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再勵

中共七大候補代表。1898年生，湖南省平江縣人。原名陳翰生。曾用名餘再勵、李平安、餘載利。貧苦農民家庭出身。12歲起學徒當裝紙工人。參加工人運動，任湖南平江縣紙工會副委員長。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6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馬日事變後任中共平江長田區區委書記，組織農民武裝。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928年參加平江農民暴動和二月撲城鬥爭。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紅五軍第一縱隊特務大隊黨代表。後仍留任地方工作，任中共區委書記。1930年7月至9月任中共江西萬載縣委書記。

1931年後任中共湘鄂贛省委總務部部長，參加了創建發展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3年後曾任湘鄂贛軍區東南分區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至1934年11月任湘鄂贛省蘇維埃執委會總務部部長。1934年8月至1935年5月任中共宜（春）萍（鄉）縣委書記。

1936年3月至1937年間曾任湘鄂贛軍區西北軍分區政治委員。1936年4月至1937年2月任湘鄂贛省蘇維埃執委會執行委員。1937年任中共東南特委書記、湘鄂贛軍區東南軍分區政治委員等職。率部參加艱苦的反“圍剿”作戰和三年游擊戰爭。全國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1943年3月至12月任新四軍巢含支隊政治委員、中共皖鄂贛區合巢廬中心縣委書記。參加1940年皖南反“掃蕩”、雍家鎮、運漕鎮戰鬥。後到延安，人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5月至1947年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民運部部長。1948年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總政治部民運部部長。同年1月至11月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直屬隊黨委常委。1949年9月隨軍南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務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廳廳長，三三一廠廠長、黨委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12月至1958年3月任中共廣西省委常務委員、廣西省副省長、廣西省人民政府黨組副書記。1955年2月至1957年4月任廣西省第一屆政協副主席。1955年2月至1957年9月任廣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委員會主任，1956年4月至1957年1月任中共廣西省委交通部部長。1958年5月被錯劃為右派。後調湖南省政協任委員。1979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對其被錯劃右派予以改正，恢復名譽，恢復黨籍。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75年10月13日因病在長沙逝世。 ^[2] 

陳再勵同志是一位歷經坎坷，由一個放牛娃成長為副省長的老紅軍。他原名陳翰生，1927年秋改名李平安，1929年改名為餘再勵，1949年從東北軍區南下湖南工作時改名陳再勵。

陳再勵同志於1897年11月生於湖南省平江縣安定區思村鄉的一户貧農家庭，幼年無錢讀書，只跟父親識字，10歲起開始放牛，12歲當織布的童工，15歲時改做裝紙工。1924年，青年的陳再勵加入了黨領導的東鄉蔡倫紙業工會，被選為副會長。1925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平江縣紙業工會副委員長，領導工人開展罷工鬥爭。1927年“馬日事變”後，任平江長田區委書記，組織游擊隊參加秋收暴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歷任紅五軍第一縱隊特務大隊黨代表、區委書記、湘鄂贛省委總務部長、東南分區政治部主任、西南分區政委、湘北鄂南特委書記兼分區政委等職。在敵人殘酷進攻的白色恐怖下，他英勇機智，鬥爭堅決，努力完成任務。1937年3月和5月，他先後兩次被敵人抓捕，被捕後他堅強不屈，機智脱險。脱險後即刻奔回他所在的縫衣廠，集合工人和在廠休養的傷員馬上轉移，並通知兵工廠及土豪看守所一同轉移，保護了黨組織的安全。

抗日戰爭時期，陳再勵同志歷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游擊隊巢湖支隊政委等職，為動員羣眾參軍參戰，擴充部隊，打擊日寇，奪取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1939年間，陳再勵同志的妻子塗豐雲(四川省人)在蕪湖抗日前線犧牲。1943年11月，陳再勵同志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以後，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出席了第七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解放戰爭時期，陳再勵同志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民運部長等職。他日夜操勞，培養了大批部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為徹底打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貢獻了力量。

1949年9月，陳再勵同志隨軍南下到湖南，任省委委員、民政廳長。他曾帶領工作組深入湘北平江、瀏陽等老蘇區調查走訪慰問軍烈屬，並親自同蘇區幹部羣眾商量制訂生產建設計劃。他步行在平江縣辜家洞、灶門洞、白水、蘆洞等山區村寨考察，幫助在大革命時期遭受嚴重破壞的“無人區”恢復發展生產，他還向湖南省政府打報告，請求撥專款開辦造紙廠，發展山區工業。

陳再勵同志目睹新中國成立後工農業生產百廢待興的局面，向省委打報告，提出到基層工作的請求。1952年7月，省委調他到國防工業三三一廠任黨委書記兼廠長。他繼續發揚老紅軍的優良傳統，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齊心合力扭轉了該廠的虧損局面。

1954年3月，陳再勵同志任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同年12月調到廣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長，1955年2月兼省人委交通辦公室主任、省一屆政協副主席。在廣西工作期間，他生活樸素，作風正派，關心羣眾生活。當他下到縣、區、鄉(鎮)調查研究，發現部分幹部虛報糧食產量，強迫命令徵購糧食，造成羣眾口糧短缺、患水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時，痛心疾首地在省委常委會和省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批評，並嚴肅提出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請求中央調撥糧食資金，認真處理犯官僚主義錯誤的有關領導幹部的問題後，遭受到有關領導的打擊報復，並被批判鬥爭，錯劃為省委黨內“右派集團”的首領，沉冤21年。在這期間，陳再勵同志於1975年10月3日在長沙含冤病逝。

陳再勵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對黨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但他的生活是慘淡淒涼的。他和眾多的革命英雄一樣，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結束了自己悲哀壯麗的一生。

陳再勵同志被錯劃“右派”以後，於1958年秋回到湖南長沙，他向湖南省委提出要求，要到老家平江縣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改造自己。省委考慮到，陳再勵同志是一位已經年滿60歲的曾經在大革命時期負過三次傷的老紅軍，不宜再參加生產勞動，便交待省委組織部，對他的安排給予照顧。省委組織部經過研究，就將陳再勵同志下放到離長沙市20公里的省農科院居住，還給他加了一個“顧問”的頭銜。陳再勵同志就在省農科院內的一座套間平房(有小廚房，沒有廁所，後來才加了一間廁所)裏度過了兩年“改造”生活。直到1960年秋摘掉“右派帽子”後，才回到長沙擔任湖南省第二、第三屆政協委員，直到1975年去世。

陳再勵同志在省農科院生活期間，十分艱難。當時迫於政治上的壓力，他的在省科委工作的妻子倪黃文同志同他離了婚，倪黃文同志帶着小女兒陳萍，住在省科委，陳再勵同志只帶着10歲的兒子陳健在省農科院居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倪黃文同志每月都帶着食物和日用品去農科院看望陳再勵父子一兩次。省農科院在長沙縣的東屯渡，是個偏僻的村莊，村裏只有一間糧店，一間雜貨店和一鋪肉攤，離公社所在地的架梨籲還有5公里。在“大躍進”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陳再勵同志患了水腫病，為了補充營養，他曾經三次去離住地100多公里的老家平江縣去買雜糧。他在1967年11月30日寫的一份向紅衞兵的“交待”材料中寫道:" 1960年我得了水腫病，那年2月去了一趟平江，主要是想搞點吃的東西，其次看看家。回去後，平江的老戰友幫我買了10餘斤茶油，20個大煎餅，幾斤花生，幾條臘肉，還有幾斤紅薯絲做的面。”從這份“交待材料”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困難處境。

陳再勵同志在農科院生活的兩年裏，一直堅持着謹言慎行的原則。他每天除了買菜做飯以外，就是看書看報，或者同農工們一起幹些輕活，學些科學種田的知識，要麼就和鄰居的幾位老朋友下象棋。當年農科院的人事處長、後來任院黨委書記的謝愛之同志回憶説:“陳再勵同志到農科院來，是準備安分守己地過隱居生活的。兩年來，他從不到院裏的辦公室，從不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從不參加院裏的任何活動，也不同在職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往來。他對任何人都不説消極的話，也沒同別人吵過嘴。他沒事的時候就到幼兒園走走，看看孩子們唱歌、遊戲和認字，還為幼兒園捐過款。陳再勵同志嚴格要求自己，不論是去長沙還是去平江，都是坐公共汽車。我們對他十分尊敬，他在我們的心中，是一位十分正直、清苦而富有愛心的老人。”

1960年秋，廣西區黨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為當時被劃為“陳再勵反黨集團”的6名成員，摘掉了右派“帽子”，並把這個通知轉到了湖南省委，湖南省委根據廣西的《通知》，專門安排陳再勵同志到省政協工作，並將他接回長沙。陳再勵同志接到通知後，告別了農科院的小平房，帶着簡單的被鋪和衣物，坐着院裏的吉普車，回到了長沙，住在北區麻園嶺附近市武裝部的宿舍裏，並同與他在下放時期共度飢寒，患難相助的43歲保姆許愛雲結了婚。許是一位獨身的農村婦女，1958年經農科院院長張化如介紹照顧陳再勵父子的生活，她待人十分善良。在三年困難時期，她做飯時，三口人，只煎兩個雞蛋，一個給陳再勵同志，一個給讀小學的兒子陳健，她自己只吃青菜，陳再勵同志過意不去，把煎雞蛋挾給了許愛雲，説:“你比我勞累，我不吃。”許愛雲説: “你身體不好。我不吃。”最後，陳再勵勉強地吃下了這個雞蛋。陳再勵同志給許愛雲錢，讓她買咔嘰布或毛料，做一件衣服，許只買了一塊平紋布，陳再勵同志看了很不高興，把布丟在了一邊。就是這位保姆出身的農村婦女，一直陪伴陳再勵同志度過了13年艱苦歲月，其中有5年是在醫院病房裏度過的，直到陳再勵同志臨終前，她守在病牀前，看着他閉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