朝等朋友，躺在民教館草坪上曬太陽。負責監視他的特務傅宗麟立即向其主子報告，説什麼:“陳天鈺等一夥人，在民教館開秘密會議。”温江專員馮均逸、專區保安司令餘堅立刻下令:“立即行動，一網打盡。”特委會秘書肖襄急速帶領武裝特務包圍了草坪，將陳天鈺等3人連同兩個過路的人一齊逮捕了。在牢房裏，天鈺向劉、羅二人低聲囑咐:“敵人各種無恥手段都幹得出來，審訊時，凡屬政治問題，決不要承認。”半夜，敵人審訊羅仲欽等時，故意大聲吼叫:“陳天鈺都招供了。你是搞宣傳的，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的?”他們遵照陳天鈺囑咐，從容不迫地與敵人周旋，結果敵人始終沒能得到口供。最後，劉世朝同兩個過路的人被取保釋放，陳天鈺和羅仲欽兩人則被解送成都關進省特委會看守所。
再一次進這個看守所的大門，特務管理員謝魯等就衝着他狂叫:“陳天鈺，你真是個打不死的程咬金，春天才出獄，還沒等過年，你又進來，是二進宮了!這次進來，你休想再出去了!”特務説準了。一個寧願“用自己的血，去哺養那些蒼白的弟兄”(注:摘自陳天鈺詩抄本)的革命者，既然到了地獄，就沒有準備活着出去!
天鈺被關進牢房後，就滔滔不絕地向難友們講述淮海戰役中，國民黨黃百韜兵團在碾莊被殲，解放軍在各個戰場取得輝煌勝利，反動派末日即將來臨的消息，使難友們十分振奮。為此，特務謝魯大罵他:“進了牢房，還在宣傳，真是死硬分子。”並將他帶出牢房，毒打一頓。
1949年3月，羅仲欽也保釋出獄了。陳天鈺則由成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和省特委會第三軍法組，以偵字十九號定為所謂“奸匪”、“危害國家罪”而結案，從第六號牢房轉人重刑牢房，與許壽真、王伯高等革命志士關在一起。
天鈺十分敬佩許壽真的淵博學識和革命膽略，兩人成了親密朋友。許在獄中多次與敵人進行鬥爭，天鈺總是積極參加進去。一次，為了爭取改善獄中待遇，許和謝魯發生爭吵，大罵特務和他們的最高主子，天鈺也吶喊助威。謝魯惱羞成怒，將他們的雙手，從牢房鐵窗口拉出來，戴上手銬。但他們二人仍罵不絕口。後來許、陳二人分別用世界語和國語同聲高唱《國際歌》，雄壯的歌聲在獄中震盪，其他牢房的難友也齊聲合唱。這一着嚇得敵人驚慌失措，不得不解開他們的手銬，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不幸的是，1949年12月7日深夜，敵特們在倉皇逃竄前夕，殘酷殺害了風華正茂、久經考驗的年輕共產主義戰士陳天鈺。他和同時殉難的30多位勇士，用鮮血澆灌了川西平原的土地，映紅了黎明前的朝霞。
......
在那裏，
我們用血來播種，
用生命來播種，
用鬥爭來播種，
而收穫的是——
我們來日的幸福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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