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試驗

experimentation in medicine

科學實驗在醫學中的運用。

一般認為，W.哈維用科學實驗證明動物體內存在血液循環，是為醫學實驗的先河。他在研究中，根據已知的事實提出合理的假想。並經周密設計，嚴格控制實驗條件，對實驗結果作縝密的分析，從而證實自己的假想。當時慣用的方法是從古代自然哲學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古代醫學理論出發，通過類比、猜測、思辨，來研究臨牀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整理所得到的經驗。哈維則突破這種慣例，他用實驗來取得知識的方法，逐漸為越來越多的醫學家採用。但這一過程的進展十分緩慢,並遇到不少阻力。

1865年,C.貝爾納發表《實驗醫學導論》，從方法論的高度分析和闡明實驗的方法及其對醫學的重要性，並提出醫學中的知識都應當經過實驗的證實。這一著作的問世，標誌着用實驗取得知識的方法，已得到醫學界的廣泛承認。後來在實驗室中研究人的生命與疾病本質與規律的學科羣，如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等,迅速地發展起來，多稱之為“基礎醫學”,過去則常稱為“實驗醫學”，以別於應用醫學（臨牀醫學，預防醫學等）。

醫學實驗的發展對醫學的進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世紀以來醫學的重大進展，端賴醫學實驗提供的對人體發育成長過程的深入瞭解和對各種疾病病因和發病機理的可靠的知識。科學實驗方法的引進，對現代醫學科學的建立和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中，20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事基礎醫學工作者佔絕大多數(7/8)，就是一個明證。

例如1747年英國的J.林德醫生為尋找治療嚴重威脅海員健康以至生命的壞血病的方法，曾將患病的12名船員分成6組,每組兩人，分別給予蘋果汁、橘子和檸檬、海水、醋、硫酸製劑以及肉豆蔻治療，結果用橘子和檸檬的一組病人很快康復，而其他組無效。此後橘子和檸檬成了航海必備的水果。林德沒有襲用治療前後病人的自身對照，而採用比較科學的同時並行的對照實驗方法，在發現維生素C之前100多年，找到了治療維生素 C缺乏症的正確有效方法。這就不是簡單的直觀經驗，而是在人體進行科學實驗的雛型。但是人體實驗的科學方法，並未立即引起臨牀醫學界的重視。20世紀以前的臨牀醫學教科書中仍然充斥着從偶然觀察到的假象得出的不可靠的經驗。1799年12月12日美國開國元勳G.華盛頓，在暴風雪中勞累受寒後患化膿性扁桃體周圍炎,在兩天內被醫生放掉82盎斯（合4250g）的血液，隨即於12月14日就病逝。對這些有害無益的治療方法,也有人表示過懷疑,如1835年法國P.C.A.路易對上百名肺炎、丹毒、咽喉炎的病人進行觀察分析後，發現放血療法毫無作用。這個結論引起其他醫生的批評與責難,認為他玷污了公認有效的傳統療法,路易本人也不敢為自己的研究結果辯護，仍繼續用放血療法治療病人。1953年斯大林患腦出血昏迷，蘇聯的醫生們還用水蛭放到他的頭上放血。這些事實説明臨牀工作中人們更多地採用直觀經驗的積累。研究方法的落後是臨牀醫學進展緩慢，一些有害無益的治療方法（如放血、催吐、導瀉等）流傳上千年而得不到糾正，以及許多疾病不容易找到有效療法的主要原因。

1960年代，臨牀藥理學中的藥效動力學首先明確提出藥物臨牀療效的判斷必須作為科學實驗對待，要求除實驗組外，應設立病情、年齡大體相同的對照組進行比較。並吸取過去臨牀研究得出錯誤結果的教訓，進一步要求用安慰劑及雙盲法，以消除醫生及受試者心理作用對實驗結果的影響。安慰劑即無任何治療和毒副作用的物質或製劑，只能滿足病人對藥物治療的心理要求。雙盲法即給對照組服用外觀氣味與實驗藥物完全一樣的安慰劑,醫生或病人都不知道誰服用了實驗藥物,誰服用了安慰劑（如果判斷療效的人也不知道，就叫“三盲法”，比雙盲法更客觀）。這樣就使得這兩組病人療效的差別，只能由實驗藥物和安慰劑造成，不能用別的原因來解釋。至於其他無法完全控制的因素，如情緒、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神經類型等，因為分組是隨機的，這些因素將機會均等地分佈在兩個組中，對實驗結果即使有影響，兩個組也基本一樣，不大可能使兩組的療效產生差別。倫理學的論證認為，這種人體實驗, 若能取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就是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這種方法已為世界各國所採納。70年代問世的臨牀流行學更把科學實驗的思想全面地應用到臨牀工作各個環節（除療效觀察外還有病因、診斷、預後、臨牀決策等）的研究中去，使原來只被少數優秀臨牀醫學家掌握的人體科學實驗方法系統化，變成廣大臨牀醫生通過學習都可以掌握的科學。這門學科首先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成形，很快在北美洲與西歐得到推廣。1984年中國衞生部開始在部屬醫學院校中推廣，1989年建立全國性的專門組織“中國臨牀流行病學工作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