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壽堃

1916-1919年 北京清華學校採礦系學習。

1919-1923年 公派留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採礦系至畢業。

1923-1925年 任美國島灣煤礦公司實習工程師。

1926-1929年 任北京門頭溝煤礦公司井下煤師。

1929-1935年 任北京門頭溝煤礦副總工程師。

1935-1946年 任北京門頭溝煤礦總工程師。

1945年11月-1946年2月 兼任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接收委員，接收北京門頭溝煤礦公司。

1946-1948年 任河北開灤礦務局工程師、兼總務主管助理。

1948-1950年 任河北開灤礦務局林西礦礦長。

1950-1954年 任河北開灤礦務局計劃處副處長。

1952-1954年 任唐山開灤建築工程學校教師。

1954-1956年 任遼寧撫順煤礦學校教師。

1956-1958年 任撫順煤炭科學院副院長，兼任遼寧省政協委員。

1958-1959年 任撫順煤礦學院副院長，兼任撫順市人民代表。

1959-1961年 任北京煤炭工業學院副院長。

1961-1980年 任北京礦業學院（1970年為四川礦業學院，1978年改為中國礦業學院）顧問，兼北京市政協委員。

1980-1990年 離休，任中國礦業學院（1988年改為中國礦業大學）顧問。

1990年1月4日 病逝於北京。 ^[1] 

鄺壽堃，生於中國民主革命的搖籃，鄺壽堃從少年時代就受到愛國愛民族思想的薰陶，其父鄺國華系我國首批公派留學生，學成回國後就職於上海江南造船所30餘載。鄺壽堃受到“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先就讀於北平清華學校採礦系，因學習成績優異而被派往美國留學，深造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Minnesota University）採礦系。1923年畢業後，在美國島灣煤礦公司（Island Creek Coal Co.）任實習工程師兩年，在實踐中，他檢驗了所學理論知識，並取得機械化採煤的較先進技術與礦業經營管理技能，為後來從事的採礦事業奠定了基礎。

1925年秋鄺壽堃學成回國，隨即投身於祖國的煤礦事業。1926年，先在我國較早的現代煤礦門頭溝礦任井下煤師，在此他較深入地瞭解中國煤礦當時的生產技術與設備情況，也掌握了採礦地質條件與煤層賦存規律。經過反覆思考，潛心研究，於1929年提出要改用適合該礦地質、技術情況的新房柱式採煤方法，不久他又建議推行“效率獎金制”，大大促進了採煤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

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部隊撤離北京，路過門頭溝時，遺棄了不少軍械彈藥。後來，佔領門礦的日本侵略者聞風勒令礦上羣眾交出檢拾的槍彈，鄺壽堃與羣眾商量後約定：“寧可銷燬也不交給日本人”，遂冒險於深夜將該批軍械盡皆投入第一號廢井，並以廢石填埋。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後，他被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特派員委任為接收委員，負責接收門礦公司。他根據門礦公司董事長威廉·麥邊與日本浪人白島吉喬曾秘密簽署過“北平門頭溝煤礦公司產契”而判為敵產，乃具名建議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予以全部沒收。在追繳物資時，因追到南京國民政府接收委員會已提走的大批物資，得罪了南京國民政府黨政接收委員會及偽北平市市長熊彬而工作受阻，這使清廉耿直的他認清了國民黨官場的貪婪與腐敗，深感厭惡，憤然辭去接收委員與門礦之職，到唐山開灤煤礦繼續去完成“實業救國”的夙願。

1946年鄺壽堃在開灤礦任工程師兼總局的總務主管助理，他極力主張改用以長壁工作面為標誌的新產品試銷採煤法，並著文提出“在電溜子（輸送機）與割煤機等機械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可先將落垛式改為向上沿傾斜的長壁式，利用自重輸送等措施”，因地制宜、有效地推行了新採煤法。1947年，他又倡導推行“效率獎金制”使開灤各礦井下煤工效率提高了20%，這是開灤礦務局歷史上一項重大的管理體制改革。

1948年初他被南京國民政府派往台灣省調查桃園一帶的煤田，擬建日產300噸的煤礦，此前，1942年曾被政府派往南洋荷屬印尼調查及參與金剛石礦的開採，1945年被派往加拿大調查金礦開採，同年還在國內的六河溝煤礦及浙江省江山附近的煤田調查。通過對多地域、多礦種的考察調研，增加了閲歷，使他在礦業方面具有了淵博的知識與紮實的實踐經驗。

1948年11月，開灤礦解放前3周，南京國民政府駐開灤林西礦的“交警”受命在撤退時要炸燬林西礦發電廠，以使整個開灤礦務局陷於癱瘓，於是找他（時任林西礦長）索要兩噸黃色炸藥，他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這一要求，並及時將炸藥轉移到唐山、趙各莊等礦，把餘下留在林西的炸藥也悉數轉移到井下炸藥庫以防“交警”強搶，最終保證了開灤礦務局各礦平安完整地回到人民政府手中。

1952～1956年鄺壽堃先後被調往開灤建築工程學校和撫順煤礦學校任教，他並不感到對自己是大材小用，而把這些工農調幹學生看作建設新中國的第一階梯的骨幹力量，把這樣的安排看作是知識分子報效祖國的光榮崗位。在當時國內還缺少現成教材的情況下，他盡心盡力地講授畫法幾何、機械製圖、金屬工藝學、井巷工程、採礦學及畢業實習、畢業設計等多門課程，受到師生普遍好評，被校方評為“業務能力強、教學效果好”的教師。

1956～1958年鄺壽堃調任撫順煤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主持科研課題的規劃與管理。他根據撫順煤礦的特點：開採特厚煤層（平均達30～40m）、瓦斯湧出量大（屬超級瓦斯礦）、地温高、井下習慣於而且較成功地運用下行V形（偽傾斜）工作面開採，沿傾斜採空區進行水砂充填的採煤法等這些特點，分別設置了“厚煤層開採法”、“階段煤柱開採法”等專題研究組，對原有的V形工作面、傾斜分層、水砂充填採煤法進行了詳細的觀測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許多重大改進意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完整的“撫順傾斜分層上行水砂充填傾斜長壁採煤法”。即將厚層煤分為3～5個分層組，各組含6～8個分層，各組依次由上往下開採，而各組內的分層則自下而上採，並加大了V形工作面的長度，改進了水砂充填系統，有效地提高了採煤技術水平。他還向鶴崗礦務局建議，用竹編人工分層假頂取代原先使用的木板假頂，既可滿足其“下行陷落採煤法的需要”，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木材。

在擔任煤炭教育工作和科研領導工作期間，鄺壽堃自覺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關心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每次規劃課題，他都認真思考，反覆討論，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實施方案。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彭世濟1987年2月在鄺壽堃贈款儀式上説：鄺老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艱苦奮鬥，為我國煤炭事業的發展，為煤炭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鄺老是我國目前健在的、最為人尊敬的幾位採礦前輩之一。

1990年病逝於北京，享年92歲。 ^[1] 

主張革新 新法採煤

早在1929年鄺壽堃就在門礦極力主張改革採煤法，經過與當時的總工程師比利時人的激烈爭論，最終以其建議合理、措施得當而被董事會採納予以試行，果然降低了5%的成本，鄺壽堃也得到了公司董事長——英國人威廉·麥邊的信任與器重，先後擢升為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1964年，鄺壽堃到開灤礦務局任工程師、總務主管助理，經過調查瞭解，他感到該礦採用的房柱式、落垛式採煤方法亟待改進。這種採煤方法的開採空間曲折狹窄，風流不暢，悶熱不堪，且全靠手工操作，工人赤膊露體地勞動，汗流浹背，頭暈腦漲，效率低下。加之該採煤法不設支柱而靠殘留煤柱支護，工人暴露在冒頂片幫威脅之下，安全缺少保障，所留煤柱在退出採區時要冒險搶採回收，既危險又所得無幾，整個採區的回採率僅有30%左右。美國當時也沿用房柱式採法，但在對煤房開採中，使用了高效連續採煤機結合尾隨的運煤梭車，全部實現了高度機械化，因而效率高進度快，採完煤房，退出採區時把大多煤柱加以回採，由於煤巖暴露懸空時間短，在其來壓之前，人和機器都已撤離，所以上述問題也就不突出了，但我國當時不可能實現那樣的機械化。而盛行於蘇聯及歐洲一些國家的是以採用割煤機加鏈板輸送機和金屬支柱的長壁式採法，因其工作面整齊平直，即使機械化程度稍差也可避免上述的諸多弊端。他遂著文論述推行以長壁採煤工作面為標誌，以機械化開採、運輸加支護為實質的新採煤方法的意義與實施方案，並認為新採煤法可逐步實現，初期缺少割煤機與電溜子等設備的階段，可過渡性地先將落垛式採煤法改為向上沿傾斜的長壁工作面，利用自重運煤等。這樣就增強了工程技術人員的信心，因地制宜地推廣了新採煤法，顯著地改善了勞動與安全條件，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使採區煤炭回收率提高到70%左右。他在回憶時説：“對於新採煤方法和機械化的優越性，我是（有）深刻體會的”，“在開灤（礦），我是積極推廣新採煤法者之一”。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全國煤炭工業大力推廣長壁式採煤法，開灤礦已領先了一步。　 ^[1] 

鄺壽堃從不安於落後狀況，積極主張革新、創新、追求生產安全和效率。次年他又趁熱打鐵，把行之有效、能調動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效率獎金制”在當時的開灤礦加以推行，使井下煤工效率的提高幅度達到約20%，成為開灤礦歷史上又一次重大而有深遠影響的改革。 ^[1] 

發揮餘熱 編撰辭書

“文化大革命”中，鄺壽堃受到迫害，並於1970年隨校遷去四川華鎣山煤礦區參加建校勞動，但他仍堅信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信念不動搖。後因年事已高，校方讓他於1974年回北京，住在女兒鄺宇寬家中，這也是他夫人於1966年去世後他長年單身生活在外，重又有了家人照顧的歲月。此時，他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不圖安逸，於1976年接受了《英漢礦業詞彙》增訂版的選詞、審校、增訂工作，他從許多新出版的英美刊物、詞彙中遴選、訂正與礦業有關的詞彙，終於在1980年使該書從原有56000詞條增至81000詞條。他也由此找到了發揮餘熱的陣地，不顧高齡，仍以飽滿的熱情，起早貪黑，埋頭書案，筆耕不輟。先後為《英漢採礦、礦物釋義大辭典》補選、翻譯、註釋約兩萬餘條詞彙，為《現代科學技術詞彙》撰寫採礦工程部分，為《英漢現代科學技術詞彙》撰寫採礦工程條目等。正如他女兒回憶時所説：“他常讓我去北大圖書館替他借新版美英書籍、刊物和詞彙”，“時時打破原有的、非常規律的作息制度伏案至深夜，有時一頓飯要給他熱幾次”，“為一字之差，可以和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爭得面紅耳赤……”，“直到1989年卧病不起，還念念不忘編辭書的事。”

他改革創新的思想同樣體現在著書立説方面，1980年鄺壽堃應中國礦院煤炭工業出版社的要求，組織翻譯美國內務部出版的詞書《採礦、礦物及有關術語（釋義）辭典》（A Dictionary of Mining，Mineral，and Related Term）時，他力主增訂而反對照譯舊的版本。但因翻譯工作量很大（當時估計達500萬漢字），加以都缺乏經驗，故編委會決定分兩步走：先出譯本不失原貌，再進行增訂，由鄺壽堃先行選編一些詞以備增訂。於是自1980年起他開始了幾年的辛勤工作，選取補充新詞約兩萬餘條，並一一按原書體裁加註了釋義及出處。可惜1987年交給出版社後因無資出版而被束之高閣。增訂一事也只得作罷，留下了不少遺憾。

鄺壽堃總是念念不忘艱苦奮鬥和人才培養。1956年至1958 年間曾4次主動提出降低原來的保留工資。在捐資助學上他的思想境界也十分高尚，1986年11月他委託女兒鄺宇寬向中國礦業大學校黨委寫信表示：“雖我年事已高，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學校的發展已感力不從心，但仍願貢獻一份力量，決定把多年的積蓄5萬元人民幣，捐贈給學校作為教學科研基金……為培養我國煤炭戰線的年輕幹部做一點微薄貢獻”。

1986年他毅然把多年積蓄的5萬元（當時是不小的數目而且是靠工資收入節省下來的）不留給子孫而慷慨捐贈給學校“獎給優秀學生”，“使他們為祖國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校方決定設立“鄺壽堃獎學金”並相信“這一獎學金將為我國煤炭事業培養出一批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採礦工程優秀人才”，為祖國四化和煤炭工業建設作出更大貢獻。迄至1998年“鄺壽堃獎學金”共頒發了10屆，受獎者有大學本科生、碩士生及博士生共94人，鄺壽堃的愛國心和創新精神像火種一樣點燃後人的心，代代薪火相傳。

1 英漢礦業詞彙（增訂本）（主要選編人）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80

2 英漢礦業詞彙（第二增訂本）（選編人），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7

3 鄺壽堃.採礦工程部分.現代科學技術詞典.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4 鄺壽堃.採礦工程條目.英漢現代科學技術詞彙.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