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

呂家坪盛產橘柚，民風淳樸，過路人可以隨手摘橘子解渴，分文不取。附近蘿蔔溪的橘園主人滕長順富甲鄉里，為人義氣公正，堪稱模範，兒女均能幫助他興家立業，三女兒夭夭最美最嬌，活潑瀟灑，人稱“黑中俏”。最初攪動這裏恬靜安詳田園生活的，是傳聞中的“新生活運動”。楓樹坳看管滕家祠堂的老水手滿滿，把“新生活運動”與會帶來兵荒馬亂的軍隊相等同，鬧出不少笑話。見多識廣的滕長順對他説，“新生活”無非是走路要靠左，不許赤腳赤臂上街，對鄉下人只是麻煩可笑，推行不通。直接威脅鄉里安寧的，是駐鎮的保安隊。保安隊長強迫滕家賤賣一船橘子給他們，私運到下游去發洋財，對夭夭虎視眈眈，尋機進行調戲，他還和地方上當權的“委員”們相勾結，對村民敲詐勒索，用借款、派糧、派捐、派伕役等種種名目，“將那些手足貼地的人一點收入擠去”。滕家和橘鄉的平靜生活從此布上愁雲。夭夭的哥哥三黑子聽説家裏遭到有權勢人的欺壓訛詐，立刻“火氣上心”，説“沙腦殼，沙腦殼，總有一天我要用斧頭砍下一兩個！”作品最後，橘鄉人都沉浸在社戲的鑼鼓聲中，夭夭仰視滿天晚霞樂觀地説：“好看的都應當長遠存在。” ^[9] 

《長河》的寫作也許可以追溯到1934年。根據《邊城》的《題記》所説，早在1934年的那次回鄉探親時，沈從文便萌發了寫作另一部與《邊城》相對應的小説的願望，儘管當時還僅僅只停留在構想或者説“預備”階段：“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 ^[2] 

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1938年沈從文與楊振聲、朱光潛等一大批大學教授一道逃離北平。經過五個多月的“南渡”流轉，他在家鄉湘西做了短暫停留。這一路以來，身體抱恙的他一方面拿着不多的餘錢精打細算，一方面又思念滯留在北平的嬌妻稚子。1938年4月12日在寫給張兆和的信裏，沈從文透露自己要“預備寫一本大書”的計劃。 ^[1] 

沈從文於1938年到達昆明，在昆明創作並完成了長篇小説《長河》的第一卷。《長河》原計劃要寫成多卷本，但第一卷之後，沈從文未能繼續後面的寫作，《長河》遂成未竟之作。 ^[6] 

滕長順是呂家坪蘿蔔溪村的橘園主人，“就中橘園既廣大，家道又殷實，在當地堪稱首屈一指的，應分得數滕長順。”規模出產的農產品必須依賴市場才能實現商品價值，所以，“到園中摘橘子時，就辭去了別的主顧，用自己船隻裝橘子到常德府做買賣。”作為一名種植專業户，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尚未充分現代化的社會空間內，滕長順的市場參與行為不僅時常受到動盪時局的嚴重影響，例如小説所述“自從民國以來，二十年中沅水流域不知經過幾十次大小內戰，許多人的水上事業，在內戰時被拉船、封船、派捐、捉伕的結果，事業全毀了。”往往還要承受來自非市場化的“官-商”關係的壓力。 ^[5] 

作為小説裏的丑角，貪財好色的保安隊長實在與這片民風淳樸之地格格不入。根據文中對隊長的交代，他有在省城念中學的經歷。這表面看似是一個熱血少年努力求學的勵志故事，作者卻把他在大城市的見識集中成與交際花戀愛的花花往事。他對夭夭的關注，無非是無關愛情的一時起意。結合他駐村之後的表現，在城市的學習甚至變成了他諸多惡習的萬惡之源。陋習集合體保安隊長與試圖糾正鄉民不良生活習慣的“新生活”政策之間構成強烈的反諷。保安隊長作為被城市侵蝕過的朽木，就算回到淳樸的鄉間，也再不能生髮出具有生命力的枝芽。 ^[8] 

老水手是小説第一個出場的主要人物。兩個鄉下男人閒談時，他還偶爾插話，三人的氣氛歡快明朗。可等到婦人加入聊天，三個人東一句西一句地談論起“新生活”時，老水手卻一言不發了。他沉默，恰恰是因為他在乎。老水手思索了許久，安慰自己家徒四壁的人是用不着怕“新生活”的。又轉念想到有錢人早已搬去城市，不用受這份成天擔驚受怕的委屈，自己又不明白“新生活”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心裏不免還是忐忑。此後對老水手的人物塑造，幾乎離不開他對“新生活”的執迷，這一點也成了貫穿人物始末的特性。二十年間，內戰頻發。“世界既然老在變，這地方自然也不免大有今昔，應了俗話説的， ‘十年興敗許多人’。”若長順是幸運“興”的那個，那麼老水手就是倒黴“敗”的那個。年輕時的老水手也曾在這激流暗湧上為生計打拼，只是再辛勤也抵不住造化弄人，先是喪妻喪子，後又船隻失事。在外漂泊十五年，卻只是混了個頭發花白，鎩羽歸鄉。年近花甲的老水手理應看淡世事變遷，卻怎想他竟是個“在本地真算是對新生活第一個抱有幻想的人物”。 ^[8] 

她是家中老夭，相貌出眾，性格爽朗，父母兄弟對她無不寵愛，曾借住在她家的老水手滿滿也對她疼愛有加。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她自然沉溺於鄉村生活的恬靜美好，不願被“新生活”或是任何變動打亂習慣的生活節奏。在這部作品中，不光是老水手不再囿於辰河兩岸的家長裏短，哪怕是少女夭夭，就算她依舊保持在少女的矇昧狀態，也對外界的“變”有所期待。比如“摘橘子”一節的她對老水手説，希望她爹長順能帶上她裝上橘子去漢口賣。她的理由是想看城裏人吃橘子是不是真的要榨汁，其實透露了少女對“城裏”的好奇心。她裝橘子進城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這一番進城的見聞才是她渴望的無價之寶。但夭夭對“城裏”的渴望也只是停留在好奇的層面。在“楓木坳”一節，老水手説起夭夭要是生在鸚鵡洲，住在洋樓裏，就不必怕未知的變化。夭夭卻不以為然，覺得城市裏既沒有橘林一片，又沒有牛羊牲畜，有的只是渾濁的大河和自己並不熟悉的路。鄉村於她而言是親近的，有安全感的，可操控的。 ^[8] 

《長河》以一種準確而簡練的筆觸，以辰河沿岸為代表，真實地寫出了湘西地方的風物和人情的細部，表現出了在戰局和政局的雙重陰影下的湘西社會的騷動。現實主義寫作的一大難題便是如何突出瑣碎事件的重圍，迅速抓住描寫對象的特點。這些特點必須要能夠充分表現那個對象，從而更大限度地讓讀者在想象中還原該對象。《長河》中用以狀物寫人的細節處處可見。作者寫辰河地方，一一寫到了這裏物產、植被、貿易、教育、過去的習俗和現在的變化；寫夭夭的外表，則説她“身個子小小的，腿子長長的，牙齒白，鼻樑完整勻稱，眉眼秀拔而略帶野性，一個人臉龐手腳特別黑，神奇風度卻是個‘黑中俏’”；寫她愛好，則寫到她精巧的竹揹簍，藍布的衣裳，圍腰上的小花，以及對石子蚌殼楓葉等物的美學意義上的喜愛；寫社戲，又從頭到尾展示了邀請戲班子、搭建指揮塔台、請有名望人物出場等流程，自然，作者還為讀者展示了看戲過程中的各種人物的情緒、穿戴和活動情況；寫保安隊長的庸俗可笑，會寫到他打狗罵雞的滑稽場面，寫到他對白金手錶的炫耀……正是這些細節描寫，賦予《長河》以真實性，讓讀者得以從《邊城》製造的那個純粹的美學體驗狀態下抽身出來，認識到《長河》的現實意義。 ^[2] 

沈從文同情着鄉土社會的傳統之美，甚至欣賞着苗民的矇昧和淳樸。他意圖以湘西地域和苗族根性為文化資源，建構起一種詩意的健康的人生形式，從而對現實世界形成一種反諷和激勵。但當他拋棄對湘西的創造性想象，“忠忠實實和現實接觸時”，也看到他所傾心的那種文化資源本身的危機，看到了熟人社會在以個體利益為追求的現代性社會前的戰慄，看到了美好人性的淪喪和神性的庸俗化。總之，在歷史的進程前，《邊城》中的“牧歌”湘西即將成為明日黃花。因此，現實主義精神讓沈從文不得不把《長河》中代表傳統的人們寫成“不配擁更好命運的人”。橘子園主人滕長順是否能夠保住他的產業，老水手在新形勢面前是否還能應付得來，會長的生意是否能在戰局下維持等等問題都是嚴峻的、缺少希望的。從此前沈從文筆下城鄉二元的格局，不難發現，在他看來，無論都市如何墮落變遷，但湘西依然保留着一種健康而美好的生活狀態和人生形式。而《長河》寫出了湘西地方的“宿命的結局”，這引起了沈從文的“痛苦”。所謂“宿命”，無非是説湘西一來逃不脱現代化的進程，二來躲不了戰火的焚燒。 ^[2] 

《長河》中辰河兩岸的橘子樹林“爛漫照眼”，一年又一年看似相同的秋天明朗生動，人和樹依舊寄生於土地與水，“天宇澄清，河水澄清”，船中滿載深秋的農作物，人們還是這樣平靜寧和地“照常”生活着。同樣質樸環境的背後，卻體現出自然環境的變化和人與自然關係的微妙轉換，意象相似又不相同，山水和小鎮環境都從簡單變得豐富，人們也不再是純粹地依山依水，而是根據自己去選擇生活方式。這些細微卻又深刻的變化預示着人性之變和整個社會生態環境即將到來或者已經正在發生影響的動盪，處處藴藏着沈從文生態意識的流動美。 ^[4] 

《長河》自1938年7月下旬起創作，作品第一部的文稿大部分從1938年8月7日到同年11月19日分67次在《星島日報·星座》副刊連載，並署名沈從文。1942年，沈從文又對它重新改寫，並分成11個篇章。其中，4個篇章在當年報刊刊出，分別為：《秋收和社戲》，刊於桂林《自由中國》雜誌第2卷1、2期合刊；《秋》（即後來的《秋〈動中有靜〉》），刊於昆明《文聚》雜誌第1卷3期；《大幫船攏碼頭時》，刊於桂林《文學創作》雜誌第1卷2期（後經修訂，又在1947年北平《知識與生活》雜誌第5期重新刊出）；《摘橘子》，刊於桂林《創作月刊》第1卷4、5期合刊（後經修訂，又在1947年9月10日刊於作者自己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和《文學雜誌》第2卷4期）。

1945年1月，沈從文對《長河》中已發表過的內容作了大量非情節性的修改，字數由之前連載時的6萬餘字增至10餘萬字，交由昆明文聚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並作為定本編入2007年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6卷。

1947年，沈從文在自己主編的報紙副刊刊出修改後的4個篇章，其中包括：《大幫船攏碼頭時》，刊於該年第5期北平的《知識與生活》雜誌；《摘橘子》，刊於9月10日刊於天津的《益世報·文學週刊》和《文學雜誌》；《人與地》，刊於6月18日天津的《益世報·文學週刊》；《楓木坳》，刊於8月17日北平的《平明日報·星期藝文》。1948年8月，《長河》又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

可以説，1938年到1948年是中國社會的鉅變期，經歷了從抗戰到內戰的轉變。在這種鉅變的背景下，知識分子往往會發生顯著的思想變化，而這也在沈從文不同時期對於《長河》的修改中體現了出來。通過對四個版本的《長河》對比發現，各個版本之間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其中，1945年1月由昆明文聚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出版的《長河》與前一時期的版本相比改動最大，而更多的是初版本《星島日報·星座》連載本的補充和完善，在作品原有的語義系統和藝術系統中進行局部潤色和打磨。

1945年1月，這部被戰時新聞檢查局扣下來的作品終於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從改寫到出版，《長河》歷經坎坷，到出版時僅剩11萬餘字。 ^[7]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嶽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