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頭

在閔行區， ^[1]  “釣鈎”每“釣”到一位私家車司機，便可獲得300元人民幣，“釣頭”則提取200元。寶山區給“釣鈎”開出的價格也是200元，南匯區250元，奉賢區則是600元。“釣鈎”用這些錢準備錄音筆等工具。

一個成熟的“釣鈎”，月收入少則兩三千元，多則五六千元。而“釣頭”每個月能淨賺1萬至2萬元，一年可達十幾萬元。有的“釣頭”開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買了房”。

在上海，“黑車司機”如果被扣了車，一般只要給“釣頭”塞兩條中華煙，就可以“早點取出車”。“釣頭”跟執法大隊長打個招呼，大隊長簽了“同意”就可以了。而“釣魚執法”事件的受害者張軍的車則是在被扣押十天後才取到的。

另外，執法大隊開始行動之前，“釣頭”偶爾會透露消息給關係好的黑車司機，這樣黑車司機便可逃過一劫。

2008年以來，上海市閔行區、寶山區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一直存在着這樣一種執法方式。他們往往通過“埋伏”作戰，“當場抓獲”正在進行“非法營運”的私家車，並處以1萬至2萬元的行政罰款。

飽受非議甚至引民憤的“釣魚執法”，有了其存在的“道理”。從先前執法大隊高調回應，“釣魚執法”是有效緩解執法取證難的途徑，到釣魚執法“食物鏈”浮出水面，有關罰款“背後的故事”，已是和盤託到眾人面前。

“釣頭”和執法大隊的關係非常密切。僅在上海閔行區，就至少有3個“釣頭”，手下有100多個“釣鈎”。“釣頭”和“釣鈎”往往是一個村子出來的老鄉，一呼百應。

“釣頭”在招募“釣鈎”時不分男女，一般有三個要求：一是長得乾淨，不猥瑣，但也不容易被記住；二是衣服得穿得乾淨，至少得像個普通市民；三是容易被信任，“最好胖一點，和藹一點，憨厚一點”。

權力無節制開始膨脹，貪慾隨之水漲船高，總拿政府“彌補經費不足”為藉口，讓罰沒收入成為返還執法單位的堂而皇之的理由，遂而自己罰款自己享 ^[2]  用。應該説，也正是在此思維慣性下，雖有“堅決杜絕給交警下達罰款指標”的命令，仍可以變了花樣地採取釣魚執法，僱傭“釣頭”，大搞欲擒故縱之類的“養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