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潤安

清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年(1832～1840年)間，他從事本草著述，編成《本經疏證》(內含《本經疏證》12卷、《本經續疏》6卷、《本經序疏要》三書)。在此書中取《本經》、《別錄》為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方》為緯，交互參證，“疏其文而證其解”。書中採用箋疏之例，辨證之體，重在討論藥性及其在古方中的運用。另著有《明典》54卷，《傷寒通解》4卷，《醫理摘抄》4卷，《醫經書目》8卷等。 ^[1] 

其所著《本經疏證》與《本經續疏》，運用嫺熟的筆法，優美的文句，將深奧的中醫學理論闡述得十分透闢。現其議論縱橫披閲，筆墨酣暢淋漓，讀之令人回味無窮．歎為觀止。僅以鄒氏書中對菊花、羊肉、貝母的疏解，對嘔吐、煩躁的訓詁和對頭面風的描述等為例，説明他不僅對醫學經典研究有得，“往往於古人見解外，別有會心”，而且其古文學功底亦甚深厚，文字形象生動，具有相當強的説服力和感染力，從而能“使藥品之美畢彰，而《本經》之旨益著”。 ^[2] 

其所撰《本經疏證》，是對《神農本草經》藥物研究、剖析得最深刻、最透闢的專著。鄒氏論藥，始終緊緊抓住藥物所適應的病機，且不離論方與論病，往往是融《內經》、《傷寒論》和《金匱要略》諸書之精義於一爐，因而在發掘藥物的精藴方面多有其獨到的見解。

今以其疏解白朮為例以説明之。鄒氏論白朮全文約3600餘字，從九方面提出問題來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1．白朮總的功效是治脾氣之不運而濕邪為患者。其治療痹證，於風勝、濕勝者為最宜，寒勝者為差減，其相對應的症狀特徵是“風勝必煩，濕勝必重”，並以《金匱》中的麻黃加術湯、防己黃芪湯等方劑為例證。

2．嘔吐之於術，渴是一關鍵。應當鑑別先嘔卻渴還是先渴卻嘔，者為病欲解，後者為水停心下。“用術治渴，為嘔吐者言之耳。”但他緊接者又説明，“術究非治渴之物也”，如桂枝去桂加白朮湯證中即特別説明是“不嘔不渴”，“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大便硬何以反而用白朮？（按常理，白朮多治下利）鄒氏認為“乃脾家虛也”，“夫脾虛則濕勝而不運。濕流於內能使大便不實；濕流於表，能使大便不濡。脾健則能制水，水在內，能使下輸膀胱而大便實；水在外，能使還入胃中而大便濡。此理中丸所以下多還用術，而桂枝附子湯以大便硬小便自利而將術易桂也。”

3．白朮治眩，非治眩也，治痰與水耳。如苓桂術甘湯證、真武湯證、澤瀉湯證、五苓散證，等。

4．為何理中丸證中，臍上築者，去術加桂？鄒氏認為，奔豚，水氣也，雖然白朮補土，土能防水，但只能防其下瀉，不能防其上湧。桂枝能降，能使在下之水氣化，而水自歸壑矣。

5．白朮之止汗除熱，不同於桂枝湯之治中風，能止汗除熱。白朮所治，必兼體痛身重，多系風濕相博之證，如防己黃芪湯證、甘草附子湯證。但如不惡寒反惡熱，汗出而渴，身病發熱，又為濕温證，則白朮應當忌用。

6．以白朮所主治濕證、水證、飲證，説明濕、水、飲為一源三岐。故《本經》、《別錄》言白朮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止汗除熱”是治濕證；“逐皮間風水結腫”是治水證；“消痰水，除心下結滿”是治飲證。仲景所創諸方，其實都是宗法《本經》而來的，是他用藥之所本。

7．《傷寒論》治霍亂出兩方主治，即五苓散與理中丸，皆用白朮，不論“熱多欲飲水”還是“寒多不用水”。但為什麼在理中丸方加減法中，有去術，更用術，更加術，紛紛無定？鄒氏認為，其關鍵在於白朮能舉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白朮能治脾胃虛，不能治脾胃實也。“既吐且利，渴欲飲水，斯術為必需”。但這裏需注意鑑別太陰吐利與少陰吐利的區別，後者有脈微、厥冷，二者最宜著眼，因此無用白朮之理，而多用四逆湯類以除沉寒痼冷。

8．白朮以除濕益氣為功，然則凡濕皆可用術乎？曰否。鄒氏認為，濕當分寒熱。屬於寒者，是陽鬱陰中而不升，是氣之虛，即陽虛。虛者補正以益氣，白朮茯苓是也。屬於熱者，是陰困陽中而不降，是氣之實，即陽盛。實者除邪以益氣，連柏梔黃是也。

9．白朮與黃芩何以為安胎聖藥？鄒氏認為不能簡單地解釋為白朮健脾、黃芩泄熱而已，應當看到，婦女之病多半涉血，初孕之時，下焦血旺，致氣反上逆，是為惡阻。惡阻則中焦之氣不變赤而為水（《內經》所謂“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白朮在所必需。以後至妊娠五六月時，多有子腫之證，也是由於有水阻於腰臍之間所致。故《別錄》載白朮“利腰臍間血”，這是説得很精到的。故仲景對妊娠養胎還提出白朮散和當歸散二方，認為可以常服，其中皆有白朮。鄒氏説，“總之，血分之源不清，則血氣不能和，而附血之濕，血盛之火，皆為胎前所有之常患”。這一論述就遠比教材上的解釋更深刻而全面。

鄒潤安在《本經疏證》中對每一味藥物的疏解（包括白朮）幾乎都是一篇説理精細的論文，而且他“每緣論藥，竟自論方，併成論病”，從而“使藥品之美畢彰，而《本經》之旨益著”。難怪清代醫家王孟英十分推崇他説：“鄒氏之書疏經旨以證病機，俾古聖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後學，足以壓倒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