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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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臨潼西灣道情藝人趙廣慶(1892-1977)回憶説：其師王志年(1876-1944)是長安新築鎮的道情世家。王的祖父在清·嘉慶時期擔任當地道情會首，吹拉打彈無所不精。演唱時運用音色變化，把《八仙上壽》的八洞神仙都唱活了。

此後至新中國建立 ，長安古城以圍出現的道情名家先後有白米蟲、賴世魁、杜彥新、房振、榮榮老王、王鵬飛、朱六、毛萬祿、毛萬壽、陳茂祥、劉生浩、許成禮、郝鴻章、強春堂、張情欽、陳智禮、李宗正、李園兒、李世忠、魏根錄等。其中一些藝人的演唱足跡遍及關中以至陝南。

20世紀五十年代，長安劇團先後將《槐蔭媒》、《四岔捎書》、《八仙上壽》、《隔門賢》等搬上舞台，為十週年國慶獻禮。其中《隔書賢》據本由原長安書店、陝西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發行。1960年，又以大型道情戲《牆頭馬上》(丁潔、盧愷改編)參加了省新劇種匯演。沉寂十年後，又移植排演了長安道情大戲《孝子冤》、《鴛鴦譜》及現代戲《江姐》。2008年秋，以大型現代戲《祥雲谷》參加省第五屆藝術節，獲得了多項獎勵，為各界讚許。

現今流傳在終南山北麓太興山腳下隸屬楊莊鄉的魏家嶺道情社，是全區迄今唯一能組班“坐唱”長安道情的原生態活體。該社現有成員9人，年齡最大的73歲，最小的56歲。其中 ，主奏笛手2人，板胡、二胡演奏員共3人，漁鼓、簡板、三才板、碰鐘演奏員各1人。除笛手外，都兼工各色行當演唱。現能演唱羽化仙道類、神化故事類、歷史題材類、民間故事類的曲目20多部。

該社還保存着40多部曲目的手抄本。成員中數人還能演唱一些與南、北曲異曲同名或與明、清民歌有着某種血緣關係的“詞牌”。長安道情的發展史承載着中國民間音樂、戲曲藝術、鄉俗禮習、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衍變信息。保存着較為豐實的史料，具有重要的藝術科學研究價值，其表現為構建“和諧文化”更能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 ^[2] 

1、音樂結構是以“板腔體”為主，兼用“聯曲體”的綜合體制。

2、擊樂器漁鼓、簡板、三才板的形制、作用、演奏方法等均獨具特色。

3、唱腔過渡中極其自然地吸收、運用明、清民歌曲調或與南、北曲異曲同名的“詞牌”，呈示着她的包容性。

4、“嘛韻”也稱“拉波”。用於烘托氣氛、渲染環境、刻畫人物、推動劇情發展、製造高潮，是這一曲種較為重要的表現手段。 ^[3] 

長安道情的發展史承載着我國民間音樂、戲曲藝術、鄉俗禮習、宗教文化等多學科的衍變信息。保存着較為豐實的史料，具有重要的藝術科學研究價值。

長安道情的表現力，為構建“和諧文化”更能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 ^[4] 

魏家嶺村坐落於秦嶺北麓的扯袍峪口，東、西相鄰的大峪、庫峪、抱龍峪、子午峪等地都有道觀遺址。相傳，晚唐時的韓湘(韓愈從侄孫，傳説中的“八仙”之一)在這一帶留有修道的足跡。

與魏家嶺毗鄰的大峪口、五星廟、龍渠村、高山廟村、葫蘆坡、新觀子、扯袍峪，還有隔庫峪河的林家寨、牛心峪、上午村以及沿山西向的曹村、子午口等地，都有過傳唱道情的班社活動。

建國前，每逢山上道觀過會，各班、會、社或七、八人，或十數人，穿戴整齊，一路引唱登山。爾後，坐班演唱至於通宵達旦以盡興。連綿成習，遂為當地羣眾不可或缺的民谷活動之一。

魏家嶺道情社的九位從業藝人可以“坐班”演唱20多部曲目。就近的扯袍峪和東西相鄰的大峪、庫峪、高山廟及庫峪河對岸的幾個村寨的散在藝人，由於演唱曲目相通，演唱風格相近，都曾有過應邀加盟演唱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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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家韓愈以一首《華山女》詩描述了中唐是期，在長安街頭“宣講”道中情理的精彩演唱，讓今人得以從中尋繹道情“聲腔”及其“坐唱”形式生成的端倪。呂純陽、鍾離權等道教徒留下的“結交常與道情深，日日隨它出又沉”等詩句，則更可見出當時京城內外宣講道情的盛況。

道情的擊樂器漁鼓、簡板，史載於北宋出現，後又出現了三才板。相繼傳遞着道情發展的歷史信息。

18世紀末葉，“花部”興起後，流入民間的道情聲腔形成了板腔體，在穿插運用其“詞牌”，豐富了表現力，擴大了演唱的題材範圍。沿終南山北麓的魏家嶺等一些村、寨，佔着“三才”之利，得沾這一古老藝術曲種的流風餘韻。經年累月，雖時斷時續，終歸傳承至今。演唱曲目如“提起湘子，一鍋漿子”的湘子戲，《八仙上壽》等羽化仙道戲，伴隨着道教文化的衍變，久唱不衰。產生於清末民初的一批民間生活故事戲《郭大佬辦小》、《修貞庵》、《寡婦驗田》、《隔門賢》等則反映出道情曲目在社會功能方面的拓展。 ^[6] 

現存具有一定文物價值的特色打擊器漁鼓、簡板、三才板各一件。手抄劇本40部。魏家嶺村標幟一幅。區政協退休幹部王昭璽同志早年編寫了《長安道情音樂》兩冊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