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浩東

鍾浩東，原名鍾和鳴，1915年12月24日出生於台灣屏東潮州莊，他祖籍在今天的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鍾浩東出生在一個民族意識強烈的家庭。他出生的日治時期，日本人將台灣人視作二等公民。他的父親鍾鎮榮由於不滿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壓迫，在户籍機關登記户口時，出於義憤，將自己登記為“鍾蕃薯”，以示自己是中國台灣人。

台灣地區地圖像一條番薯，所以當地人常自稱是“蕃薯仔”。鍾鎮榮改名叫鍾蕃薯的消息傳開來，許多老鄉説名字改得妙；不少人學他樣子，遂出現了許多台灣青年在報户口時，也稱李蕃薯、陳蕃薯的。一時間，“蕃薯”成了台灣風行一時的名字。日本的户籍官十分不解，就打聽為什麼台灣人喜歡用這種農作物的名字作名字，聞之無不哈哈大笑。鍾浩東家鄉人人都知道了鍾蕃薯的名字。

後來，鍾鎮榮在南台灣響應台灣北部蔣渭水的號召，在屏東一帶組織台灣鄉親參加文化協會，開展農民運動。鍾浩東從小就受父親愛國主義活動的影響，老跟在父親身邊聽文化協會的演講，小小的心靈播下了痛恨日本人歧視壓迫中國人的思想種子。

鍾浩東在家鄉鹽埔讀完公學（小學程度），由於成績優秀，校長要介紹他去長治公學讀高等科。雖叫高等，其實也就是高小而已。鍾浩東不感興趣，自己去考高雄中學，被錄取。高雄中學大多是日本人子女，當地學生很少。鍾浩東雖然考進去了，卻常受到日本籍學生和日本籍教師的歧視和辱罵。鍾浩東氣憤得常與之辯論。鍾浩東很聰明，雖不專心聽課也能考出好成績來。他開始偷看三民主義和五四運動的書籍，報刊。有一次被老師發現，不准他看，要沒收他的書，鍾浩東與之辯論説：“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漢書？”日籍教師訓斥他：“無禮！”罵着“清國奴！”舉鞭要抽打鐘浩東。鍾浩東拿起桌子上的書擲向日本籍教師，跑回家了。

讀高二時，他利用暑假跑去內地旅行，超過開學時間才返台，學校故意把他名列前茅的優秀成績改排在全班最後一名。鍾浩東對高雄中學早已經心懷不滿，未讀滿4年就用同等學力考進了台北高校。由於鍾浩東用功過度，患了神經衰弱症，住進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簡稱台大)醫院治療。結識了小他6歲的護士蔣碧玉（原名蔣藴瑜），兩人開始戀愛。蔣碧玉當時才16歲，系日據時代台灣著名社會活動家（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總聯盟領袖）蔣渭水的養女（原為外甥女）。由於受蔣渭水影響，年輕姑娘已經明辨是非，她同樣不滿日本人統治，故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很投合。

其後的歲月，夫妻兩人琴瑟和鳴，非常恩愛。鍾浩東被殺害後，家人被通知領屍，蔣碧玉後來回憶説：“妹妹告訴我浩東捱了三槍，都在胸部…我想，打在胸口，死得較快，沒有那麼痛苦吧…”聽者無不動容，沒有苦難歲月裏相攜共度經歷的夫妻是斷無法體會這種生死之愛的。

鍾浩東讀完台北高校後正值日本要在台灣徵一批會講廣東話或客家話的台灣青年去廣東充當日本軍夫。鍾浩東識破日本的侵略陰謀，為了躲避徵召，約了蔣碧玉同去日本讀書。鍾浩東進了明治大學，蔣碧玉去讀東京醫學院。兩人開始籌劃如何投奔祖國大陸參加抗戰。 ^[1] 

鍾浩東在日本入讀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後回台灣與蔣碧玉結婚。因決心回大陸參加抗日，1940年邀同蕭道應夫婦（妻黃素貞）和李南峯（鐘的表哥），5人經上海、香港、廣州轉赴惠陽。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他們進入了惠陽境內後，心情輕鬆愉快，便唱起歌來，但那時他們只會唱日本軍歌，因此被惠陽遊擊指揮所的警衞員盤問，他們説是要回祖國參加抗戰，卻拿不出任何證明文件，也説不出回大陸與何人聯繫，故被懷疑是日本間諜而遭逮捕。適遇丘念台率“東區服務隊”駐惠陽，軍法處的法官邀丘參加審問。丘和他們接觸後，從言談可知他們思想進步，同時也堅信愛國志士蔣渭水的女兒不會做日本人的間諜，認定他們是回祖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於是，惠陽軍政當局將這5位台灣青年送至軍委會桂林辦公廳處理，經再審後將鍾浩東和李南峯送民運工作隊受訓，蔣碧玉和蕭道應、黃素貞送南雄陸軍總醫院工作。

後來，正好這時丘念台有事從惠東來省會韶關辦事，又碰上這5個台灣青年，遂擔保這5個人到他負責的東區服務隊工作。他們一方面參與前線的對敵軍俘虜工作和救護工作，一方面又做當地民眾的救亡宣傳工作，幹得有聲有色，如魚得水，既興奮又忙碌。由於他們懂日語，所以做日俘的教育工作得心應手，蒐集了許多有益的敵方情報。1942年冬，抗日戰爭已經進入中期的相持階段。丘念台得知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已從浙南進入福建閩西的龍巖，遂想去和李友邦聯繫，便帶了鍾浩東等人同去。鍾浩東從此認識了李友邦，看到台灣義勇隊的少年團很活潑可愛，愛國主義熱情更加高漲。鍾還結識了李友邦的秘書潘超（中共地下黨員），他從潘超那裏學懂了過去不懂的革命道理。潘超告訴他回廣東後注意和鄰近的東江縱隊搞好關係，不要摩擦，免消耗抗日力量。後來鍾浩東回到東區服務隊後，在隊裏也發現有與潘超持同樣政見的同志。他當時不瞭解這些人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但鐘的思想已經開始左傾了，他逐步認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與是非。

1943年，東區服務隊在羅浮山的沖虛觀和白鶴觀分別開辦了羅浮中學和持西補習學校，辦校目的在於培養堅持抗戰、忠於祖國的青年。鍾浩東被委任為持西補習學校的負責人，他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1944年，鍾浩東、蕭道應被秘密吸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外圍進步組織—抗日民主同盟。

1944年秋，丘念台派遣鍾浩東、李南峯、徐森源、鄧支龍4人潛入廣州敵佔區，深入到廣州淪陷區的台籍人員中去做軍事工作。當時在廣州的台籍人有數萬人之多。鍾浩東、李南峯以台籍人的身份在台籍人中秘密活動，徐、鄧兩人從旁策應。他們結識了在廣州的台籍人陳招騰，通過交往，向他們介紹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日寇失敗已成定局，策動在廣州的台籍人從事反日工作，陳招騰答應倒戈，參加抗日工作，提供日軍情報。鍾浩東在廣州秘密活動了10多天後撤回惠州。

1945年年初，日寇戰敗前垂死掙扎，侵擾惠東一帶。東區服務隊改名為廣東工作團，地盤向河源、梅縣方向遷移。鍾浩東去龍巖的台灣義勇隊總部領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第三分團”的身份證明作掩護，當路上的通行證，準備去參加東縱隊伍。他們走到約定的接頭地點石龍鎮時，適逢日本宣佈投降，國民黨軍隊包圍了羅浮山，阻斷了接頭機會。鍾浩東等人只好重新折回廣東工作團。日本投降後，鍾浩東等人就用“三青團台灣第三分團”的牌子在廣州協助台胞返台，最後他們也重返光復後的台灣故鄉。 ^[1] 

1945年10月，台灣光復。鍾浩東返台後經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薦去當了基隆中學的校長。鍾浩東同時在屏東家鄉組織青年農民讀書會，每週的週末，他都要從基隆搭火車趕回屏東去領導這個農村青年讀書會的活動，給他們講祖國大陸的政治形勢。“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更積極深人民眾中去參加集會，懲辦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污吏，支持台灣民眾的抗暴鬥爭。

1949年3月，兩位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學院（台灣師大前身）的學生因被認為“違反交通規則”遭警方逮捕，由此引發學生集體抗議，導致軍警於4月6日進入校園鎮壓，計有7位學生被槍斃、50多位學生被取消學籍，此事件即是歷史上的“四六慘案”。事件3個月後，有人在台北台灣大學校園裏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刊物《光明報》，特務人員將一份《光明報》呈給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引發當局高層震怒，訓令剋日查出“反動報紙”到底是哪裏來的。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園散發《光明報》的4個學生，當中一個叫戴傳李的台大學生供承，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1949年8月14日清晨3點半鐘，保密局派出3個行動小組的特務，荷槍實彈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印報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

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也是一名地下黨，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幽幽地説：“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9月9日判決，鍾浩東、李蒼降等7人判處死刑：江支會判刑15年：王荊樹、許省五、許省六等6人判10年：蕭志明等2人判5年，曾碧麗、孫居清、張國隆3人判刑1年；王明德、遊英、詹照光、戴傳李、許遠東、邱連球、邱連和、李南鋒、蔣碧玉、戴芷芳等20人交付感訓。

1950年10月14日，鍾浩東被槍決，遺體中藏有致其妻蔣碧玉的遺書。據難友回憶，鍾浩東被通知提堂開庭時，沉靜地與同房難友逐一握手，腳鐐拖地響着，牢房裏也響起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水別！”鍾浩東犧牲後，蔣碧玉也被捕並被押去綠島服刑。出獄後，蔣碧玉即積極參與台灣左派的社會運動，成為著名活動家。蔣碧玉承鍾浩東生前的囑附，等到20世紀80年代兩岸開放探親時到廣州尋找當年丟失的兒子。鄭品瑩女士當時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廣東省委負責人，遂積極幫助她去韶關一帶查找。後來在韶關市政府對台辦的協助下，終於在一家姓肖的人家找到了鍾浩東、蔣碧玉夫妻的長子，實現了鍾浩東烈士就義前的遺願。 ^[1] 

鍾浩東犧性前夕寫給妻子蔣碧玉的決別書，字字飽含對妻的深情。

我以很沉重的心情來寫這封信給汝。汝我共處已有十三年，時間不短不長，而且抗戰期中在極端艱苦困厄的環境中，以汝孱弱的身體，共同甘苦，藴瑜，我們也曾有不少美麗珍愛的過去，那些回憶與感懷時常要把我沉重的心情變鬆得多。我希望汝能很快就丟掉悲傷的心情，勇敢的生活下去。我將永遠親愛汝懷念汝，祝福汝。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