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敬之

鍾敬之，浙江嵊縣人，1934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加入左聯，後轉入左翼劇聯，1938年到延安，先後任魯藝實驗劇團 、魯藝美術工廠（研究室）主任。在延安魯藝，鍾敬之先後為魯藝烽火劇團、延安劇協及中央黨校等單位演出的《農村曲》、《松花江上》、《軍民進行曲》、《秋瑾》、《帶槍的人》等數十部舞台劇進行了舞台美術設計和裝置工作。他參加了為召開中國共產黨的"七大"而建造的"延安中央大禮堂"的建築設計和內部佈置設計工作。由於他在戲劇、宣傳工作中的突出貢獻，榮獲陝甘寧邊區英模甲等獎。 1946年，延安電影製片廠成立，任籌建小組成員，開始中國電影事業的創業。他參加了革命根據地第一部藝術片《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的攝製工作。1949年4月，作為華東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接管滬、寧原國民黨官僚資本電影事業，任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同年11月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後，擔任首任副廠長。1953年調任中央電影局計劃室主任，參與"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創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5年籌建北京電影學院，擔任籌建領導小組的召集人，學院成立後，先後擔任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顧問等職務，全面主持學院的日常工作。 曾擔任全國文聯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常務理事、名譽理事，中國延安文藝學會顧問。1996年獲"夏衍電影榮譽獎"。1998年1月15日逝世。

1925年，15歲的鐘敬之來到上海，進入中華書局當學徒。在一個在黃埔軍校學習的共產黨員堂兄的引導下，他開始接觸進步書刊，受到革命和進步思想的影響，成為工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並參加了上海工人迎接北伐軍的三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後，鍾敬之離開了中華書局。他曾考入杭州國立藝專的雕塑系，但因為無力支付學費未能入學。1927年秋，他考入了半工半讀的上海勞動大學中學部，後轉入本科學習。在勞動大學學習的四年裏，鍾敬之與同學餘致力（徐懋庸）、姚禹玄（張庚）等人一起組織文學、戲劇和美術、音樂等藝術社團，出雜誌、辦畫展、巡迴演出，開始了最初的藝術生涯。1931年夏，由於勞動大學師生進步思想活躍，學校被國民黨當局強行解散。失學後的鐘敬之應聘到山東曲阜二師任美術教員，但不久又因“九·一八”事變後參加組織抗日示威而不得不離職回到上海。此後鍾敬之便一邊在出版社做編輯和書刊裝幀設計工作，一邊從事業餘的文學和戲劇活動。1933年他編譯出版了《蘇俄底文學》，介紹新興的蘇聯文學和藝術，但後來被國民黨當局查禁。在他編寫的其他的書籍中有一部《電影》。這時的鐘敬之雖然從沒想到自己要以電影為一生的職業。但是這一新媒體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在這部書中，自幼喜愛傳統藝術的鐘敬之在中國電影理論史上比較早地將我國傳統灤州皮影戲與電影聯繫在一起。他還第一次向中國人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剛剛處於試驗階段的電視這一嶄新的媒體，併為電視（television）取了一個形神兼備的譯名“睹影聞聲”。

1934年鍾敬之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後於1935年入左翼劇聯。在從事文學活動的同時，鍾敬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對美術戲劇的創作方面。他一邊為書刊插圖作畫，一邊參加話劇活動。從1933年起，鍾敬之參加了當時著名的話劇《娜拉》、《欽差大臣》和《復活》等話劇的舞台美術工作。後來，他又與張庚等人組織了“戲劇生活社”，與應雲衞等人組織“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上海星期試驗小劇場”等戲劇組織，從事了大量舞台演出組織和舞台美術創作工作，不少戲都贏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其中有一部抗日戲劇《都會一的角》正在演出時，當場被租界的工商局勒令停演，全體演職員在舞台上向觀眾泣別，台上台下抗日口號遙相呼應、此起彼伏，成為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的一段佳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鍾敬之回到家鄉，組織工廠工人和學校師生，巡迴演出抗日宣傳戲劇。後來他碾轉到西北想投奔解放區。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戲劇教員之後，終於在1938年初到了延安，並於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到達延安之後，鍾敬之就與已經先期來到延安的在上海曾共同從事藝術活動時的老友張庚、崔嵬等人一起投入了新的藝術院校“魯迅藝術文學院”籌建工作。1938年4月“魯藝”正式開學。鍾敬之擔任戲劇系教授，負責舞台美術方面的教學，併兼管演出及組織等工作。從此鍾敬之真正開始了他藝術教育事業的生涯，也進入了他藝術創作的最活躍的時期。在延安“魯藝”的7年裏，鍾敬之在戲劇系和美術系授課的同時，還先後擔任了魯藝實驗劇團和美術工場（創作研究室）的主任等職，一邊教學，一邊從事了大量的藝術創作活動。鍾敬之自幼養成的良好的動手能力和習慣，為他在根據地艱苦的條件下從事藝術教學和創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走遍延安各地，找來不同顏色的土壤、用各種礦物和植物的花葉製成顏料用來繪製舞台佈景，自己動手改造舞台，設計製造了用煤氣燈進行舞台燈光照明的全套遮光燈具，使得在延安簡陋的舞台上能夠做出當時大城市裏也難以達到的豐富的舞台藝術效果。1938年夏，為紀念抗戰一週年，“魯藝”演出了改編京劇《松花江上》，鍾敬之嘗試將現代舞台美術的觀念應用於傳統戲曲舞台，有效地烘托了舞台的戲劇性效果，受到了人們的讚揚。1939年在新歌劇《軍民進行曲》演出中，他又在舞台設計理念和燈光運用方面作了不少大膽的嘗試，用帶有明顯的裝飾色彩的藝術風格和燈光效果營造出獨特的藝術氛圍。

1940年，“魯藝”進入了辦學的第三年，開始從最初以短訓班的方式培養抗日宣傳急需的藝術人才，轉向嘗試建立科學系統的“正規化”藝術教育體系的探索。雖然這一過程在兩年以後被批判為“關門提高”而受到衝擊，但所進行的許多探索卻為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理念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這一年，毛澤東為魯藝題寫了“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校訓。從“魯藝”第3期學員入學開始，政治（人文）素質與藝術素質並重，基礎藝術訓練與創作能力培養並重的方針成為“魯藝”辦學的基本追求。戲劇創作和演出也不再侷限於直接着眼於當前宣傳需要的抗日戲劇，一些國統區和外國的經典戲劇也相繼出現在延安的舞台上。這給鍾敬之的藝術創作也提供了更豐富的探索和展示的空間。當年，他就為曹禺的話劇《日出》和俄羅斯經典話劇《欽差大臣》作了舞台美術創作。在為延安女大演出的話劇《秋瑾》所作的舞台裝置創作中，鍾敬之再次有力地表現出了他的藝術才華和創新能力。這部戲場景變換多而複雜，而當時延安舞台條件差、換景很不方便。鍾敬之設計了12塊不同形狀的組合景塊，通過方便的變換組合，可以創造出豐富的空間配置和表演區的變化，整個舞台又簡潔而富有象徵意義。這在當時的中國舞台上是富有革命性意義的創新嘗試。這一年春天“魯藝”成立了美術工場（創作研究室），鍾敬之擔任主任並進行了不少的美術創作。他雕塑的八路軍小戰士胸像是最早表現革命軍人的雕塑作品。他還製作了分別是列寧與斯大林和毛澤東與朱德側面像的兩枚石刻紀念像章。其中列寧與斯大林的一枚和另一枚由凌子風製作的毛主席像章後來大量複製後在根據地廣泛流傳。這是我國最早的革命領袖的像章。在此前後，他還完成了劉志丹陵墓的設計和建設工作。

1941年，在成功地舉辦了“魯藝美術工場首屆美展”之後，鍾敬之又調任實驗劇團主任。先後擔任了蘇聯話劇《鐵甲列車》和《帶槍的人》的舞台設計。十三幕十四場的大型話劇《帶槍的人》是“魯藝”的重點創作劇目，表現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鍾敬之不僅在列寧、斯大林等革命領袖的人物造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在舞台空間的設計方面大量地借鑑了電影空間運用的方法，在舞台空間和佈景設計製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可貴的新探索。在極其簡陋的技術條件下，用雙面佈景和可傾斜的舞台地板等方式創造了富於戲劇性的舞台效果。《帶槍的人》在延安進行了很多場的演出，受到了領導和羣眾的高度的評價。鍾敬之豐富的舞台藝術創作經驗，極大地幫助了他對於藝術的理解和認識。他深刻地認識到藝術創作既不是簡單的意念表達，也不是單純的技巧遊戲，而是需要藝術家對於生活有獨特的理解和觀察，並且找到既符合內容表達需要、又富於新鮮感、並能夠有效實現的表達方式。這些方面對於一個即將成為藝術家的學生來説哪一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鍾敬之不僅把這些認識應用於他自己的舞台美術課程的教學，在以後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設計和管理中，他也一直努力地貫徹這同樣的原則。1940年，鍾敬之在自己從上海帶來的一些日文舞台裝置書籍和自己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編寫了一本《舞台設計講授提綱》並應用於戲劇系的教學當中。在教學中，他努力把舞台美術創作的原理和理論的傳授與根據地艱苦的實際演出條件下所需的技術技能和技巧的訓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學生既鍛鍊進行舞台藝術設計的才能，又掌握具體的佈景和燈具的製作、使用及人物化裝等實用及技術技能。

後來，鍾敬之又為話劇《前線》等戲進行了舞美設計，在舞台空間處理和表演區的分割變化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同時他還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楊家嶺延安大禮堂的建設和黨的“七大”會場的設計和佈置上。那紅旗組成的象徵勝利的V字形圖案就是他的一處得意之筆。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隨華北文工團奔赴新解放區，在張家口為第一次在城市現代化大舞台上演出歌劇《白毛女》進行了舞台設計。其中許多藝術處理成為這一紅色經典劇目舞台設計的基礎。

在解放區的不足十年裏，鍾敬之為近30部戲劇進行了舞台美術創作，還進行了不少美術和建築等其他領域的創作。然而，鍾敬之既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出色藝術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組織觀念的革命戰士。抗戰勝利後，當黨要發展電影事業需要他參加時，他毫不猶豫地服從了。1947年，延安電影製片廠成立，開始籌拍解放區的第一部故事影片，反映一位邊區勞動英雄真實事蹟的《吳滿有》。鍾敬之服從組織的安排離開了自己從事近20年的舞台，擔任了延安電影製片廠的領導小組成員併兼任影片的製片主任和美工師。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創作，並嘗試把自己豐富的舞台經驗運用到電影創作中。當時影片拍攝的技術條件十分艱苦，為了彌補照明的不足，他在窯洞頂上挖開天窗，利用陽光創造效果，還把自己舞台上積累的利用自制煤氣燈具照明的經驗用於影片拍攝。遺憾的事，由於國民黨軍隊對邊區的進犯和戰爭中作為影片人物原型的吳滿有的叛變投敵，這部影片最終未能拍攝完成。

1947年10月，為拍攝毛主席轉戰陝北的影片素材，並培養新的人材，鍾敬之受命組成“西北電影工學隊”攜帶影片資料奔赴東北學習電影技術及沖洗影片。在步行赴東北的途中，身為隊長的鐘敬之自己編譯了十幾萬字的教材，並繪製了詳細的圖解，為學生講授電影基礎知識的課程。這些教材後來在東影印成3冊，在電影人才的培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夏，西北電影工學隊到達東北電影製片廠後，鍾敬之加入廠管理委員會，改做電影生產管理工作。1949年3月，他隨解放大軍進入剛剛解放的南京和上海，負責接受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電影產業。1949年4月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後，鍾敬之擔任副廠長，主持日常工作。他利用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藝術活動，和上海影人有較好的溝通基礎的優勢，迅速組織恢復影片生產，組織拍攝了《翠崗紅旗》、《渡江偵察記》和《南征北戰》等一大批優秀的影片。這個過程中也使他對電影產業和藝術創作的規律有了更深入地瞭解。

1953年，在完成了電影業的公私合營和成立了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之後，鍾敬之又被調回北京，先後任電影局計劃室主任和專家工作組組長，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建設規劃而忙碌。

1955年夏天，鍾敬之被任命為北京電影學院籌備小組的組長，負責在已有的電影教育機構的基礎上建立我國第一所高等電影專業藝術院校的任務。為此他走訪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歷史和豐富經驗的電影院校，在進行廣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和其他學院領導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學和管理體制，為此後北京電影學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他也把自己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電影教育事業。

北京電影學院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表演藝術研究所，後來改建為北京電影學校。但是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裏，由於急需電影創作人員，所以電影教育以短期訓練為主。但隨着時代的發展，建立正規的電影教育體系，從基礎開始系統、科學地培養高水平的藝術創作人才的需求逐漸提上議事日程。鍾敬之接受籌建學院的任務時，就開始努力地探尋建立科學的電影教育體系的道路。和他一起來參與學院籌建的章泯、吳印鹹等都是在藝術創作方面有豐富經驗和卓越成就的藝術家，他們對藝術創作的規律和藝術人才所必需的知識結構和素質有着深刻地認識，正是這些為電影學院的教育思想和教學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從1956年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招收第一屆本科生開始，以後的十餘年裏，鍾敬之一直擔任主管教學和行政工作的常務副院長，後來還兼任黨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雖然他沒有從事具體的課堂教學，但是整個電影學院從辦學指導思想到校園規劃，從學科建設到師資隊伍的建設，以致教學進程的具體實施，無不傾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

北京電影學院建立之初，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鑑和模仿了蘇聯電影教育的模式和結構，蘇聯專家也的確給剛剛建立的電影學院帶來了許多可資借鑑的經驗。但是曾在解放初期就與蘇聯專家打過長期交道的鐘敬之也十分清楚蘇聯的經驗並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來。中國有自己和社會環境和民族藝術傳統，只有認真地研究和結合中國的實際，才能辦好有中國特色的電影高等教育。學院剛剛開始，他就邀請著名劇作家夏衍來校講學。夏衍對中國電影和文學傳統的敍事經驗的總結不僅成為一代電影編劇的指導性教材，也開闢着中國電影教學在民族文化基礎上發展的道路。

鍾敬之的電影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在延安“魯藝”時期的教育經驗有着深刻的聯繫。鍾敬之曾把毛澤東給“魯藝”題寫的“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校訓懸掛在校園裏。“毛主席的題詞早已散失，這些字是他花了很多心血，從毛主席其他手跡裏精心挑選拼集而成的。他想把它們也當作電影學院的校訓，成為學生行為的規範和指南。“文革”中，這也成了他的一個罪狀，造反派説他篡改了毛主席給的抗大校訓。但他卻認為這八個字，特別是後面的“刻苦”、“虛心”四個字，對學藝術的學生真是很有針對性。要使學生成為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不僅要讓他們有專業知識和創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嚴肅的生活態度和虛懷若谷的精神情懷。這八個字就是要學生不懶散、不玩世不恭、努力學習、不狂妄自大，它包含了一個能為革命、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精神素質。這反映了鍾敬之教育思想的一個精髓，即學校不僅要教書，還要育人。所謂育人，首先就是要培養學生的這些素質。

但是作為一個有豐富創作經驗的藝術家，鍾敬之也十分清楚藝術家還要有創造性的思維和嫺熟的藝術技巧。這決不是簡單的思想教育所能代替的。他管理電影學院的十餘年，正是中國政治風雲動盪的時代，政治運動經常衝擊專業教學。鍾敬之同樣嘗試把“魯藝”在革命戰爭中學習藝術的經驗用來應付政治運動。大躍進時學校被要求拍攝新聞紀錄片，他要求教師學生將其作為難得的膠片拍攝實踐的機會充分加以利用。在佈置學生參加“四清”運動的會議上，他強調的卻是要求教師把學生必須參加的政治活動作為學生深入生活和業務訓練的過程進行設計。美術系學生要利用下鄉時間安排寫生教學，通過給貧下中農畫像和照相的機會讓學生做速寫、肖像畫和人像拍攝的練習。表演系的學生組織宣傳演出要完成表演教學的任務等等。正是這些措施保證了北京電影學院在政治運動衝擊下仍能保證較高的教學質量。

今天的北京電影學院是世界上學科專業最完整的電影院校，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鍾敬之等老一代學院領導的學術思想視野。鍾敬之在學院的理論教學建設，美術、動畫和洗印、錄音等工程技術類專業的建設方面都傾注了很多的心血。建院之初，課程建設比較偏重技巧。鍾敬之努力組織史論課程的教學，邀請專家，調入教員，與教員們共同研究設計課程。他邀請電影史學家來院講學，並鼓勵教文學課的青年教員轉向中國電影史研究和教學，確立起史論課程在教學體系中的位置。他把國外弄來的法語電影史著作介紹給外國電影史教師，鼓勵他們不要沿襲蘇聯的體系觀點、應有更寬闊的學術視野。有着豐富美術創作經驗的鐘敬之對於美術系的建立和動畫專業的開辦更是關心得細緻而實際，從教學體系到師資、課程都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文革結束之後，剛回到領導崗位的鐘敬之就積極推動將學院原有的實習處改建為可以進行影片生產的“青年電影製片廠”，幫助畢業多年卻很少拍片經驗的青年教員迅速走上創作第一線。由於此舉造成的一大批有豐富創作經驗的青年教師隊伍的形成的局面，為此後幾十年北京電影學院實踐教學體系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中，鍾敬之受到很多迫害，但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又全力投入重建在文革中遭受嚴重破壞的電影學院工作，為電影學院招生，重建教學體系做出了貢獻。1978年，他編寫了革命歷史教育影片《延安歲月》劇本，由西安電影製片廠攝製，並於80年7月1日在全國上映，中央電視台同時播出。

1980年代中期，70多歲高齡的鐘敬之主動要求離開了學院領導的崗位。離休後，鍾敬之仍熱情地關注着文化和電影事業，關心電影學院的發展，為學院發展出謀劃策。同時仍然筆耕不綴，抱病孜孜不倦地寫作，先後編撰、出版了《人民電影初程紀跡》、《延安魯藝》、《延安戲劇圖系》、《在延安舞台上》、《延安文藝的光輝十三年》等六部著作和其他許多文章，並擔任《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主編，主持延安文藝史料的編寫。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北京電影學院建立和發展的工作中，鍾敬之作為學院的主要領導遵循藝術教育的規律，根據電影教學和藝術實踐緊密相結合，教學、科研和生產密切結合的思路，主持制訂了“電影教育發展規劃”並付之實施，為全面培養我國電影事業各專業的人才奠定了基礎。他重視師資隊伍的成長，專業教材的建設，史論課的設置以及教學實習、生產基地的建設，強調課堂教學與深入生活相結合。他和學院其他領導同志密切合作，作風民主，聯繫羣眾，嚴於律己，領導和團結全院教師和職工，堅持黨的教育方針、文藝方向和藝術教育規律，在近三十年中，為我國電影事業培養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和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建設起一支學術水平高的師資隊伍，探索了電影教學、藝術生產和理論研究相結合的規律，為建立中國高等電影教育體系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鍾敬之的後半生雖然沒有能再從事它所熱愛的藝術創作。但他把整個後半生投入到電影教育事業之中，將北京電影學院當作自己用後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創作的一個作品，雖然他深知這個作品永遠也不會簽上他的名字，可仍然情不自禁地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筆，讓她更完美。 ^[2] 

著有《大眾文庫電影》、《延安魯藝》、《延安十年戲劇圖集》、《人民電影初程紀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