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鈺

陳可鈺，國民革命軍將領。字景瑗，1882年9月24日出生於廣東省清遠縣白石潭田心村(今屬清新縣)，家世務農。1904年畢業於清遠簡易師範學堂，次年考入廣東隨營將弁學堂，與同學鄧鏗相好，共同參加中國同盟會，畢業後被派往香山拱北（今屬珠海市）當統領見習。

1911年廣東光復後，先後任省都督府陸軍司司長鄧鏗秘書、瓊崖鎮守使副官長。1914年夏，奉孫中山令，負責運送軍火由港入粵接濟討袁驅龍的革命黨人，事敗被捕入獄。1918年被營救出獄，赴福建漳州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參謀。1920年任鄧鏗的粵軍第1師上校參謀長，在協助鄧鏗提高第1師部隊素質上多有建樹。次年調任孫中山大總統府警衞團團長，隨大本營進駐桂林，準備北伐。

1922年3月，鄧鏗被刺，北伐改道，陳部調回廣州，駐觀音山總統府。6月，陳炯明叛亂，葉舉叛軍圍攻總統府，陳指揮所部奮勇抵抗，掩護孫中山及夫人宋慶齡脱險。1923年4月，任廣東憲兵司令，12月，改任大元帥府參軍。1925年8月，駐粵各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粵軍第1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李濟深任軍長，陳任副軍長。1926年7月，北伐興師，第4軍軍長李濟深留守廣州，陳代軍長(後兼黨代表)，率第4軍第10、12師及葉挺獨立團為北伐先鋒部隊，北進湘鄂，一路連克衡陽、長沙、嶽州、汀泗橋、賀勝橋，直搗武漢。於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第4軍因而獲得了“鐵軍”稱號。

1927年3月，陳因病赴日本就醫。回國後，應張發奎請求，向李濟深等人疏通，同意其率第4軍餘部回粵補訓，再從事北伐。在廣州後方第4軍司令部，他召集少校以上軍官談話，對當時的所謂“清黨”運動表示憤慨和痛心。10月，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成立臨時軍事委員會，以李濟深為主席，陳為總參謀長。11月，“張黃事變”，第4軍同室操戈，陳極為痛心，病體難支，避居澳門養病。翌年1月，李濟深返粵，重掌廣東軍政大權，陳亦從澳門返廣州。但因國事蜩螗，痼疾纏身，遂不問軍政事務，於廣州二沙頭頤養園旁築“可廬”靜居養病。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遷居家鄉清遠白石潭，住在其舊屬陳濟棠等資助修建的“景璦圖書館”中過隱居生活。1944年10月14日病逝於清遠，終年62歲。1945年4月18日，國民黨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中將。 ^[2] 

1920年粵軍勝利回粵後，鄧鏗以粵軍素質複雜，有意收羅一班青年軍官從新成立一個師，借為改造其他部隊之模範。因與陳可鈺商議，以他為參謀長，羅致鄧演達、李章達、陳誠、陳銘樞、張發奎、葉挺、薛嶽、蔣光鼐、蔡廷鍇、徐景唐、陳濟棠、餘漢謀等分任師內各級幹部，編成了粵軍第一師，鄧以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任第一師師長。但此時鄧在總部主持全盤事務，實際上代行了總司令及省長的職權（其時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省長，總部與省府合處辦公）．任務繁重，實無多暇時間顧及一師，師長職權亦不啻由陳可鈺代拆代行。

1921年孫中山就任大總統，決定北伐，出發桂林時，亟須組織一個警衞團，以資保衞。鄧鏗以警衞團長不比平常，必須找個十分可靠的人，方可放心。乃商之於可鈺，陳一時亦想不出一個適當人物，便毛遂自薦。鄧初以參謀長繼任無人而感有難色，後經陳力薦李濟深繼任，遂由一師選出一部分軍官調充骨幹，以李章達為團附，張發奎、葉挺、薛嶽[等]分任營長，南3個營編成大本營警衞團，隨大本營出發。後鄧在廣州被刺身死，陳在桂林接到噩耗時，公誼私情，萬分悲痛，全團立即舉哀帶孝，以志痛悼。

1922年決定北伐改道，中山率警衞團由桂林轉回廣州，仍住觀音山總統府，準備6月16日出發韶關。不意陳炯明叛變，葉舉（時陳炯明宣佈下野，在幕後指揮葉舉以粵軍總指揮名義號令一切）命令洪兆麟及羅獻祥部從前後兩面向總統府包圍，16早開始進攻。事前（15晚）陳已接有消息，向總統報告，但中山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恐嚇手段，不予置信。及夜深風聲轉緊，林直勉等才強迫中山先生改裝，一同離去。時警衞團只有葉挺1個營及薛嶽營之一部（張發奎營及薛嶽營之一部已由桂林直往韶關），陳在敵我兵力大相懸殊之下，督率所部奮勇抵禦，由上午4時直戰至下午3時，叛軍仍無法攻入。熊略派馬育藩前來調議，陳以孫總統及孫夫人均已安全脱險，而此間又糧盡彈缺，無法再戰，遂提出：各官兵不作俘虜看待，要保存府內公物，保全各人生命財產，槍枝集中北較場由指揮部派員接收，士兵不願再當兵者發餉1月遣散等條件，得到對方完全接納後，始罷戰退出。

1923年，陳炯明在廣州附近及西江方面的叛軍，已為滇桂軍所擊敗而遣退惠州，中山重回廣州成立大元帥府，局面又有了一個新的轉機。第一師的1日人如張發奎、葉挺、薛嶽及國民黨中有識者如廖仲愷等均以第一師因鄧鏗死去、陳可鈺離開，復經陳逆變亂，內部派系分歧，支離破碎，已大大改變了原來面目，深致惋惜，認定有重新整頓的必要，並以重建T作由陳可鈺回來擔任最為適當。但這個期望，情況比較複雜，中經梁鴻楷由師長（鄧死後梁為師長）升為軍長、李濟深由參謀長升為師長、陳可鈺亦已調任憲兵司令（因無餉不久便裁撤）的轉折，一時未能實現。待至後來（大約是1925年期間）當一師擴師為第四軍，李濟深升任軍長時，陳可鈺始為四軍黨代表。

陳自仲元死後，與廖仲愷關係最為密切，擴軍計劃，得廖之力不少。擴軍後的第四軍其規模組織雖與一師有所不同，而原來第一師的傳統精神和部隊素質大致尚能保存，且大部分尤其是第十二師（張發奎、黃琪翔、葉挺——獨立團等）、第十師（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比舊時更加有所充實。第十師第十二師（先是旅到瓊崖後改編為師）分別肅清了多年盤據高廉雷瓊的亂軍後，1926年革命軍舉行北伐時，陳可鈺即以第四軍黨代表及副軍長的名義率領這兩個師及葉挺獨立團首先出發，另由陳銘樞派遣黃居素會同劉文島前去策動在湘南起義的唐生智車（陳銘樞、劉文島與唐生智同學並素有交情），為北伐的先鋒部隊，經過湘南、衡陽、長沙、嶽州、汀泗橋、賀勝橋、漢口武昌、馬迥嶺等各戰役，成為當時北伐軍長驅直進的局勢。其中汀泗橋及賀勝橋兩役，尤為北伐軍戰史上最赫赫的戰績，將雄踞中原的北洋軍閥吳佩孚主力擊潰，而且直下武漢，奠定了革命軍北伐勝利的基礎，第四軍因而獲得了“鐵軍”的稱號。江西方面蔣介石嫡系王柏齡軍屢攻馬迪嶺不下反為孫傳芳軍所敗，幾於全軍覆滅。陳又率十二師往援，一舉而攻下馬迥嶺，遂開闢了革命軍東進的坦途。陳於途中因飲食不慎，疲勞過度，患了腸結核症，醫治無效，日益嚴重。在武昌克復，將第十二師擴編為第四軍，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兩軍以張發奎、陳銘樞分別升任軍長後，便辭職去日本就醫。

1927年4月12日武漢政府宣佈蔣介石叛變罪狀，免去其本兼各職，而蔣亦聲言於4月18日組府南京，因而形成漢寧分裂。當時蔣以轄下各軍多非善戰隊伍，深恐武漢方面大軍東下，尤其對第四、第十兩軍顧忌更大。因而特別注意張發奎（其時張已兼併了十一軍，並被任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的動向，因而又想到陳可鈺與張發奎的關係，派人去日本請陳回國，以期籠絡爭取陳為己助。陳原非一個對革命有深刻的認識者，而是舊社會的一個潔身自好的人，對蔣個人的慣用權術及陰謀險狠，雖有不滿，但對蔣的上司地位則是尊重的，遂應邀回國，屈從蔣意，致書於張發奎，勸張與蔣合作。張得書後隨即回覆，由該軍的團長以上各將領聯合簽名，請陳到安徽某一地點訓話，表示一致擁護，然蔣介石阻止其行，繼張發奎再給陳一信，表示：“景瑗先生一日在南京，發奎之兵必不東下”。蔣以此有了保障，乃安心開府南京。因之蔣對陳十分倚重，初極力要他作總部參謀長，因陳堅辭，改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國府委員。

漢寧分裂未久，武漢方面亦於7月後走向公開叛變革命，與南京一樣進行“清共”，遂向南京方面的軍事將領放出重新合作的呼聲。南京方面將領亦認為前此由於一方面反共一方容共而分裂，現在自可重新合作，一致反共。經過一番醖釀，武漢方面舉出朱培德為代表，南京方面推定陳可鈺為代表，雙方會議於江西湖口。會議實際沒有討論什麼，只要求武漢政府遷來南京，言歸於好，便算了。同時，在南京方面參加醖釀合作的又只限於軍事將領人員（蔣不在內），沒有其他國府委員參加，且在場有人提出：“我們這樣的主張，不知那班長衫佬（其時國府委員多穿長衫）贊成不贊成？”多數人又説：“管他們做什麼？”當這個消息傳到那班“長衫佬”的耳朵時，他們認為“有槍桿的人，既不理睬我們，我們又何必賴在這裏呢？”遂有吳稚暉、胡漢民、張靜江、蔡元培、王寵惠等五委員出走的事，同時又有蔣介石下野退居奉化的事。

張發奎自1927年南昌“八一”起義後，已成勢力孤單，亟欲得一地盤，從事休整，再圖發展。汪精衞、陳公博等（他們沒有去南京）遂乘機慫恿他回師廣東。其時廣東是李濟深的地盤，以過去四軍關係，不便率兵直入。適陳可鈺在廣州頤養院就醫，汪即函陳代張請求，函中意説：“向華（張發奎號）一軍自經葉挺暴動處境極為困難，請念袍澤之誼，設法予以維持”等語。陳接函後，知其用意所在，因和李濟深商量結果，撥張開拔費一筆並指定北江地區為該軍駐紮之所。汪精衞、陳公博等亦一同回粵。李濟深並讓出省政府兩個廳，由陳公博任財政廳長，謝嬰白任農_T廳長。部署略定，陳要汪、張兩人暫時出國遊歷，不要再多管國內之事，軍隊，可安心放在北江訓練，並謂中國局面如此，前途不患無發展機會，但目前萬萬不宜輕舉妄動云云。汪張當面滿口答允，旋又出示以買得的出國船票作證。陳以此事告一段落，遂安心由柯醫生開刀割腸，閉門謝客。乃陳之割口未愈，而張、黃之事變發生（反李濟深），汪亦並未出國，而是從中主持。陳聞之極為痛心。他認為張、黃事變，是由於他在李濟深面前作了保證所致，因而自慚對李欺騙。汪張雖屢至頤養院求見，均被拒絕。隨得柯醫生的幫助，用電船護送他去澳門養病於盧九花園。張軍未幾為李濟深軍（第八路軍）所擊敗，殘部退出粵省，陳後常以第四軍從此分崩離析，引為畢生憾事。蓋其所關心的，只是一個封建集團，一個封建勢力的歷史盛衰也。

李濟深方面的粵桂軍（陳銘樞軍亦參加）平定張黃事變後，不久陳亦回來頤養院，遷入自行新建i家村（梁培基、高奇峯與陳等3家）中的可廬休養。其屋貼近頤養院，面臨珠江，風景甚佳。每日除由柯醫生來診視服藥外，以讀書自娛。在養病期間對葉挺失敗後的生活至為關心，聞葉往外國遊歷費用及回澳門時的生活費（未出組新四軍時）均竭力資助之。1日四軍十師中將領如陳銘樞、蔡廷鍇、戴戟等則比較疏隔，唯蔣光鼐對他極表尊重。論及蔣介石對人態度時則謂他“用得着時則萬分殷勤，用不着時則棄之如遺，實是個極反覆無常的人，故事後許多人要反他”。陳七八年來均蟄居於三家村中，沒有離開過。、至盧溝橋事變後，始遷回其家鄉清遠白石潭。

白石潭的地方，峯巒起伏，山青水秀，有小桂林之稱。陳得各舊屬及友好資助曾建一座圖書館於此（名景瑗圖書館）。各方贈送書冊甚多。陳即住於館內，仍以讀書、寫字或吟詩為日常生活，1944年死於其景瑗圖書館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