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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山藏經紙
鎖定
總長857.7釐米高27.8釐米，共由15張經紙粘接而成。 宋代《金粟山大藏阿毗達摩法藴足論卷第一卷》 每紙長60釐米，幅幅紙心鈐蓋：“金粟山藏經紙”小紅文長方印，並繪朱絲欄行界。金粟山（浙江省海鹽縣廣惠憚院）藏經紙，乃宋代特有的著名紙品，此紙大約造於宋代熙寧至元豐年間（公元1068年至1085年），紙坊在蘇州承天寺。系經楮樹皮加工而成，專供寺院寫經之用。其內外加蠟加砑使之硬，黃藥濡染而發黃。兼因紙厚重，紋理粗，精細瑩滑，久存不朽，甚為名貴。其內外加臘砑光工藝，乃宋代造紙業由箋紙生產發展過程中所創造之技法，與唐代的僅僅加臘使紙堅挺平滑、透明美觀之法不同。故其不但書寫效果尤佳，而且歷經千年滄桑，紙面仍然黃豔硬韌，墨色如初，黝澤似漆。
- 中文名
- 金粟山藏經紙
- 總 長
- 857.7釐米
- 年 代
- 宋代名紙
- 高
- 27.8釐米
詳細介紹
金粟山在浙江省海鹽縣西南，山下有金粟寺，寺中藏有北宋質量優良的大藏經紙，紙上有朱印“金慄山藏經紙”。明代董榖《續澉水志》（1557）説：“大悲閣內貯大藏經兩函，萬餘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所書，其紙幅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1078—1086），五百年前物也。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以後，人們多喜用它裝潢珍貴書畫作為引首。從工藝上看，宋的金粟箋是唐代硬黃紙的延續。經檢驗，證明其原料為桑皮紙，有的為麻紙。這種經紙，為歙州生產，具有濃淡斑紋，又名“金慄箋”。屠隆《箋譜》：“徽州歙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即指這種經紙。《金粟箋説》引 潘澤民 《金粟寺記》：“寺先有 宋 藏數千軸，皆硬黃復繭，後人剝取為裝贉用，零落不存，世所傳 金粟山 藏經紙是也。或雲 唐 藏矣。”
金粟寺在浙江省海鹽縣西南18公里，寺建於三國吳代。該寺曾經藏有北宋紀年的經藏數千軸(或稱萬餘卷)，每幅紙背後印有長方形紅色小印“金粟山藏經紙”文字，紙張兩面加蠟磨光，由於紙質堅挺平滑，抄寫文字“墨光黝澤如髹漆可鑑”，因而“日漸被人盜去，四十年而殆盡”。“好事者剝取為裝潢之用”。使金粟山藏經紙名揚四方，求者甚多，屢有仿製。
該書卷後跋稱：“乾隆中葉，海宇晏安，上(指乾隆帝)留意文翰，凡以名紙進呈者得蒙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箋之名以著。”張燕昌自稱：“乾隆壬午(1762年)，燕昌於吳門敬觀今上御筆《賜和沈德潛紀恩詩》橫幅藏經紙，高九寸，寬一尺七寸。”證明當時宮中有大量藏經紙進呈供御用，其中必有仿製者。
《金粟箋説》中記載：曾藏有該紙寫本或印本藏經的佛寺有海寧崇明寺、江寧句容縣崇明寺、秦溪屯興善寺、法喜寺等；另有記載附近或本寺有造紙者如：“吳槎客雲：宜興善權山之麓有廣教禪院，亦曰善權寺……與山相近地名陶墅，至今出佳紙，白如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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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書畫家所重，豈猶是白藏經之適嗣與?”“陸貫夫雲：金粟山藏經紙造於蘇州承天寺，此故老相傳之説，今承天寺造紙乃其遺制。”“秀州精嚴寺當時設局營造專為寫經。”
《金粟箋説》記載：藏經紙有黃、白兩色及厚薄兩種。對於黃紙，引“錢柞溪雲：藏經紙味苦，試之良然，蓋以黃檗染成耳”。對於厚紙，引“《長物志》雲：宋有黃白藏經紙，可揭開用。錢柞溪雲：藏經紙有數層，似乎層層可揭；其實不然，後世愛重此紙，不得不揭用，遂有厚薄不勻，要知此紙本無可揭也”。許多見過厚紙的文人均認為該紙無簾紋，如《金粟箋説》引“陳繼儒《妮古錄》雲：宋紙於明處望之無簾紋，按藏經紙亦然”。“董毅《續澉水志》雲：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實際上這是因為將抄出的多層皮紙濕紙頁，重疊貼於牆上焙乾成厚紙，其各層簾紋互相錯開所致。若是澆紙法澆成的厚紙是不可能揭成多層的。《金粟箋説》書中也記載：“知不足齋觀《賢愚因緣經》一卷摺版……紙色黃而腴，比金粟稍薄，且有簾紋，闊二指。”即印刷本佛經可用單層薄紙，能觀察到簾紋。對於該紙尺寸記載：秀州精嚴寺藏經每紙高一尺五寸，長二尺六寸。但《金粟箋説》作者認為：“金粟，法喜造紙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寸有奇，長三尺三寸，質料用繭紙(皮紙)兼硬黃法也。”
明文徵明《漪蘭室圖卷》的引首用宋代藏經紙，有陳道復題引首稱：“宋金粟山藏經紙楮桑合制。”潘吉星曾化驗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經紙，其用不同原料，有麻紙，也有桑皮紙，皮紙居多。
《金粟箋説》所引文獻中有人認為該紙是唐紙者，如元代姚桐壽《樂郊私語》稱：他在元至正癸巳次年(1354年)與潘廣文(字澤民)至金粟寺“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另落過半。”[278]而潘澤民《金粟寺記》也稱：“或雲唐藏矣”。然而《海鹽縣圖經》則稱：“有言此紙當是唐藏，蓋以其制測之。然據董谷以為紙上間有元豐年號，則其為宋藏無疑矣。”該紙會被認為是唐紙，其一是製法類似唐代硬黃紙，其次寺院紙興盛於唐代，至唐武宗會昌毀寺之後已不多見。第三，經文中有沿唐諱缺筆者。主張金粟箋是宋代紙的明、清作者是從各寺當時所藏經藏中有宋代至和、治平、熙寧、元豐、元佑等年號(1054—1093)。金粟山藏經紙傳流至清代，其質量仍屬上乘，上至皇帝，下至書畫家均讚不絕口，清乾隆帝在《四庫全書》《清高宗御製詩》[279]中有兩首贊金粟箋的詩和八首贊藏經紙製成的紙扇，詩中認為金粟箋超過澄心堂紙，如：“昔彼金粟山，制此藤苔質。殺青印法華，青蓮輝佛日。巧擘始何人?雲影猶餘需。品過澄心堂，用佐隋安室……”“唐代經背紙，梵文隱現中。”“裁彼金粟箋，制此清風扇”等詩句，他也認為此紙可能始制於唐代。清代畫家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約1781年)也認為金粟山藏經紙可能是唐紙，質量超過宋元明渚代。文中稱：“紙之流傳者愈古則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經紙一種而論，越今已幾千載，不過其色稍改，而完好緊韌，幾不可碎。以此作畫，雖傳之數千年無難也。今則盈尺數金，安得供我揮灑!下而宋元諸箋，雖不如藏經，猶堪經久，亦何可多得?惟前明宜德間最精研於造紙，而得留於今者，時或可遇，亦難多得。近時造紙涇縣最盛，而宜城所造貢紙，細膩光潔，已屬今時極品，但柔順有餘而剛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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