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中游擊區

1986年第二期《黨史研究》發表的閻景堂《關於“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從“游擊區”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黨的領導、武裝力量、遊擊根據地、國共和談和編入新四軍等），論證了閩中與其他十四塊游擊區並駕齊驅，提出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八省十五個地區”的新説，糾正了“十四塊游擊區”的傳統説法。

閩中地處福建沿海兩個中心城市—福州和廈門之間，腹地為興化灣平原。這裏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發達，經濟富饒，是國民黨統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帶。雖然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中央主力紅軍沒有經過這個地區，但這個地區並非沒有開展遊擊武裝鬥爭；相反卻是福建大革命時期建黨的三個地區之一，①也是最早開展武裝鬥爭的地區之一。自1928年3月在閩中莆田縣的廣業山區成立第一支農民游擊隊後，這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就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1930年，福建省委先後派軍事幹部陳華、黃琬到莆田，把原有的游擊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三軍第二○七團。莆田的毗鄰仙遊縣也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八團。當時的省委書記羅明説：“據我的回憶，閩中當時以莆田為中心進行過武裝鬥爭。有一天，我與一位同志去莆田游擊區，參加過一夜的游擊戰爭。敵人增派部隊來包圍時，我們在現場通知游擊隊撤退到山區。以後，閩中是成立了特委，由鄧子恢擔任書記。”②

1930年10月，福建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王海萍偕省委巡視員鄧子恢到莆田建立閩中特委之後，即把紅二○七團改編為福建紅軍游擊隊第二支隊，“準備有計劃的進攻敵人，在莆田、仙遊、福清、惠安一帶遊擊，打擊海軍與消滅當地民團常備隊，創造這幾個縣的赤色區域”，並在“莆田廣業山區開始土地革命。”③

同年12月底，紅二支隊在莆田外坑遭到敵人重兵包圍，領導人在突圍中被捕犧牲，年輕的外坑蘇區慘遭摧殘，武裝鬥爭第一次失敗。1931年2月，福建省委常委專門召集閩中黨組織的領導人王於潔等到廈門省委機關總結閩中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並作了《決議》，確定莆田仍恢復黨的縣委建制，要求縣委克服失敗觀念，吸取經驗教訓，繼續組織武裝鬥爭。

外坑失敗後，經過一年多的組織發動，這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又蓬勃地開展起來。據《福建工農報》1932年3月29日報道：“莆田、仙遊、永春……農民起來鬥爭，原有的游擊隊後因領導不好。故無形失敗，現該三縣均恢復起來，而仙遊游擊隊戰爭發動更有成績，曾組織領導羣眾，打入捐税局，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個地區的遊擊武裝鬥爭，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採取穩步發展的方針，得到了鞏固和發展。1933年5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向中央所作的《關於福州的工作報告》中説：“現莆田、福安、連江三縣的游擊隊，各擴大到五十人左右，在佈置春荒鬥爭中成分上有很大的改造，尤其反土匪流氓的鬥爭，得到了極大的收穫。現在游擊隊是可説才真正成為工農的武裝，才相當能夠執行遊擊戰爭的任務。”

1934年4月，由於福州中心市委遭敵特破壞，市委主要領導人叛變。莆田中心縣委和仙遊縣委亦遭牽連而被摧殘。事件發生後不久，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原莆田中心縣委書記）王於潔立即回到莆田整頓了黨組織，重建了游擊隊，並在莆田農村連續發動武裝暴動，以配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與此同時，福州中心市委宣傳部長黃孝敏和互濟會主任劉突軍也撤退到福清，把福清縣委整頓改組為中心縣委。

閩中是塊有黨的堅強領導，有過蘇維埃政權的老游擊區，小規模的游擊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就開始，並一直堅持下來。而進入三年游擊戰爭時，其武裝鬥爭既不像蘇區那樣由正規戰轉為游擊戰，也不像新游擊區那樣從頭開始拉隊伍打游擊，而是由原來的游擊戰爭向更高的水平過渡和發展。

1934年冬，國民黨集中主要兵力“追剿”長征紅軍，並對各蘇區進行軍事“清剿”。而地處敵人統治中心和福建沿海交通樞紐的閩中地區，反動武裝力量卻相對薄弱（從福州至泉州約200公里的公路幹線只駐一個師）。閩中黨組織便利用敵人的這一空子，在敵後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使敵有後顧之憂，以鉗制敵人的力量。

這時，在王於潔、潘濤等領導下，莆田全縣武裝骨幹集中組成了一支可統一指揮的紅軍游擊隊，於同年12月奇襲了常太楓葉塘鎮，摧毀了這個地區的反動堡壘，一舉繳獲20多支槍、子彈數千發，從而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打響了閩中三年游擊戰爭的第一槍，開闢了常太遊擊根據地。與此同時，黃孝敏、劉突軍也在福清成立一支30多人的工農紅軍福清遊擊大隊。到了1935年3月，閩東遊擊區的西南團陷敵重圍，部隊被迫解散。連江縣委書記魏耿、西南團團長楊採衡和共青團連江縣委書記陳雲飛率骨幹20多人渡海撤退到福清，加入了福清遊擊大隊。接着，福清中心縣委派陳雲飛打入羅漢裏匪窟，爭取了劉阿和所部，從而開闢了羅漢裏遊擊根據地。

同年5月，莆田和福清兩個中心縣委在鬥爭中聯合起來，成立了閩中特委，並把兩支游擊隊統一改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從此，閩中地區兩支武裝游擊隊和兩塊遊擊根據地，在特委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主動出擊，使敵人疲於奔命。10月初，第一支隊在肅清羅漢里根據地範圍內的土匪、民團之後，隊伍發展到100多人，於是首次遠距離行軍至莆田，襲擊大洋田糧處。當時國民黨《莆田日報》對此作了如下報道。“本月5日4時，田賦處大洋分櫃被劫，匪眾八十餘人，綁去鋪差方春霖一名，繳去糧務隊快槍八杆”。“據聞該案系永泰屬一都之土共所為，查該股土共約百餘人，槍械齊整，佔據一都，將近三日”。

大洋被游擊隊襲擊之後，國民黨駐軍第九師第四十九團團長夏德貴立即電告“綏靖司令部’，説永泰、莆田、福清三縣邊區有共黨百餘“出沒騷擾”，並“派該團曾營長率本部進剿”，還“函三區專署派永泰保安隊協助包抄”。④但結果是一個營的正規軍和一個連的保安隊被游擊隊不足一個連的兵力擊退於福（清）永（泰）邊的一都。而當四十九團在福莆永邊“清剿”一無所獲之際，第二支隊卻在莆田常太根據地周圍打土豪、攻民團、殺惡霸，搞得轟轟熱烈。尤其是1936年1月公開鎮壓惡霸、鋪差韓覲侯之舉，影響更為廣泛。當時還貼出署名“中國人民抗日義勇軍閩中第二支隊”的佈告，宣傳支隊宗旨：“本隊是抗日民族自已的武裝隊伍，徹底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賣國賊及一切軍閥漢奸出賣東北四省與華北華南，誓死保衞中國領土完整，爭取民族自由解放，凡是擁護我們抗日的個人和團體，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應團結起來。反對我們抗日及壓迫民族的人，是漢奸賣國賊及其走狗，我們在廣大民眾擁護及要求下，決以革命紀律制裁之”。

第二支隊在莆田的一系列革命行動，使敵人不得不把第四十九團從福清調到莆田來“清剿”。這次對莆田根據地的“清剿”，由敵夏德貴團長親自指揮，時間持續達三個月，除正規軍外，還有壯丁隊百餘名，保安團一箇中隊，“分四路由下宮、漈兜、渡口、外坑等處進兵兜剿”。儘管敵人採取“三光”政策，但根據地軍民團結一致，不屈不饒地頑強鬥爭，使敵人無計可施，連國民黨報刊也哀嘆無可奈何。如“進剿”際川時，敵兵看到的是：“該村鄉民似完全匪化，當軍隊未進剿之前，早已遷往高山，牆壁上貼滿反動標語；迨軍隊撤返渡口村休息時，忽發現右翼之外坑村山口有匪共三十餘人向軍隊射擊。”⑤又如“進剿″外坑時，因游擊隊和羣眾事前撤到山上，敵人“只焚雷光熙之樓房一座”，又“將該山四面放火焚燒”；當游擊隊為救護羣眾而“冒火衝出與剿共軍激戰約有兩小時之久”後成功地撤去時，敵人只好以“卒因山深林密，且天色已晚，未便窮追，至被其趁機逃入深林中脱去”⑥為由而自圓其説。

閩中兩支游擊隊不僅敢在山地上同數倍於己之敵打游擊戰，牽着敵人的鼻子團團轉，而且還把游擊戰爭打到福廈公路幹線和福州市郊。1936年初，正當敵人集中兵力“清剿”莆田常太根據地的第二支隊時，第一支隊即沿着福廈路北上，連克閩侯大義鄉和滬嶼鎮的民團、保安隊，前者打垮民團一箇中隊，繳槍20多支，後者擊斃負隅頑抗之敵9人，繳獲步槍60多支和機槍一挺。在兩戰告捷後，又於1936年2月下旬，在福廈路的閩（侯）福（清）交界地段部署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即河村橋伏擊戰），俘獲福建省銀行副總經理韓疆士等7名國民黨要員和一批槍支、現鈔、黃金、銀元等物。這一仗打得乾淨利落，使國民黨福建當局大為震驚。當敵人從福州派出憲兵四團和省保安一團聯合趕到出事地點企圖“兜剿救援″時，游擊隊早已挾帶“肉票”揚長而去。繼而敵又調駐莆田之第九師四十九團和駐福清的保安五團配合包圍；省府還“派飛機一架，在出事地點附近偵察。鐵甲車兩輛亦駛往協助逡巡”，“綜計各路兵力，當在三千以上”。⑦敵人如此興師動眾卻奈何不得游擊隊。為了打破敵人對羅漢里根據地的“清剿”，王於潔親自趕到永泰後溪，沿莆永邊的山區小路，把第一支隊帶到莆田常太根據地同第二支隊會師。就這樣，敵人歷經三個月的多兵種“清剿”，以不得結果而告終。

敵人對羅漢裏根據地的“清剿”被粉碎之後，閩中特委決定把兩支游擊隊合併整編為一支隊伍，繼續活動在福廈公路的莆田地段上。游擊隊先襲擊了駐莆、仙交界長嶺路段上的保安隊一個排，斃敵8名，繳槍8支。繼而攻入設在莆田第三大集鎮黃石的國民黨區署，擊斃巡官和區警4名，繳槍30多支。1936年下半年，國民黨駐軍第九師換防，由第八十師二三九旅旅長錢東亮部進駐閩中（旅部先設莆田，後遷泉州）。錢東亮一到莆田，立即命令所部第四七八團團長李鼎彝親自率兵主持“剿共”。游擊隊則運用“敵進我退”的靈活機動戰術，從常太根據地撤到莆永邊的仙溪。而當敵人再次部署兵力分三路撲向莆永邊的根據地仙溪時，游擊隊又機警地提前撤出，並沿着原第一支隊所在的福莆永邊的根據地殺回馬槍，直插敵之後方，再次奇襲福廈公路上的官口鎮，鎮壓了該鎮反動聯保主任潘德仁，“散發了抗日救國傳單”⑧。就這樣，閩中紅軍游擊隊與強大的敵人巧妙周旋，反覆較量。在堅持不懈的鬥爭中，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還擴大了政治影響，使敵人不得不承認閩中紅軍游擊隊的存在，從而接受閩中黨組織提出的談判條件。

同兄弟游擊區的情況一樣，閩中游擊區的黨組織是在長期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獨立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直到1936年秋，閩中特委書記王於潔幾經輾轉才與廈門市工委取得聯繫，由廈門市工委幫助同南委接通關係。因此，閩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開始歸南委直接領導。但由於交通阻隔，南委只能用把《救國時報》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處的辦法，讓閩中特委領導人瞭解全國的革命形勢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1937年2月，閩中特委領導人從《救國時報》上了解到“西安事變”的情況和黨中央關於“聯蔣抗日”的新方針後，正召集特委會議研究貫徹，不幸由於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憲兵特務所圍捕，造成特委領導人集體犧牲的慘重損失。倖存的特委軍事部長劉突軍主持成立閩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領導職能。同年4月，閩中工委派黃國璋赴香港與南委接頭，姚鐸代表南委指示閩中工委“可以選擇有利時機和國民黨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⑨。閩中黨組織根據南委的指示精神，從中華民族的切身利益出發，於8月12日向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發出和談倡議，並主動派出代表進城與國民黨莆田縣黨務指導員黃士豪和縣長夏濤聲先後舉行談判。經過一番鬥爭，在閩中黨組織堅持要保留紅軍原有人員幹部、保持黨的獨立領導等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下，於8月28日初步達成協議。但是在隊伍改編的番號問題上，國民黨方面提出要把游擊隊納入當地駐軍第八十師編制。由於閩中工委領導人對抗日形勢的估計不夠全面，認為“日寇可以隨時席捲而入閩，整個福建的漢奸政權可以做內應”，“這次不出去，我們的政治生命就完結，羣眾對我們（會）不信任”，⑩終於同意把閩中紅軍游擊隊200多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師特務大隊，劉突軍和楊採衡分別任正、副大隊長，部隊下山駐莆田城郊。11月，國民黨方面又藉口金門淪陷、閩南告急，要把特務大隊調往泉州。而閩中工委領導人在不知道漳浦已發生何鳴事件的情況下，片面認為去泉州可以爭取恢復安南永根據地”，又可表示我方的合作誠意，結果上了國民黨頑固派“調虎離山”的當，犯了類似閩南何鳴的錯誤，埋下了“泉州事變”的禍根。

12月，閩中工委代表黃國璋到香港與南委接頭後，瞭解到《中共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指示》的精神，遂意識到部隊進城駐紮是一大隱患。當時南委採取兩項應變措施：一是把閩中工委劃給閩粵贛省委領導，以便及時指導工作；二是鑑於劉突軍已公開露面，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況，決定閩中工委書記改由黃國璋擔任。1938年1月，黃國璋到達永定，向省委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等彙報了閩中的情況，這是閩中第一次與其他游擊區的黨組織取得聯繫。同年1月17日，省委寫給南委的報告中專門談及閩中的問題：“黃國璋同志已來我處，今下午討論他的工作，很快佈置他回去開展那邊的鬥爭。”“但莆田一帶紅色部隊點編宣佈歸八十師指揮，為八十師特務大隊，現已開往泉州，駐紮整訓了。這包含有危險性，就是那邊當局企圖變這一部隊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調離閩中，不能達到閩中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極大作用的武裝力量，除我已向項英陳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師交涉達到能夠為閩中抗戰作羣眾武裝的骨幹為將來開展游擊戰爭之用外，南委也儘可能設法爭取這一要求的實現”。

國民黨當局為了不讓閩中赤色游擊隊加入新四軍，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改變這支隊伍的性質。開始是提出要特務大隊擴編為正規營調到浙東抗日，且提拔劉突軍任中校營長，但遭到劉突軍的婉言拒絕。當看到劉突軍不上圈套之後，便下決心重演“漳浦事變”的故伎，一邊秘密殺害劉突軍，把駐泉州的閩中游擊隊包圍繳械，一邊製造“劉突軍不服從命令”的謊言搪塞輿論。國民黨頑固派的這一陰謀遭到共產黨組織的及時揭露。當時閩西南特委（張、鄧、譚率第二支隊北上抗日後，閩粵贛省委改為閩西南潮梅特委，由方方任書記）機關報《前驅》發表三篇評論文章予以揭露。方方還以“樨華”為筆名，親自撰文駁斥頑固派的背信棄義行為：“據説（閩中赤色游擊隊之被繳械）是因為‘不服從命令’；‘不服從命令’的原因説是因為劉突軍同志不肯擔任八十師的營長，共產黨員不做官，怕做官已成為一條罪狀了，而且這種‘罪孽深重’竟致‘禍連’全隊士兵了。這不曉得是新民法，還是新刑法，還是戰時手法？倒值得我們來‘研究’與‘學習’。”⑾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負責人王助、範式人則以合法身份找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據理力爭，迫使對方不得不同意把閩中赤色部隊送交新四軍，讓其赴皖南抗日前線。

閩中游擊區是在不瞭解中央“八·一”指示精神的情況下，比較早與當地國民黨談判，並把紅軍游擊隊納入國民黨部隊序列；而1937年10月2日國共兩黨達成談判協議，宣佈將南方八省各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時，閩中游擊隊早已被編入國民黨部隊。直到1938年1月中旬，閩粵贛省委才正式向項英和東南分局報告了閩中游擊隊的改編問題。3月“泉州事變″之後，新四軍和東南分局才正式確定把閩中游擊隊收編進新四軍。迨至5月，新四軍軍部由巖寺遷至太平縣之後，閩中游擊隊才從福州行軍到軍部報到。所以，在此之前的新四軍編制序列中當然不可能有閩中游擊隊的名稱。由於以上歷史原因，新中國建立後編寫的某些有關新四軍的資料，因單純根據最早的新四軍編制序列，便漏掉了閩中紅軍游擊隊。但另外一些著作則有記述，如1963年由新四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第26頁注：“軍部特務營由湘南、閩中等地游擊隊編成。”再如《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刊載袁偉《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沿革概況》也稱：“軍部直屬特務營，由原湘南和閩中的紅軍游擊隊編成，共八百餘人。”

閩中游擊區和其他游擊區一樣，在中央紅軍長征後的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的任務；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精神，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終於保存了黨組織，保存了武裝力量和大批幹部，並加入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

1988年12月27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批示同意把閩中作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一塊獨立游擊區。至此，由於歷史種種原因而被長期遺漏的閩中游擊區終於得以確認，正式載入中國人民革命的光輝史冊。  閩中游擊區是在非蘇區和沒有正規紅軍部隊參戰的條件下，完全由閩中地方黨組織領導的游擊隊在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中開創出來的一塊獨立游擊區，處在國民黨福建當局嚴密控制的地區，鬥爭是極為艱苦和殘酷的。

  1934年1月，十九路軍“閩變”失敗後，國民黨政府加強對南方各省的地方統治，派陳儀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又從上海調來破壞共產黨白區組織最富有經驗的憲兵四團進駐福州，並在福建省推行“保警合一”的治安建制，把全省各類地方武裝統一改編為l4個保安團，省府設立保安處，統一指揮調動全省各地的地方武裝，共同對付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游擊隊。1934年4月上旬，中共福州市委被憲兵四團破獲，市委書記陳之樞被捕叛變後，立即波及莆田、仙遊兩縣，叛徒練文瀾帶着憲兵到莆仙兩縣抓捕黨、團員，中共莆田地方組織負責人陶耐存、傅韻簧、江家茂、關慶霖、王德華等陸續被捕。這些人經不經敵人的誘逼，又淪為叛徒，並帶憲兵和特務在莆仙各地誘捕革命同志。一時間，莆仙地區風聲鶴唳，一片恐惶。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共莆田中心縣委領導人潘濤立即將黨的活動轉移到莆田沿海農村，並組織“打狗團”，伺機打擊叛徒的破壞話動。5月下旬，原中共福州市委常委王於潔及其妻子蘇華為了躲避敵特的追捕，從福州轉移到莆田，與潘濤取得聯繫，共同領導莆田地區的反叛鬥爭。 ^[1] 

  鑑於原中共莆田中心縣委領導人多數被捕的狀況，經王於潔提議，中共莆田地方組織負責同志於1934年9月在莆田靈川西厝村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重建中共莆田中心縣委，由王於潔任書記，潘濤、鄭金照、林阿郎、陳建新、黃國璋為委員。同時對游擊隊進行整編，由鄭金照任隊長，潘濤任政委。會上還討論了開闢新區工作，決定派人到莆田山區和仙遊、永泰交界的邊區發展新的活動據點，以便將黨的活動轉移到山區。

  中共福州市委被國民黨當局破壞之後，中共莆田中心縣委便同上級失去聯繫，處於孤軍奮戰的局面。為了爭取得到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王於潔於1934年10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險，前往廈門尋找上級黨組織。王在中共廈門市委處收到《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民族武裝自衞的指示信》，但仍未能與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繫，就同廈門中心市委暫時聯絡。王於潔返莆後，又因聯絡員被捕，莆田中心縣委與廈門市委的聯繫也從此中斷。這樣，莆田中心縣委只好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作出在農村堅持游擊戰爭的決策，在鬥爭中求生存圖發展，並決定將常太山區創建成一塊比較穩定的遊擊根據地，作為中共莆田地方組織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的依託。從此，莆田中心縣委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堅持獨立自主地開展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與此同時，中共福清中心縣委也因福州市委被破壞而失去組織聯繫，在福清的沿海一帶孤軍奮戰。1935年春，福清的沿海地區遭國民黨福建當局的大規模“清剿”，福清中心縣委將游擊隊轉移到福清、永泰、莆田三縣交界的羅漢裏山區活動，並以羅漢裏為根據地積極開展游擊戰爭。這樣，莆田、福清兩縣黨組織和游擊隊客觀上拉近了距離，但彼此之間仍無聯繫。

  莆田、福清兩個中心縣委在創建革命根據地和武裝鬥爭中，彼此都在尋找上級和附近黨組織聯繫的線索，以改變孤立無援的狀況。1935年4月，王於潔獲悉福清游擊隊在莆、福交界處活動時，立即派交通員前往聯絡，從而使兩支獨立活動的游擊隊開始有了聯繫。隨後，為了實行統一領導，以壯大武裝力量，擴大游擊區域，王於潔提議將莆田、福清兩個中心縣委聯合起來。這一提議得到福清中心縣委領導人黃孝敏、劉突軍等人的贊同。兩個中心縣委的領導人於1935年5月在福清縣的樟溪召開聯席會議。與會人員認真分析了閩中的革命形勢，研究了具體的鬥爭策略，認為在未能及時找到上級黨組織的情況下，要依靠自身力量，獨立自主，繼續在本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會議決定在莆田、福清兩個中心縣委的基礎上建立中共閩中特委，推選王於潔為特委書記，黃孝敏、潘濤、劉突軍、餘長鉞、陳炳奎等為委員。特委統一領導福清、長樂、莆田、仙遊、永泰等閩中各縣的革命鬥爭。同時，會議還決定將福清游擊隊改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莆田游擊隊改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並分別以福永邊的羅漢裏和莆仙邊的常太為根據地。進一步發動羣眾，開展武裝鬥爭。會議要求兩支游擊隊在戰略上相互策應，形成整體；在戰術上各自活動，機動靈活。

  中共閩中特委的成立是閩中革命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結束了莆田、福清兩個中心縣委各自為戰、孤立無援的局面；另一方面也為閩中工農紅軍游擊隊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使北起烏龍江畔的峽南，南至惠安縣北部約150公里的福廈公路幹線兩側地區，以及莆、仙、永、福等邊界山區，都成為閩中工農紅軍游擊隊馳騁的戰場。同時，中共閩中特委的成立，不但在組織上為堅持閩中三年游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標誌了閩中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不斷走向成熟，閩中革命武裝在鬥爭中不斷髮展壯大。

  中共閩中特委成立之後，特委主要領導人進行了革命分工：由王於潔、潘濤負責莆田常太根據地的建設，由劉突軍、黃孝敏、餘長鉞等人負責福清羅漢里根據地的建設。閩中特委的成立，加強了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使莆田、福清兩支紅軍游擊隊能夠配合行動，遙相呼應，初步改變過去那種被動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閩中兩塊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紅軍遊擊武裝也在鬥爭中不斷壯大。為了擴大革命根據地，打擊根椐地周邊地區的國民黨地方勢力，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大刀闊斧地肅清了羅漢里根據地周邊的土匪、民團及地方武裝，從而使游擊隊得到發展，武裝力量擴展到100多人。1935年10月上旬，劉突軍率第一支隊襲擊了莆田大洋田賦處，繳獲長短槍8支。同年11月，第一支隊又進攻閩侯縣大義鄉民團，繳獲長短槍20餘支，釋放被押羣眾60多人。1936年初，第一支隊兵分兩路襲擊了閩侯縣滬嶼鎮的民團及保安隊，斃敵9人，繳獲長短槍20餘支，釋放被押羣眾30多人，並破倉分糧接濟貧苦民眾。同年2月，游擊隊又在福清相思嶺地段的何莊橋地區，伏擊了福建省銀行的運鈔車，生俘福建銀行副總經理韓疆士、大田縣縣長薩桓等“國大”代表及政界要員7人，繳獲短槍11枝及一部分金銀和現鈔，造成巨大的革命影響。

  與此同時，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也在積極開展武裝鬥爭，並取得良好戰績。1935年秋，國民黨常太區區長前往仙遊，第二支隊派一支小分隊在途中進行突然襲擊。區長遭襲擊後驚恐萬狀，連忙逃離常太，再也不敢回來作惡，從而使游擊隊在常太地區初步站穩了腳根。1936年1月11日，第二支隊隊長鄭金照率隊襲擊了馬口鋪田賦徵收處，鎮壓了民憤較大的鋪差韓覲侯。隨後，第二支隊又開往廣業外坑攻打了當地惡霸兼民團頭子範少京的住處，將范家的糧食、衣服分給當地農民。經過鬥爭，打擊了根據地周邊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擴大了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的影響。在開展武裝鬥爭的同時，閩中特委還加強了根據地周邊黨的建設。1935年底，在根據地建立了廣（業）常（太）興（太）邊區工委。隨後，又先後建立了17個基層黨支部，發展黨員50多人，從而不但加強了根據地黨的領導，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遊擊根據地。

  閩中工農游擊隊的一系列武裝鬥爭，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震驚，原以為幾個零星的游擊隊躲在山溝溝裏難成氣候，哪知道竟四面出擊，搞得人心惶惶。1936年1月，國民黨莆田駐軍第四十九團派出兩個連的兵力進剿常太根據地，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派陳金藩帶隊阻擊，但因陳在戰鬥中犧牲，游擊隊失去指揮員，被逼退到仙遊九仙宮，據險阻擊敵人，後因夜幕降臨，雙方各自收兵。2月底，國民黨福建當局因“國大”代表被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所捕，馬上糾集了正規軍、憲兵、保安團，以及各縣的壯丁隊、區警隊等3000多兵力，從福清、閩侯、永泰三個方向，採取“分進合圍”的戰術，進攻羅漢里根據地。並派出飛機偵察，鐵甲逡巡，企圖一舉肅清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在國民黨當局重兵包圍下，閩中游擊隊臨危不懼，沉着應戰，採取避實就虛的戰術，穿插於高山密林之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經過3個月的艱難轉戰，終於打破了幾十倍於我之敵的“清剿”，跳出包圍圈，安全轉移到莆田常太根據地，與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在漈川勝利會師。與此同時，國民黨莆田駐軍第四十九團也於1936年4月，再次組織兵力“清剿”莆仙邊遊擊根據地。駐軍團長夏德貴增派兩個正規連協同駐楓葉塘的一個排以及常太壯丁隊，加上仙仙遊保安隊第十一中隊，共500多人，從下宮、漈兜、渡口、外坑四路進兵，實行“三光”政策，妄圖一舉消滅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為了避敵鋒芒，游擊隊動員根據地的羣眾實行堅壁清野，全部撤到山林之中隱蔽。莆田駐軍找不到游擊隊和羣眾，便大肆搶掠，放火燒山。游擊隊立即將羣眾分散到各個山頭，敲竹筒、燃爆竹，大造聲勢，吶喊助威，而游擊隊則集中兵力攻其一路。雙方激戰2個多小時，後因天色已晚駐軍率先收兵。國民黨莆田駐軍在“清剿”未能達到目的情況下，變換戰術改為“駐剿”。即留一個連的兵力常駐楓葉塘和渡口，又在根據地的北部仙遊地區駐一個營，以封鎖根據地的出口，企圖使游擊隊困處一隅。為了打破根據地的被動局面，閩中游擊隊派鄭金照率小分隊抄小路跳出包圍圈，到沿海一帶活動，以造出聲勢，達到調虎離山之目的。但未能成功，小分隊在襲擊笏石的國民黨自衞隊時失利，鄭金照和警衞員犧牲，游擊隊只好撤回莆仙邊根據地休整。

  1936年5月，中共閩中特委在常太漈川召開軍事會議，分析研究了全國和閩中的革命形勢。會議決定將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併入第二支隊，由吳德標任支隊長，劉突軍任政治委員，雷光熙、王鐵成任副支隊長，楊採衡仍任參謀長。兩支游擊隊會師之後，以莆仙邊根據地為依託，積極開展武裝鬥爭。1936年6月中旬，為了粉碎莆田駐軍對根據地的封鎖，劉突軍率20多名突擊隊員連夜從常太出發，襲擊了駐福廈公路莆仙交界的長嶺駐軍一個排，繳獲步槍18支。繼而，游擊隊又轉戰平原，奇襲了黃石鎮第三區區署，擊斃區警4人，繳槍20餘支。隨後，游擊隊又迅速開赴靈川何寨聯保處，揪鬥地霸，繳槍12支。閩中工農游擊隊在沿海地區的一系列武裝行動，不但打擊了國民黨閩中當局的囂張氣焰，而且粉碎了其“清剿”計劃。

  然而，閩中工農游擊隊的存在，始終成為國民黨的一塊心病。從1936年7月起，閩中各縣的國民黨當局又調動700多兵力，聯手“清剿”，圍攻莆仙邊根據地。國民黨軍隊在找不到游擊隊主力決戰的情況下，對根據地的羣眾進行瘋狂的報復，燒殺搶掠。為了保護羣眾的利益，減少損失，閩中工農游擊隊決定主動撤離常太，轉移到莆（田）永（泰）邊區開闢新的遊擊根據地。儘管當時鬥爭環境極為惡劣，敵我力量懸殊，但閩中工農游擊隊在中共閩中特委的領導下，不畏艱難險阻，積極開展武裝鬥爭，從而使革命武裝和根據地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西安事變”後，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時中共閩中特委已與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香港）接上關係。中共南臨委向閩中特委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並對閩中的革命工作作了具體部署。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中共閩中特委決定實行戰略轉變，不再提“反蔣”口號，主動停止對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軍事行動，將閩中工農紅軍游擊隊隱蔽在莆永邊遊擊根據地整訓，為奔赴前線抗日作準備。1937年1月以後，閩中特委從南臨委定期寄來的《救國時報》上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針、並根據《救國時報》所載的中央有關文件精神，摘編成“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團結抗日、救亡圖存”等標語傳單，用快郵代電的方法廣泛散發，進行抗日宣傳，以促進閩中抗日形勢的高漲。然而，國民黨當局迫於全國輿論壓力，雖然不得不在公開宣傳上作出團結禦侮的表態，但在內部卻在加緊執行對共產黨及其革命武裝進行“清剿”的既定方針。閩中的國民黨地方當局通過特務內奸進行大肆破壞活動，企圖以此達到消滅閩中紅軍游擊隊的目的。1937年2月16日，王於潔洪度村主持召開閩中特委會議，商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閩中將如何進一步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敦促國民黨地方當局接受和平談判共同抗日等問題。但因叛徒出賣，特委領導人王於潔、黃孝敏、餘長鉞、潘濤、陳炳奎等相繼被捕，並押往福州憲兵團部囚禁。面對突發事件，倖存的特委主要領導人劉突軍當機立斷，立即召開地方和部隊主要黨員幹部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閩中工委，以暫時接替特委領導。會議推選劉突軍為工委書記，黃國璋、蘇華為委員。閩中工委的成立，從危難中挽救了閩中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而國民黨當局竟不顧大敵當前和民族利益，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的6月23日，將閩中特委5位領導人殺害於福州，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儘管如此，中共閩中工委仍以大局為重，將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以剋制忍耐、忍辱負重的態度，誠心誠意地敦促國民黨地方當局停止內戰、共同禦敵。在共產黨人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地方當局終於接受談判，並於1937年8月底達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協議。至此，中共閩中工委和紅軍游擊隊終於度過了艱難困苦的三年游擊戰爭。1938年4月下旬，閩中游擊隊160多名指戰員告別父老鄉親，從福州洪山橋出發，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譜寫出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