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風

鄒魯風（1910-1959），原名鄒寶璠。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改名鄒素寒。1936年在上海見到魯迅先生，深慕魯迅先生之為人，高風亮節，遂再改名鄒魯風。 ^[3] 

1910年鄒魯風生於遼寧省遼陽縣三塊石村一個佃農家。1915年，鄒魯風入村小學讀書。1920年冬，考入遼陽縣第二民立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後，因家庭生活困難，他到騰鰲堡一家當鋪學徒。後考入師範學校，入學後，因父母年老，家境貧困，去通遠堡小學教書。不久，中國第一次革命戰爭爆發，在大革命形勢的影響下，1926年去武漢考入政治學校。1927年，他在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入伍生參加西征。 ^[4]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鄒魯風因病回到故鄉遼陽。後去哈爾濱，先後在扶輪小學教課，還當過家庭教師，後入政治大學學習。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鄒魯風參加北滿游擊隊，進行抗日救亡活動，
組織慰問團，慰問抗日軍民。


1933年，鄒魯風在北平考入東北大學俄語班學習。在餓語班先後結識了
肖闊和、關山復、紀昌等同志。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哲學和
文學等向題，並向同學們介紹了《大眾哲學》《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以及
《鐵流》《萍蹤寄語》《大眾生活》等進步書刊。


1934年，鄒魯風在東北大學是學生會負責人之一。當時國民黨政府為奴
化和統治學生，加強對學生的軍事訓練，遭到北平各高等學校的普遍反對。東
北大學的負責人也想借此時機向國民黨政府取寵，所以一開學便請來大批軍
訓教官，規定每週八節軍訓課，加重學生的軍訓負擔。這樣不僅影啊學生的文
化學習，也妨礙和限制了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和社會動。鄒魯風看穿了學校
領導的用意之後，聯合各班級一致向學校提出減少軍訓課的要求，經過反覆鬥
爭，學校迫於形勢，終於將軍訓課每週減為四節。

1935年蔣介石不斷加強獨裁統治，下令各校升降旗要吹軍號，學
生聽到號聲必須立即立正敬禮，否則以違犯國法論處，一天早晨紀昌聽到號聲
沒有立正敬禮，被軍官發現報告學校當局，學校當局為殺一儆百，展懾學生，當
天宜布開除紀昌學籍，斷絕食宿，這件事展動了全校。鄒魯風挺身而出，組織
全班學生開會，提出派代表向學交涉的建議。當時大家推舉鄒魯風為代表，
要求學校當局收回成令。但學校不接受學生代表意見，鬥爭進行得很邀烈。
因為牽扯大家，紀昌感到過意不去，便想離開學校了事。鄒魯風卻反對説：“
不是你個人問題，這是鎮壓全班以至全學生的開始，是對東北抗日愛國青年的摧殘，是一場最現實的革命鬥爭，必須堅持，而且一定會勝利。”隨後鄒魯風
找文學院方院長，方院長和鄒魯風在哈爾濱時有一面之交，而方為人比較正
直，有愛國心。經與方院長几番周折，得到了方院長的支持，説服了學校當局，
收回了開除紀昌學籍的成命。鬥爭歷時一個多月，終於取得了勝利。因為鄒
魯風堅決同學校當局鬥爭，所以他早已上了黑名單。

1935年年末，“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在這次運動中，鄒魯風積極參加組織領導工作，特別是對東北大學的學生運動起的作用更為突出，他把這次學生運動中東北大學學生的英勇事蹟寫成文章，在《生活》雜誌上發表。

1936年1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在北平學聯工作。他受地下黨的委託，到上海找魯迅先生，送去北方局委託魯迅先生轉交黨中央的重要文件。

1936年6月，鄒魯風在北平同曲志君結婚。西安事變前後，鄒魯風受黨的派遣在東北軍中作統戰工作，協助東北軍在北平招收學生兵，成立學兵隊。西安事變後，黨又派他到東北軍一〇五師開展工作。 ^[3] 

1937年，“七七事變”後，鄒魯風毅然拋下將滿週歲的女兒走上抗日前線。在平津流亡同學會中一直作抗日宣傳工作，他由北平到天津，又由天津到煙台、到濟南。十月他任魯西遊擊隊政治主任，魯西區黨委宣傳科長，魯西二專署專員。 ^{[3]  [4]} 

1945年“九·三”勝利後，鄒魯風被黨派回故鄉遼陽工作，其愛人及兩個孩子也一同來遼陽。鄒魯風任遼陽市長兼縣長。在家鄉工作期間，他首先注意教育自己的家屬、親戚和朋友，使他們瞭解共產黨的性質目標和方針政策。辦事講原則，不循私情，克己奉公，在父老鄉親中樹立了良好的風範。當時由於鬥爭形勢的需要，鄒魯風親自領導開闢千山區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反霸鬥爭，曾和副縣長謝東屏親到龍泉寺捕拿反動地主，使千山區反霸減租鬥爭首先打開局面。

1946年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遼南，一時國民黨軍幾乎佔據遼南全境。在艱苦的環境中，鄒魯風帶病體堅持邊沿地區的游擊戰爭，直到遼南全部解放。

1947年8月鄒魯風任遼南行署專員。遼南解放後，鄒魯風任遼南省政府副主席。 ^[3] 

全國解放後，鄒魯風調到高教戰線工作，先後任東北教育部副部長、人民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鄒魯風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在任東北教育部副部長時，為整頓東北高等教育，他深入高等院校調查研究，及時提出高等學校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馬列主義思想教育是社會主義大學和舊大學的根本區分，指導各大學迅速成立政策教研室，開馬列主義課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在人民大學工作時，學習蘇聯經驗，進行教育改革，強調馬列主義傳授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科學性，強調科學研究，並注意聽取意見，糾正改革中理論聯繫實際不夠的缺點，對發展黨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時，鄒魯風曾兼任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書記，在討論公社的性質時，大家説是共產主義的，鄒魯風説是社會主義的，受到孤立。後毛澤東肯定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人們才認定鄒魯風的看法是對的。

為了徹底瞭解公社化出現的新問題，由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組成了168人的人民公社調查組，鄒魯風擔任這個調查組的總負責人。關於調查組的工作指導思想和工作作風，鄒魯風提出：“這次人民公社調查是教學理論聯繫實際的好機會，也是改造文科大學的好方法，調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當時調查是説真話還是説假話確實是一個尖鋭的問題。在那説假話插紅旗、説真話插白旗盛行的時候，很多人對説真話有顧慮，針對這種情況，鄒魯風多次強調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進行科學研究，而科學研究就要實事求是，要靠佔有大量真實材料，從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客觀規律性。科學研究允許失敗，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按照這樣的原則，將半年的調查，整理出180萬字的調查報告，並寫出許多篇專題論文。

1959年8月，鄒魯風由人民大學調到北京大學，當時廬山會議正在召開，後鄒魯風因調查報告受到錯誤批判，調查組的許多同志也受到牽連。鄒魯風不為自己受批判感到委屈，而為調查組的大批同志蒙不白之冤而不安，他心情沉重地説：“我相信調查工作沒有錯，我們的工作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我個人沒有什麼，我感到痛心的是因為我連累了大家”。

1959年10月26日，鄒魯風在北京逝世。

1979年，鄒魯風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3] 

鄒魯風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忠於黨，忠於人民，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革命路線，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忠誠戰士所具有的崇高精神和優秀品質。鄒魯風同志既是一個忠實積極、奮發有為的黨的領導幹部，又是一個治學嚴謹、很有造詣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者。他堅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黨性原則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注意研究運動中提出來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對待羣眾運動的正確態度和對黨的事業積極熱忱、高度負責的精神。鄒魯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明磊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