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論中的貨幣

《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共分為7個部分。在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該書的章節安排、分析方法和一些必要的説明。在第2章中，作者開始轉入對貨幣在一般均衡和增長背景下作用的分析。在第3章中，作者提出了第2種金融市場——由工商企業發行、消費者和銀行局購置的永久債券市場。在第4章中，作者介紹了多種類的初級證券，並對影響初級證券差異的因素以及把這些證券從借款人分配到貸款人的技術手段進行了探討。在第5章中，作者對不同的證券及其利率如何影響對貨幣的需求進行了研究。在第6章中，作者分析了第3種金融市場——非貨幣的間接資產市場和第2種金融機構——非貨幣性金融中介機構。在第7章中，作者分析開始由初始經濟轉入更近於現實的金融體系，該章分析的重點為貨幣市場的供給。 ^[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金融領域裏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傳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面臨新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1955年至1957年，格利和肖聯袂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經濟發展的金融方面”一文，文章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分別對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各種金融中介機構在信用創造過程中的作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是對他們以往提出的觀點的進一步闡述和系統化，可以認為，該書只是使其作者的思想較之以前的文章在理論結構和框架上更為明晰和完整而已。 ^{[2]  [4]} 

在該書的第一章“導論”中，格利和肖指出了該書研究的中心問題。與以往西方傳統的貨幣金融理論不同，該書除了研究貨幣和一般的銀行性金融機構外，還把分析拓展到範圍更廣的金融資產和金融機構。格利和肖在該書中運用了由簡入繁的抽象思維方法，先從一個“初始經濟模型”着手，然後逐步增加新的變量，進而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關於貨幣、債務以及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 ^[4] 

該書第二章提出了“初始的金融”的概念，假設了一個簡單的經濟模型，它只包含一個金融市場即貨幣市場，一個金融機構即政府貨幣系統（包括一個政策局和一個銀行局）。格利和肖在此模型下集中考察了貨幣市場的需求方面，分析了貨幣政策的選擇及其效果。他們指出，在新古典主義的世界裏，這個簡單模型下的貨幣和貸幣政策是中性的，但是如果政府支出具有分配效應，那麼貨幣和貨幣政策就不是中性的。同時格利和肖還指出，初始的金融是經濟增長的桎梏，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本身就是經濟進步的羈絆。他們還提出了緩解這些金融障礙的一些簡便的權宜之計。 ^[4] 

該書在前一個簡單模型基礎上引出第二個模型，增加了一個初級證券市場。第三章“貨幣和初級市場”展示了第二個經濟模式的四個市場（勞務、商品、證券和貨幣）的供求條件。由於初級證券市場的發展，不成熟的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阻礙得到了一定的緩解。在經濟社會中，投資者所需資金往往靠內部籌資。然而格利和肖認為，只要經濟部門存在着預算赤字或盈餘，投資者的外部籌資就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把外部籌資的形式分為兩種：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直接金融把初級證券注入消費者的資產組合中，而間接金融則用貨幣代替這些資產組合中的初級證券。貨幣資產有着不同的類型，來源於不同的途徑。不同類型的貨幣資產的名義擴張或名義收縮對實際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各不相同。格利和肖將貨幣區分成“內在貨幣”和“外在貨幣”，由政府購買或轉移支付而產生的資產稱為“外存貨幣”，它是消費者和企業持有的對政府的一種債權，從私人部門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外部的或外在的淨額債權”。同時，他們把由私人金融機構債務組成的貨幣資產稱作“內在貨幣”，因為它們代表“內在於”私人部門的資產和負債。格利和肖認為，在新古典主義框架中，當一切貨幣都是“內在貨幣”或一切貨幣都是“外在貨幣”時，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實際變量的影響可能是中性的，但是“當同時存在內在貨幣和外在貨幣時，貨幣政策對實際變量就可能不再是中性的”，正如作者前面所説，離開新古典主義愈來愈遠，則貨幣的作用就變得愈益重要。

格利和肖還指出了靜止狀態或平衡增長的靜態均衡分析的不足，並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用動態模型取代靜態模型，以從分析靜態的經濟走向分析增長中的經濟。他們指出，如果人們離開新古典主義靜態均衡分析的背景，貨幣在實際經濟行為中的作用就變得較為重要了。 ^[4] 

該書第四章進一步放寬了前幾章的限制性假設，擴展了對金融增長的分析。在金融市場上，投資者不僅可以持有貨幣和同質債券，而且還可以持有更多的其他金融資產。因此在他們的分析中，貸幣不是貨幣金融理論中的單一分析對象。貨幣只是許多金融資產中的一種。格利和肖在這一章中主要分析了對初級證券和金融資產（包括間接證券）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討論了初級證券質量變化的影響。他們還指出，借款人所發行的初級證券的多樣化和貸款人所持有的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是應付一般的和具體的風險的一道防線。由於金融資產日益多樣化，各部門的單純型資產——債務狀況為混合型資產——債務狀況所取代。這種狀況往往有助於擴大初級證券的發行和金融資產的規模，因此有助於加速金融增長。 ^[4] 

該書第五章又回到了貨幣市場上來。格利和肖認為，在有多種貨幣替代品的條件下，貨幣的實際需要量在金融資產總量中所佔的份額會下降。而當金融資產出現更加顯著的多樣化和差異性時，貨幣和貨幣政策就更加顯示出其非中性的特徵。

在這一章中，格利和肖還詳細地剖析了貨幣金融理論中的一種分析方法——“淨額貨幣論”，並對它提出許多異議。他們認為，除了“淨額貨幣論”的分析法本身存在許多矛盾之處以外，這種方法只考察經濟中的“外在貨幣”，而剔除了內在貨幣（和債務），即忽視了內在貨幣和外在貨幣組合中產生的對實際經濟變量的影響，因而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格利和肖又指出，在考慮了初級證券的差異性後，即使經濟中所有貨幣都是內在性的，名義貨幣量的變動也可能會引起利率、產量和財富的變動，理由是貨幣系統可以只買賣幾種未清償證券中的一種從而改變支出單位的資產構成”。因此，他們主張採用所謂“總額貨幣論”的分析方法來研究貨幣與經濟的關係。 ^[4] 

該書第六章引進了第二種金融機構即非銀行的或非貨幣的金融中介機構，也引入了不同於前述貨幣市場和初級證券市場的非貨幣間接資產（如儲蓄存款和儲蓄貸款協會的股份）的市場。格利和肖認為，金融中介機構有貨幣系統和非貨幣中介機構兩大類。非貨幣的中介機構與貨幣系統具有許多共同點，前者也在信用創造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貨幣的中介機構的間接證券發行會與任何形式的貨幣激烈競爭。格利和肖由此認為，非貨幣中介機構的擴張對貨幣系統的發展是一種掣肘，而且它會削弱貨幣政策的作用貨幣當局需要通過比其他情況下更大幅度地增加或減少名義貨幣量來抵消這種削弱行動。

傳統貨幣理論認為，商業銀行具有創造貨幣的能力，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僅僅起到簡單的中介作用。格利和嫌率先對這種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他們認為，商業銀行在金融機構中有能力創造活期存款形式的貨幣，但是同樣，其他金融機構也能創造某些獨特的金融債權憑證，這些金融債權憑證也具有擴張信用的能力。 ^[4] 

該書第七章討論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控制的手段與效率。①提出了貨幣控制的最基本要素。格利和肖對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公開市場業務中傳遞的常常是“混亂的信號”，而由於實行法定儲備，銀行業在部分時候是一個失衡的體系，再貼現政策則可能是一種相當笨拙的方法。為此他們提出了中央銀行貨幣控制的最基本要素：一是確定銀行的名義儲備，二是規定儲備——餘額利率（即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儲備存款餘額支付的利率），三是控制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他們認為，中央銀行只要掌握任何兩個要素，就能管住經濟體系中的一切名義變量。②主張把貨幣和公債的管理結合起來。格利和肖認為，一個有能力既管理名義貨幣量又管理公債的金融當局，也能在短期內掌握利率，在長期內掌握價格水曠和實際經濟變量，而這些是傳統中央銀行所無能為力的。因此他們設想把貨幣管理和政府債務管理結合起來。③建議加強對銀行業的管理並擴大貨幣控制範圍。格利和肖認為，由於私人商業銀行體系的內在動力是利潤最大化目標，而這種目標經常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相牴觸，因此貨幣領域中的“看不見的手”的作閒是令人懷疑的。他們還根據美國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指出，中央銀行選擇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控制的重點，這很可能引起銀行的純利潤的下降，而這種下降會危及銀行業的清償能力。為此格利和肖提出多個建議，如政府可以投資於銀行股份，可以為銀行存款保險，可以對銀行資產構成規定更嚴格的限制，並強化對銀行的檢查程序等等先。同時，格利和肖進一步指出，要在長期內消除這種威脅，還必須採取另外一些更激進的辦法，如規定目分之百的儲備、銀行體系國有化，或者把控制範圍擴大列商業銀行之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4] 

《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在貨幣金融學説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在格利和肖所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建議的影響下，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貨幣當局已經將控制的範圍擴展到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同時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特別是公債管理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也愈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4] 

愛德華·肖，1908年出生於美國，1929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學士學位，1930年獲得碩士，1936年獲得博士，1941年後擔任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經濟系主任。1764—1966年在布魯金斯學會任研究員。愛德華·肖還曾在財政部、聯邦儲備銀行和軍隊任過職，其代表作品有《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金融理論中的貨幣》等。 ^[4] 

約翰·格利，美國經濟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代表作品有《金融理論中的貨幣》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