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像

所謂阿育王像，指的並非是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阿育王所造釋迦牟尼佛像的略稱，在中國東晉、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國帝王、僧侶階層和信眾中有特別的信仰和崇奉。流傳過程中，阿育王像雖然在不斷的完善，但其像本身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西域古制”。

據記載，中國出現阿育王像的時間最早可以推溯到東晉時期，其流傳多集中在蜀郡、荊州長沙寺、揚州長幹寺等長江流域一帶 。漢文的《阿育王經》七卷，最初由西晉安法欽譯，此後又被敕徵召扶南國名僧僧伽婆羅再譯。梁武帝對阿育王廣興佛法的事蹟頗為仰慕，據《歷代三寶記》十一：“阿育王經十卷，天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於楊都壽光殿譯，初翻日，帝躬自筆受”。即梁天監十一年(512年)僧伽婆羅在揚州壽光殿開譯時，梁武帝親自作記錄。

有關阿育王像的記載多見於《高僧傳》、《續高僧傳》，又散見於《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廣弘明集》等書中。在眾多的阿育王像中，以《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所記長幹寺阿育王像最為著名。有學者認為阿育王像可能是自天竺經西域進人中原，然後流傳江東 ^[1]  。

從四川地區出土的單體阿育王造像來看，阿育王像有以下幾個特徵 ^[1]  ：

1、碩大的束髮狀肉髻。

2、明顯的八字形的鬍鬚。

3、杏仁狀睜開的雙眼。

4、通肩袈裟，袈裟衣紋呈U字形。

5、通過造像斷痕，可以推斷左手握袈裟一角，右手施無畏印。

目前國內出土的阿育王像實例只發現於成都地區。

成都西安路出土，像背後有銘文：

“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杜僧逸為亡兒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養，願存亡眷屬在所生處值佛聞法，早悟無生，七口因像及六道含靈普同斯誓，謹口。”太清五年，即公元551年，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一尊有明確紀年和確切出土地點的名副其實的阿育王像（《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11期）。這尊佛像的發現，使我們第一次知道了僧史上所記的阿育王像到底是什麼樣式。觀察實物，從佛像的通肩式大衣的u形衣紋組合排列和螺發形式上看，還是屬於印度馬土臘系統的佛像，但蓄有唇須，面相上多少有些犍陀羅佛像的味道，圖像中的外來因素較多。

萬佛寺遺址出土（劉志遠《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像上有銘文“益州總管趙國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軀”。據《周書》卷5《武帝紀》上：“保定……二年（562）……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衞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併為柱國，又以招為益州總管。”《周書》卷13《譙王儉傳》：“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周書》卷21《子機傳》附《子帶韋傳》：“天和……五年（570）……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可知，趙國公宇文招為益州總管的時間在保定二年至天和五年之前，所以此像的製作時間亦在其中。

四川省博物館還藏有數尊與此類似的阿育王像，可以知道，當年阿育王信仰在益州是比較流行的。成都地區出土的形制古樸的阿育王像與同時期的其它佛像有着顯著的不同，這些特徵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羅地區創始期的佛像。

在四川巴中南龕摩崖造像中，亦有一尊相似的造像，位於現編號83號龕中。龕為帳形龕，龕內造三尊佛像，時代為唐開元時期，中尊佛像坐在須彌座上，雕出雙頭，為分身瑞像；左側立佛立於仰蓮圓座上，左手上舉指天，右手下垂指地，有學者認為是指日月瑞像；右側立佛圓形頭光，火焰紋身光，螺發，面容豐腴，雙眼圓睜，嘴唇上雕出鬍鬚，上身穿通肩袈裟，u形重疊衣紋，左手施無畏印，右手前伸握袈裟一角，跣足，立於仰蓮圓座上。過去的研究將之定名為“于闐海眼寺瑞像”，根據我們前面介紹的阿育王像特徵，此像應定名為阿育王像似更為準確。

在龍門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層，有唐代淨福寺比丘尼淨命造一龕阿育王像。龕為圓拱形，阿育王像面部殘，高肉髻，通肩袈裟，u形重疊衣紋，右手撫於胸前，左手於腰部握袈裟一角，跣足，立於覆蓮圓座上。在龕的左下方有寬10釐米，高11釐米的造像題記，內容為“景福寺尼/淨命為亡/和上敬造/阿育王像記”。這也是目前見於報道的唯一一尊唐代阿育王像造像實例，可以和文獻的記載相互映證。

在龍門西山惠簡洞右上方的崖壁上，有一橫長方形大龕，在正壁兩側各開一龕，龕各雕一立佛。左龕立佛頭殘，通肩袈裟，u形重疊衣紋，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於腰問握袈裟一角；右龕立佛頭部經過後代裝修，已失去原有的風貌，亦着通肩袈裟，u形重疊衣紋，右手撫於胸前，左手於腰部握袈裟一角。此二像與前述比丘尼淨命造阿育王像基本相同，亦應為阿育王像。

敦煌莫高窟323窟為初唐時期開鑿的洞窟，在內室南壁有一組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的感應事蹟壁畫，其中一個畫面為：海中立一尊金佛像，放五色光。佛像束髮狀肉髻，面部特徵不很清楚，穿袒右肩袈裟，腹部以下衣紋為重疊的u形，右手施無畏印，左手下放體側，掌心向後。從榜題的內容可知，此像即為阿育王像。與內地的阿育王像不盡完全相同，可能敦煌地區有自己流行的粉本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