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適詩

從歸隱派詩人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中露出一片淡泊閒適之情不難看出，他是閒適詩的鼻祖，但把閒適詩學思想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當屬白居易，他奠定了閒適詩學思想理論基石。 在他的《與元九書》：“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白居易給出了明確的閒適詩詩歌理論。在他的眼裏，閒適詩是諷喻詩的補充。如果説他在設計諷喻詩理論時完全沒有將個人的情感和個人需要考慮進去，是志在“兼濟”的話，那他的閒適詩則開始考慮個人情感的需要，“獨善”目的非常明確。如果説諷喻詩是政治願望的體現，帶有很大理想成分的話，那麼閒適詩並不考慮詩歌的社會價值，而是注重詩歌的精神愉悦和心靈超越，以滿足他對個人心靈空間的追求，滿足他對人生的形而上學思考。

中國古代士人的精神需求既表現在人世的社會性需要上，也表現在自我精神超越的個性需求上。這構成了中國詩學的兩大源流：一個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詩學觀，偏重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和價值，代表性的有孔子的“興、觀、羣、怨”理論、荀子《樂論》的理論、《毛詩序》等理論，當然也包括白居易的諷喻詩理論。一個是以佛道思想為基礎的以抒發個人情感(包括個人形而上學思考)為目的的詩學理論。閒適詩學理論即是在後一種背景下形成的。

東漢以後，由於文人個人意識覺醒和個人命運的不穩定，抒發個人情感為主的詩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潮流。其中陸機提出“緣情”説可以説標誌着詩學理論的重大變化。在文章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詩學理論長期以來受到肯定之後，以個人情感抒發為基礎的“緣情”詩歌開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陸機的“緣情”之情，已與“詩言志”理論有很大差異。他的情，主要是指個人的感情，和魏晉以來文學的自覺和人的覺醒有直接關係。陸機抒發的情大多是“悲情”，這與他倡導“應、和、悲、雅、豔”的審美標準是一致的。陸機以悲為美的審美觀在中國文學史上非常有影響。

白居易的閒適詩所謂的“吟玩性情”者，也是以個人感情為基礎的。從創作上，陶淵明對白居易有重大影響。陶詩流露出一片淡泊閒適之情，可以被看作閒適詩的鼻祖。陶詩的淡泊之情是自然流露，並沒有上升到理論，白居易的閒適詩學思想卻有着高度自覺。

閒適詩學思想可以説是白居易最有獨創性的詩學思想，也對後世文人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白居易後期的詩學觀念中，閒適詩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詩學觀念，白居易還確立了一種新的審美標準——閒適美。 ^[1] 

“白髮任教雙鬢改，黃金難買一生閒。”（唐·牟融《遊報本寺》）“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唐·李涉《宿鶴林寺僧舍》）“到君居處暫開顏，長愛街西風景閒。”（劉禹錫《秋日題竇員外崇德里新居》）“幾時拋俗事，來共白雲閒”（温庭筠《地肺山春日》）等等，這些詩文名句道出了不少文人的心聲，為我們透露的是詩人們對“閒”的生活和情態的欣賞與嚮往。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看眾鳥越飛越遠了，孤雲也向天際飄走了，只有多情的敬亭山相伴着自己。而詩中所寫獨坐敬亭山時望鳥、觀雲、看山的閒情逸致，正是詩人帶着懷才不遇而產生的孤獨與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懷抱中尋求安慰的生活寫照。【作者】：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唐.白居易《官舍小亭閒望》），這首詩以淡泊知足之心，對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調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適之情卻別有一番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