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樹軍

閆樹軍，1983年11月參軍。1987年畢業於長沙炮院，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曾任某集團軍炮兵旅文化幹事、副教導員，總後幹部輪訓大隊參謀、幹事，後勤指揮學院研究生隊隊長、後勤指揮學院印刷廠廠長。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幹部，大校軍銜，天安門紀念品收藏研究專家。 ^[1] 

閆樹軍部分著作(15張)

1993年在軍事誼文出版社出版《文化百花談》，1994年在九洲出版社出版《京城系列》叢書8冊。1995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天安門歷史檔案》、《中南海歷史檔案》、《釣魚台歷史檔案》，1998年在湖北《今古傳奇》刊物上發表《老英雄的故事》、《老勞模的故事》、《歷史轉型時的第一人和最後一人》、《1980——華北最大軍事演習首揭》、《林彪八大秘密別墅》、《聖堂之謎》等作品，1999年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未來武器》叢書8冊、《人文與戰爭》叢書21冊，2005年在西苑出版社出版《天安門備忘錄》、《中南海備忘錄》、《釣魚台備忘錄》、《京城故事》，2006年在九州出版社出版《細説京城往事》。

專項收藏天安門照片2萬多張、實物1萬多件、圖書畫冊（中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3000多冊。其研究成果，已彙編成《天安門影像志》，涵蓋天安門自建成（1420年）至2009年的全部影像。

2009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圖説人民英雄紀念碑》及天安門系列叢書——《天安門舊影——你沒見過的天安門老照片》、《天安門新影——你沒見過的天安門新照片》、《天安門編年史》、《天安門舊影——老明信片記錄的歷史》、《你沒見過的中華門老照片》，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紅舞台上的永恆——天安門城樓八版毛主席畫像的繪製》、《生日——天安門的慶典》、《我愛北京天安門——1949至2009每月一張天安門影像》。

幾乎每個週末，閆樹軍都要去趟天安門，哪怕只有中午一點兒時間，也要從廣場西門口進去，拍幾張照片再從東門口出來，心裏才踏實。重大活動和節日自不必説，暴雨大雪也必要報到。有人説他是着了魔，但對於閆樹軍來説，儘管天安門和廣場的每個角落都瞭然於心，但“天安門有股神奇的魅力抓住了我，每次去都覺得新鮮”。

吸引他目光的不僅是那巍峨矗立的城牆，還有流連於廣場的人羣。他曾深情地描述：“天安門及其這塊世界最大的廣場上，彙集了人們全部的情感。天安門及其廣場上，可以説是消費了世界最多膠片的一方土地。在這些膠片裏，攝下了偉人們在公眾活動裏的精彩瞬間，記下了共和國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和刻骨銘心的時刻，記下了普通與不普通的心情，記下了老百姓難忘的昨天和珍藏的記憶。”

從面朝黃土的農家娃成為專門收藏和研究天安門的學者，推動閆樹軍前行的就是這份對天安門扯不斷的牽掛和摯愛。由他撰寫的天安門系列叢書《天安門舊影》、《天安門新影》、《天安門編年史》等達十餘本，新近彙編成的《天安門影像志》，涵蓋了天安門自建成的1420年至2009年的重要影像。同時，他還專項收藏天安門照片20000多張，實物10000多件、圖書畫冊3000多冊。

6歲，準確地説是1971年開學的第一天，小學一年級的閆樹軍在語文課堂上，聽老師激情地講起，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朦朧中他對天安門有了印象。

1976年唐山地震，家鄉河北遵化王迷寨的房屋毀損過半，當時的縣委書記王國藩來到廢墟中的學校慰問，踩在桌子上，揮着拳頭做了一次閆樹軍終生難忘的講演：“你們聽，”我們順着他的手勢看，直升機在上邊盤旋。“你們看，”空中在投壓縮餅乾、水、衣服。緊接着他説：“我們要好好幹，幹出成績就有可能上北京，到北京就可以看到天安門。”天安門從此烙在少年的腦海中，成為他心向往的一個夢。

從荒遠的鄉村到終於站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上，閆樹軍經過了18年的等待。為了將自己與天安門的距離拉近，他參加高考，高考敗北後又參軍，參軍後幾經周折才幸運地分到北京郊區，卻一直沒機會進城，只能遙望着天安門的方向暢想。

終於，1988年10月6日，24歲的閆樹軍獲得去北京市內辦事的機會。上午11時，他來到朝思暮想的天安門，巍峨的城樓比想象中更高，更威嚴，心裏既激動又有些美夢成真的恍惚。他面對天安門城樓，先在國旗杆前，莊嚴地敬了一個禮，接着以標準的軍人軍姿，深情凝望着天安門，足足站了20分鐘。

在北京停留的四天半，閆樹軍特意選擇正陽門前一家旅館的頂層，他要看晨曦中和黃昏中的天安門。但不同於那些跋山涉水進京看到天安門，再留下一張廣場前合影就心滿意足的人們，天安門廣場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牢牢吸引着年輕戰士閆樹軍的心神，也隱隱牽引着他走向研究和專項收藏的漫漫長路。

1991年，閆樹軍憑努力考上解放軍藝術學院，終於可以和天安門更加親近。在校兩年，他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去天安門廣場，甚至曾一步一步地丈量過天安門廣場的長和寬。也是從這一年，閆樹軍開始小部分收藏天安門的相關文物。課餘的時間，他常常是一個饅頭、一壺水，就在圖書館裏泡上一整天。兩年裏將國家圖書館所有的地方史志類書籍通覽一遍，其中，從元代的《皇元建都記》、《大都志》到明代的《順天府志》、《北平考》，再到清代的《天府廣記》、《京城古蹟考》、《日下舊聞考》等典籍，更讓他“對天安門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它的存在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閆樹軍的藏品本身就具有無言的震撼力，兩萬多張從晚清、民國至今，不同歷史時期的天安門影像圖片，一萬多件有着天安門符號的郵票、明信片、車票、獎狀、年畫、雕刻……種種想象不到的、獨一份兒的老物件帶着温潤的歷史細節井井有條擺放着。

收藏首先就是時間、金錢不計成本的投入，閆樹軍多年的好友蘭草記錄下幾個片段足可以證明。“這些年，樹軍為收藏天安門有關文物，可以説是傾其所有。為了將開國之初修建天安門城樓的28張未發表照片尋到，將1969年重建天安門的手寫用料賬單拍下，他飛上海、赴漢口，到長春、去瀋陽，參加現場拍賣；為了一張難得的天安門城樓懸掛蔣介石畫像的照片，硬是託人從德國花300美金買到了原片；僅有一張天安門照片的大厚本外文圖冊，他寧可全部買下，也決不讓那張天安門照片從眼前流走……”

業餘的時間全搭了進去，每月的工資一發大半就投在天安門收藏上面，一有時間就去潘家園、報國寺、琉璃廠等舊貨市場報到；進而發動身邊的同事、親友，甚至全國各地的“淘友”提供線索，真有點兒“走火入魔”的勁頭。用閆樹軍自己的話説，“我對所有和天安門有關的東西都上癮。”

功夫不負有心人。18年來，有關天安門的物件源源不斷地湧上他案頭，光品種就可以細分為55類——晚清、民國時期老照片上的天安門，外國出版物中的天安門，毛主席像章上的天安門，郵票上的天安門，宣傳畫上的天安門，年曆上的天安門，票證上的天安門，器具上的天安門……

物件有價，真情卻更加可貴。身處藏品中間的閆樹軍無疑是最幸福的人。他雙眼放光，每一樣藏品的來歷、故事張口就來，拿起厚厚一本照相冊隨手一翻就準確地講述出這是某年某月的天安門影像。這份兒對天安門由衷的摯愛也讓他的收藏生涯中不乏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奇遇。

那次閆樹軍如常來到報國寺尋覓有關的藏品。他一眼就瞥見路邊正經過的一位女孩兒手裏有個天安門造型的物件兒。“多少年在古玩、舊貨市場淘寶，我這眼睛早就練得毒了，對於和天安門有關的藏品都特別敏感。”閆樹軍介紹。他走上前，果真是件天安門石雕作品，工藝十分精細，自然想要收藏。女孩兒卻表明石雕由同樣熱愛天安門的父親親手雕刻，絕不會出售。閆樹軍沒有灰心，誠懇邀請女孩兒去看自己的收藏，逐件兒細緻講解。參觀結束，女孩兒爽快地説道：“將櫃門打開。”隨即將天安門石雕擺件，放在收藏櫃中，接着才解釋，“能收在這兒，我父親也會覺得欣慰。”

許多珍貴的藏品同樣來自於感動，藏者皆是被閆樹軍那份痴情打動後慷慨出讓。百歲老人張致祥可謂傳奇人物，1949年他擔任開國大典主席台佈置的總指揮，為天安門城樓所做的經典佈置保留至今。閆樹軍幾次登門拜訪，一片執著打動了老人，不但詳細回憶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還將自己保留的163張珍貴照片傾囊相讓。這中間有1950年天安門大修繕的照片，以及當年羣眾在廣場上的單槓表演和進行“跑馬叼羊”的照片，絕對獨家。

如今，閆樹軍經常會收到一些素昧平生者的來信，無償地將自己在天安門前拍攝的老照片相贈。“每次收到這樣的照片，心中就湧起一股温暖。”閆樹軍動情地説道。

每得到一件兒藏品，閆樹軍必要考證一番，其產生的年代、材質、獨特內涵……那些充滿歷史細節卻沒有時間標註的老照片兒是他耗費最多心血、也探尋出最多獨到發現的藏品。

一次，閆樹軍託人從國外的博物館翻拍了一張攝影師費利斯·比託的老照片，從照片上天安門的建築和閆樹軍對於天安門地區攝影史的研究，他初步判斷是費利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隨英法聯軍來京時拍攝的。之後閆樹軍在2008年9月27日英國國家博物館的文化交流展上看到原片，果然是1860年。但他仍不滿足，想要搞清楚是1860年幾月幾日，最後通過多方關係從國外買了一本費利斯·比託全集，終於找到照片兒的清晰標記1860年10月29日。這也是迄今發現天安門地區最早的一張照片兒。

還有一次，閆樹軍在國家圖書館翻閲民國時期的舊報刊，忽然在1928年8月24日的舊上海《時報》上，找到一則北平天安門上新繪總理（孫中山）畫像的消息。閆樹軍立即敏鋭地判斷出這是天安門上首次懸掛偉人的肖像畫，如果不去深究，大可以依照報上日期確定是8月24日。但憑着對那段歷史的瞭解，在那個連年征戰、交通不暢的年代，不會像現今這樣報道迅捷，當天的事就可以見諸報端。那到底是1928年的哪一天？閆樹軍開始仔細梳理民國北平歷，1927年6月20日，南京政府宣佈將北京改為北平，7月6日，蔣介石、馮玉祥等在香山碧雲寺總理陵前舉行北伐完成告祭典禮。7月7日，北平各界200餘團體近10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北伐“勝利”大會……最終認定是7月7日，專為北伐“勝利”佈置的大會主席台。

就是靠着這份不得真相誓不休的執著，閆樹軍考證出1949年至今，天安門城樓共懸掛八種版本毛主席畫像的詳細因由。為此，他多次拜訪幾代主筆畫家，更找到一直隱姓埋名的第四代畫家王國棟老人，憑誠意打動老人，得到第一手的詳細資料。閆樹軍憑翔實的圖文資料，將那些鮮為人知或被誤讀的歷史公之於眾。如毛澤東首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時間，一般公眾皆認為是在開國大典時。但據閆樹軍考證是1949年7月7日，為慶祝抗戰勝利12週年，毛澤東在大雨中振臂高呼“人民萬歲”。

“到我手的東西，只進不出。”這又是閆樹軍不同於一般收藏者的收藏準則，儘管不乏收藏品價值翻倍、甚至幾十倍，轉手即可換取鉅額利益的機會。一次閆樹軍在私人藏家手中買到一本原日本軍官的攝影集，照片真實記錄下日本軍隊發動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對天安門地區的野蠻破壞，反映的是不可抹殺的歷史事實。正在閆樹軍對這本影集的照片深入研究的時候，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的老總得知了這一藏品，開口就是5萬元購買，隨後是8萬元，最後開出10萬元，都被他一口拒絕了。

收藏天安門18年來，這樣的情形數不勝數，閆樹軍從未動過心。因為從那些沉澱着歲月煙塵的老物件兒和斑駁影像上，能真切觸摸到一段段波瀾壯闊的時代風雲，折射着國家和社會的歷史變遷，更寄託着一位位國人最真切的情感。 又一個18年，心血融入《天安門影像志》

年復一年，閆樹軍一點一滴地將散落於各地、備忘錄、斷代史、歷史檔案等等中的天安門歷史碎片整合起來，一個歷史鏈條在腦海中，慢慢地清晰起來。他的天安門收藏本就是由研究引發，最終還是回到深挖物品承載的歷史內涵上。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心中誕生——彙集天安門明清、民國、新中國和新世紀以來各個不同時代的重要影像，重點突出從1949年至今天安門的變化，以編年體體例，完成一部天安門史志。

他深知其中的艱難，“要保證天安門史志的系統性、連續性，使歷史不能斷代，着實不易。用圖來説一個故事，比敍述一件新聞的難度要大許多許多。”但用影像作為基本材料為天安門立志的決心已下，他就用最笨最累但最有效的辦法開始。 閆樹軍調閲出1949年至2008年的全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的合訂本，一頁一頁仔細翻看，凡有天安門的或有以天安門為背景的影像記錄或與天安門的相關文字，一一摘記，並掃描成影像。閆樹軍的同事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房間的四角、桌上都鋪開了成摞的報紙，只見閆樹軍先是雙腿站立，再單膝跪在椅子上，接着雙膝，最後乾脆趴到桌子上，忘記午飯、忘記時間、連續幾個月，掃圖成像到凌晨四時……如此耗時耗力，也讓他曾長期失眠，每日依靠安定才能入睡。

接着是拜訪那些新中國成立以來拍攝過天安門的知名攝影家們，孟昭瑞、牛畏予、宋連峯、王可信……每一位都是多次登門，有時為了一張照片就要來回約見十幾次。功夫不負有心人。以拍攝1949年開國大典而聞名的軍事攝影家孟昭瑞老人拿出所有存貨説，“想要哪張你挑吧。”而牛畏予更將幾張珍貴的人民解放軍第一次進城的照片無償提供給他。

多年積攢下的天安門老照片則訴説着改朝換代的風雲變幻：如朱棣遷都，蒯祥營造、承天門被毀、天安門重建；同治皇帝大婚、隆裕太后出殯；天安門前新牌樓；在天安門城樓實施最後一次金鳳頒詔；清末天安門的第一盞電燈；民國初的天安門豎起告示牌：“由此往南只准行人往來”……

18年的心血融匯成的鉅著《天安門影像志》即將出版，幾千張圖片涵蓋了天安門自建成的1420年至2009年的重要影像。閆樹軍配著的圖説則將圖片背後的歷史和故事娓娓道來。“面對每張照片，就如同面對昨天的歷史。歷史有沉重的時刻，也有輕鬆愉悦的瞬間，攝影凝固了這些有意味的畫面，而文字又將所有的疑惑釋開。這部《天安門影像志》交給你的是一部沉甸甸的近代史。我做這本影像志是給所有像我一樣出生在農村，在農村臉朝黃土背朝天，終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輩子都沒機會看看天安門的人的。其實就是你出生在北京，你也未必知道天安門過去所有的一切，我給你做完了這道豐厚的文化大筵，只需你來品味……”閆樹軍在書的後記中這樣寫道。

新著《天安門編年史》完成時的一幕至今還深深刻在閆樹軍的記憶裏。一個徹夜伏案的夜晚，終於為圖文並茂的書稿畫上句號。 ^[2]  此時，陽光已悄然灑落在帶着墨香的稿紙上。電話驟起，好友蘭草關切的聲音傳來：“書稿怎樣？”閆樹軍百感交集，不知怎的一首老歌的旋律湧上心頭：“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昇 ”第二句剛剛開頭，好友也加入到小合唱中。兩人正在興起，一個清亮的童聲傳來，“我愛北京天安門 ”女兒的童聲讓他幾乎落淚。

多少次，閆樹軍拍天安門，女兒就在一旁拍他。潛移默化間，女兒張口就能説出天安門的一些歷史，一看到與天安門有關的物件，也要條件反射似地幫他蒐集起來。因為天安門收藏佔據了全部心神，平日裏他算不上“稱職”的好父親，但能在女兒心中延續這份對天安門的熱愛，讓他倍感欣慰。

傳承，也是閆樹軍為未來定下的主調。如何讓凝聚自己心血的藏品面向更廣大的觀眾？在他看來，大家越是覺得熟悉的地方，越未必真的瞭解。“天安門從解放前雜草叢生，西側一片巨大垃圾堆，是如何一步步擴建、改建成我們熟悉的天安門的？天安門的華表什麼時候移了位置?在什麼位置是拍攝天安門全貌的最佳地點？ ”閆樹軍一口氣提了一大堆問題，轉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是天安門最熱忱的推廣者，曾經還勸説在廣場執勤的警察隨身帶上相機拍攝天安門。一日在陽台上看到下大雪，他立刻飛奔到天安門拍攝，真有點兒“不瘋魔不成活”的架勢。

他心中在醖釀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在北京建起一個天安門文化中心，內含三個主題展館 天安門圖書館、天安門影像館、天安門實物館，將自己的藏品分門別類展覽出來。還要到儘可能多的地方舉辦公益展，要到全世界每個國家辦一次天安門展，讓更多的人深入地瞭解天安門。憑一己之力想要完成如此開拓性的設想，困難可想而知，閆樹軍靠的還是那股夢想支撐的“軸”勁兒，“天安門是新中國的象徵，歷史的傳承總要有人來乾的。”

採訪結束時，閆樹軍拿出一個泛黃的老信封，圖案是一個小孩站在一塊巨石上手持望遠鏡遙看天安門，他手指小孩動情地説：“那就是我。”從6歲開始，等待了18年走到天安門城樓下，又是18年，一步步走近天安門的前世今生，未來，他將永遠是那個深情凝望天安門的孩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