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總結財經工作經驗給謝覺哉的信

關於總結財經工作經驗給謝覺哉[1]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謝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2]令財、建兩廳起草的，不是另要別的計劃。你説有了今年（1941年）經驗，計劃會要實際些，是對的。今年（1941年）有很豐富的經驗，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條經驗，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萬人與一百四十萬人合作）解決了問題，證明政策是對的，辦法是有的。至於執行政策中的錯誤缺點（邊幣中，鹽的產運銷中，糧食中，税收中，公營工商業中），都由於缺少經驗之故，今後應該着大力於糾正。今年（1941年）的所以採取這些政策，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等）。凡人（包括共產黨員）都只能根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説話，做事，打主意，定計劃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故注意吸收新的經驗甚為重要，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會作。邊區有了今年（1941年）經驗，明年（1942年）許多事都好辦了。今年（1941年）經驗教育了八萬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萬人（富縣報告可證），教育了幹部，也教育了領導者。善於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説。這些意見，未加深究，提出作為你的參考。高崗[3]同志送來一個材料，值得注意，閲後請退還高同志。徐老[4]生活的敍述看過，已交組織部，中央準備一般地解決這個問題，不但徐老一人。此問日安！

毛澤東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5]可加入黨團[6]，共六人，請提出中央局。政府黨團向中央局負責，是執行中央局決定的，其任務是堂握政策，總結經驗，大事須經中央局批准。

我説鹽的官督民運含有部分的強制勞動，不説半強制勞動，就是你説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須承認這部分強制的必要性，第一，農暇必須去，非去不行；第二，公鹽六萬馱，不但今年（1941年），明年（1942年）還是必須的，應列入明年（1942年）預算中。春耕秋收動員，也帶部分強制性，但運鹽的強制性，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與完全無償的軍事動員如運糧，經濟動員如築路則大有區別。但運糧築路也是必須的，也得承認之。只反對勞民傷財有損無益的動員。又及。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1]謝覺哉，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

[2]林老，指林伯渠，當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3]高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陝西橫山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4]徐老，指徐特立，當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

[5]周文（一九〇七―一九五二），四川滎經人。當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

[6]這裏指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黨團，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在政府、工會、農會及其他羣眾組織中建立的黨的領導機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中，黨團改稱“黨組”。

抗戰時期毛澤東財政思想的基本內涵

毛澤東財政思想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它涉及到財政與經濟關係的各個方面，不是用一兩句話就能全面概括的。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確定“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實行“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

1.“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一切為了抗日”

在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鬥。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要實行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和抗戰的全面爆發，毛澤東指出：“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放在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黨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戰勝日寇。”新的財經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裝部隊一切必要供給，滿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並和敵人的經濟封鎖和經濟破壞作鬥爭為目的。在毛澤東這一財政思想指導下，邊區政府實行“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政策。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邊區人民以高度的抗日熱情，踴躍交納救國公糧，他們説：“公糧不算少，但八路軍要吃，不吃飽怎麼打仗？就更多些，我們也要辦到。”對此，毛澤東説，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但要對人民的事業採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否則就“不是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而是照舊不變甚至變本加厲的無益於國有益於敵的財政經濟政策”。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必須發展工業。毛澤東指出，我們陝甘寧邊區的工業建設，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樣，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關於總結財經工作經驗給謝覺哉的信》中，毛澤東指出，之所以採取這些政策，“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毛澤東提出的戰時財經政策，奠定了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的基礎。

2.“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

各個根據地的中心問題，都是經濟問題。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這是毛澤東思想在財經工作實踐基礎上的重要理論概括。在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説，在根據地上，我們必須發展經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確定不移的財政方針。

正確把握經濟與財政的關係 正確把握經濟與財政的關係，是毛澤東財政思想的重要內容。

首先，發展國民經濟以增加財政收入。瞭解財政與經濟的關係，首先就要了解經濟對財政的決定作用，這是毛澤東財政思想的核心。早在1934年毛澤東就強調，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把發展生產作為抗日根據地的十大政策中最重要的四項任務之一，他説，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無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這深刻地闡明瞭經濟與財政之間的辯證關係，強調了經濟對財政的決定作用。在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指導下，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陝甘寧邊區除1944年略有超支外，1943和1945年兩年均有盈餘。盈餘數分別佔預算收入的0.5%和3.52%。這個事實充分説明了只有生產發展才能充裕財政的道理。

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後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税收。這是一種積極的理財思想，它着眼於開闢財源，擴大收入的基礎；不是消極等待經濟的發展，而是要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大力發展生產才能為財政收入的增長開闢源遠流長的源泉。為此，毛澤東要求廣大黨政軍幹部學會領導經濟。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他指出，中心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説來，就大多説同志説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兩項工作中，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對於這兩大任務來説，生產尤為中心之中心。因為只有發展生產才能解決經濟問題、財政問題和其他一切問題。

其次，不能忽視財政對經濟的反作用。財政問題是國民經濟問題的綜合反映，財政政策的好壞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好的財政政策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反之，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甚至扼殺經濟發展的活力，破壞現有的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財政必須促進經濟的發展，不能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和增加財政收入而阻礙經濟發展。他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説，要制定“有利於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財政經濟政策及其實施辦法”。這從正反兩方面説明了財政對經濟的重要影響。

強調財政對經濟的反作用的同時，也要反對單純財政觀點。毛澤東説，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這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作怪的緣故。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毛澤東認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錯誤的方針。就必然會阻礙經濟發展，把財政引向絕路，最終使財政陷於無法擺脱的困境。

“公私兼顧”、“軍民兼顧” 在公私關係上，應堅持“公私兼顧”、“軍民兼顧”。我們黨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口號，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毛澤東説，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是財經問題的決定點之一。毛澤東説，如果我們努力地發展了公私經濟，我們就能支持不論時間多久的戰爭，而是精力不至於枯竭。1942年12月，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原則，就是“公私兼顧”，或“軍民兼顧”。

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顧，才能增加生產，推動邊區經濟發展。1941年8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陝甘寧邊區工作方針的決定》，強調，發展經濟應以民營為主（第一是農業），公營為輔。公營經濟在邊區經濟中還不佔主要地位，但公營經濟也是邊區的領導力量。正如任弼時所説的，各種公營企業如果都能夠依據公私兼顧、互助合作的方針，處處從全體人民（包括自己在內）利益出發，那它就自然在150萬人的生產與消費中起組織與調節的作用。故公營經濟事業成為我們幫助財政供給兩大來源的一個主要基礎，如果公營經濟繼續發展，人民的負擔可以減輕，民力也可以得到休養。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只有軍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豐衣足食。邊區的黨和政府，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軍民兼顧”的方針，調動軍隊與民眾兩方面的積極性，有力地推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使邊區渡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爭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由此可見，“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兩個原則，必須注意不要違背。

謝覺哉（1884—1971），湖南省寧鄉縣人，又名煥南。1921年參加新民學會。曾主編《通俗日報》和《湖南民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春到上海，負責編輯《紅旗報》和《上海報》。1931年秋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共湘鄂省委政冶秘書長、《工農日報》主編、省委黨校教務長。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毛澤東秘書、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七七”事變後，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代表。1939年後，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西北局副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法律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建國後，歷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二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