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裕志

鄧裕志先生，字裕芝，號康，筆名雨枝，英文名Cora Deng.

1900年9月出生於湖北沙市。鄧家為沙市望族，鄧裕志的父親任清政府湖南長沙府經歷，即掌管書記的官員，鄧裕志隨父母和祖母在長沙長大，其祖母為聖公會信徒。

1909年，鄧裕志入學長沙北區的周南女學堂。周南女學堂校長朱劍凡毀家興辦女學，思想傾向革命，該校人才輩出，畢業生有致力於婦女運動和中國解放的向警予、蔡暢等人。

1914年，美國長老會在長沙北區建福湘女子中學，1915年鄧裕志進入該校讀書，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

1919年鄧裕志從福湘女中畢業後與張大炳結婚，然而婚後張家違背承諾，不同意鄧裕志繼續金陵女大的學業。鄧裕志為了求學，義無反顧離開張家。此後，鄧裕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獻給了民族及婦女解放事業。

1922年鄧裕志休學回長沙期間，在長沙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並參加了1923年召開的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她認識到，只要女性團結起來，定能成為一種力量，“這個女界大團結的力量，能夠將中國婦女的程度提高，使她們在社會上得着一個相當的地位，更叫她們能負着改造家庭的使命，來建設新中國”。在這次大會上還決定舉辦勞工事業，各教會大學社會學系開設了“勞工問題”“勞工福利”等課程。

1924年，鄧裕志返校讀書，擔任金陵女大工役夜校的校長，負責設計課程以及組織金陵女大130餘位同學擔任夜校教師等工作，展現了出色的組織能力。 ^[3] 

192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社會系，獲學士學位。從1926年起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幹事、勞工部幹事、主任幹事、民教部主任幹事。

1928年起創辦女青年會女工夜校，開展女工的平民教育，配合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批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幹部。

1929--1930年赴倫敦經濟學院社會服務系進修。

1932年在日內瓦國標勞工局從事保護婦女、兒童研究工作。

1935年，她和史良等婦女界領袖發起成立中國婦女救國會，1936年又參與發起國難教育社。

1941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院社會經濟系華業，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在重慶成立女青年會出徵軍人家屬生產自救福利站。

1943一1944年在金陵大學社會系任教。建國初期任全國救濟總會理事，中國紅十字會理事。

鄧裕志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50年7月，她積極協助吳耀宗等起草《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三自宣言”，號召中國基督教徒同全國人民一起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奮鬥，使中國基督教成為中國基督教徒自辦的事業。1950年起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名譽總幹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顧問。

鄧裕志先生歷任全國人大一至三屆代表，全國政協一至六屆委員，全國婦聯一至五屆常委，中國陶行知思想研究會理事，上海社會學會顧問等職。

1996年10月1日逝世。 ^[1-2] 

1914年，美國長老會在長沙北區建福湘女子中學，1915年鄧裕志進入該校讀書，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1919年，楊開慧也到了福湘女中讀書，鄧裕志與楊開慧彼此很熟。毛澤東當時也在長沙，組織學生運動、宣傳進步思想，他在《湘江評論》《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引導女性解放，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鄧裕志稱“他寫的文章激烈、雄辯、很有説服力”。1918年，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組織了新民學會，在五四運動中，新民學會組織和領導了湖南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後來又組織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向警予、蔡暢、楊開慧等都是新民學會的成員。革命之火也點燃了鄧裕志的愛國熱情，她積極參加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各種愛國活動以及各種報告會，包括毛澤東送走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後的報告會。

對鄧裕志影響最大的是她在毛澤東領導下參加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在“驅張運動”高潮階段，毛澤東和各校學生會負責人約定了日期，舉行“驅張”總罷課。到了那天，臨時負責福湘女中校務的美國人Strunk將學校大門鎖上，不讓學生出門。鄧裕志和學生會的另外兩個同學到Strunk的辦公室要求放行。Strunk拍着桌子強令她們到物理實驗室去做實驗。學生代表也拍桌子，表示了參加遊行的決心。Strunk惱羞成怒，大打出手，猛扇女生耳光。鄧裕志她們大叫起來：“洋鬼子打人了！”大家包圍了辦公室，把她們救了出來。學生們扭斷鎖鏈，毅然衝出校門，匯入了大遊行的行列。直到三十年後，毛澤東仍記得當年的福湘女中學生自治會會長鄧裕志。1949年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向毛澤東介紹鄧裕志時，毛澤東説：“你不是叫鄧裕芝嗎？”鄧裕志忙説：“改了，改叫鄧裕志了。”鄧裕志後來撰文《毛澤東影響我一生》，其中寫道：“我很幸運，青少年時代能和毛澤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裏，能和毛主席的愛妻楊開慧做同學，能參加毛主席領導的‘驅張運動’，就此走上愛國道路。” ^[3] 

1926年，鄧裕志從金陵女大社會學系畢業後進入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工作，1928年轉入勞工部，分工負責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浦東平民學校，即後來的女工夜校。在鄧裕志負責學校工作伊始，她就進行了教學改革，除了課堂教育外，又增加了講時事、唱歌、演戲、春遊等活動。後來平民女校不斷髮展，1930年正式定名為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到了1934年，上海共有6所青年會女工夜校(下稱“女工夜校”)。除了上海的6所女工夜校，鄧裕志還領導發展了煙台、天津、武漢、重慶、廣州、香港等地的女工夜校。作為一名基督徒和社會學家，鄧裕志一直關心勞工權利問題。她認為工人的人格同樣具有神聖價值，要承認“我們”和“他們”在社會里都是同工，要改善勞工待遇，給勞工均等的機會，要協助工人運動使之成為改良社會、建設社會的強健力量。鄧裕志希望能夠直接為廣大中下層婦女服務，多次婉拒宋美齡的邀請到官辦的婦女指導委員會擔任高級職務。

1929年，鄧裕志訪問陶行知創辦的曉莊鄉村師範學校，特別推崇他“教學做合一”的教育主張，認為這是改造舊中國教育的途徑。1932年開始，女工夜校與陶行知合作，多次請他前去演講，按照陶行知的精神辦學。陶行知經常對鄧裕志説：“給她們（女工）一把鑰匙，讓她們自己去尋找解放自己的路！”“最主要的要培養工農自己來改造社會。”“要培養工人中自己的領袖。” ^[3]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人民奮起加入抗日救亡運動。領導女工夜校的鄧裕志深感女工教育應該與民族解放事業緊密結合，才符合服務社會、造福人羣的基督教教義。

中國進入全面抗戰前夕，女工夜校師生已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中嶄露頭角，如組織義演、募捐，支援罷工工人；策劃、領導全市工人反日大罷工；舉行支援抗戰、抗議迫害的遊行示威，等等。

1935年，鄧裕志與何香凝、史良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大會上，夜校女工是主力軍，師生高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山河”的旗幟，高唱《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會後還舉行了抗日救亡的示威大遊行，女工同學們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1936年，陶行知倡議發起了“國難教育社”，吳耀宗、沈體蘭、劉良模和鄧裕志都是發起者，該社致力於在羣眾中普及國事教育，喚醒民眾愛國覺悟。女工夜校的學生們在受到教育後，認識到把國難教育普及到勞動羣眾中的重要性。鄧裕志經常到女工夜校學生所辦的工廠識字班去，教唱愛國歌曲，激發工人愛國熱情，讓女工們懂得要獲得自身解放，必須先求得民族解放，要參加抗日救亡。鄧裕志還聘請具有愛國思想的教師為女工授課，其中有許多共產黨員，當時鄧裕志並不知道她們的身份，只知道她們是很好的老師，對夜校工作認真負責，鄧裕志利用自己的身份對這些老師的生命安全進行保護。她和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幹事鍾韶琴對女工夜校的教學體制和教材大膽進行改革，抗日與進步的思想得以輸送到女工教育中。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基督教女青年會轉入戰時服務。8月4日，由何香凝發起成立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衞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鄧裕志任慰勞組副組長，深入各醫院調查慰問傷兵、代寫家信、贈送衣物食品。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女工夜校師生積極參加社會各界救亡組織的難民收容所，擔任宣傳、衞生、掃盲和管理工作。9月，中國婦女慰勞自衞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成立“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其成員全部是來自女工夜校的師生。此後三年，該團輾轉蘇、浙、皖、贛、湘、鄂、豫、閩8省，行程2萬里，隨軍開展救亡工作，後來該團大多數團員加入了新四軍或奔赴延安。

全面抗戰後，鄧裕志經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安排，前往漢口設立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辦事處，組織會員進行抗日救亡支援前線的工作，如縫製棉被、背心和慰問袋等慰勞品；組織戰時歌詠團，鼓舞鬥志；組織女工夜校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戰時服務團前往湖北、湖南、廣西、貴州等地進行抗戰宣傳，為前線將士服務，堅持達四年零五個月。鄧裕志又前往重慶、貴陽等地調研，調整、籌設基督教女青年會，支援抗戰。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曾邀請周恩來和鄧穎超訪問，他們對基督教女青年會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示了讚許和支持，周恩來評價説：“你們完全有條件，由中國人自己辦女青年會。”

1938年至1942年間，鄧裕志利用在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擔任交換幹事及在美國紐約大學學習的機會，向美國各界廣泛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她訪問了近三十個城市和鄉村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曾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及夫人的接見，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在籌備會時，鄧裕志和吳耀宗建議成立政協宗教界這一界別，把宗教界人士集中在一起，就能更有力地發揮代表作用。作為宗教界女性委員，鄧裕志在政協會議上作了報告。她説：“基督教是由西方傳入的，現在應有中國化的基督教，中國基督教已到了劃時代的階段了。我保證：我本人始終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在人民政協會議裏，大家團結起來，建設一個富強、統一、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全國解放後，鄧裕志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千事、全國婦聯常委。她為倡導各界婦女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做了很多工作，使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為中國婦女運動中的一股積極力量。

鄧裕志有廣泛的國際關係，在國際上頗有影響，為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瞭解、維護世界和平和祖國統一貢獻了力量。1950年，鄧裕志應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邀請，參加東南亞基督教女青年會領袖訓練會，介紹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新形勢和中國的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工作，使很多人消除了對新中國的誤解。1950年冬，鄧裕志在參加丹麥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執行委員會會議時，發現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存在“一中一台”的問題，以後中國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就與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中斷了組織上的聯繫。

鄧裕志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50年7月，她積極協助吳耀宗先生等起草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即《三自宣言》，號召中國基督徒同全國人民一起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奮鬥，使中國基督教成為中國基督徒自己辦的事業。她認為中國基督教能夠成為中國人自己的事業是與新中國的成立分不開的；三自愛國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並非只依靠一些教牧同工和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力量，而是依靠羣眾，走了羣眾路線；三自愛國運動培養了教會的民主作風，要繼續發揚民主作風，走羣眾路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