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堂

事物都有興旺衰退的過程。能夠保持強盛生命力的，是地方特色濃厚的文化。譬如建構獨特的古代樓閣亭榭，先人讚美它，今人也不覺厭倦。所以岳陽樓、滕王閣修了塌，塌了修，永遠都是登臨、觀光的熱點。

同樣，鄒堂梨退化了，但原產地鄒堂卻還年輕，這是因為鄒堂除了人工培植而帶上一點人文色彩的沙梨外，還有諸多的文化遺存。作為倚山臨海的聚落，此間尚有卧遊、積翠、擱筆等等天人合一的巖洞存在。舊志記載的關於丹灶、仙人跡之類與道家文化相關的傳説，仍由奇石異峯詮釋與演繹。在其範圍內的獅尾山，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發掘了若干晉代墳墓，這些以磚鋪成“人”字墓底的古蹟，説明如今已成望族的鄒堂鄭氏進駐這一帶地域之前，此間已有着自己悠長的文明史。對這湮沒於黃土之下的原住民文明的古為今用，需要相當的闡發功夫，但作為“資源”，卻是客觀的存在。

“鄒堂鄭”的大負盛名，不純然因為人多，因為地饒，而是這個民系創造的文化，包括它的風俗、它的人物、它的影響，看得見摸得着，而且炙火可熱。燦如繁星的祠堂、書齋，標榜着這個“科舉世家”的光榮。揭陽有三兩千個村子，在近千年的科舉史上，從未沾了科舉的光者佔了絕大部分。而鄒堂，一個鄭姓的片村，它卻就可以產生1名進士、5名舉人、40名貢生。拿貢生來説，若干年全縣選拔一名到京城國子監深造，然後參加會試或直接接受銓選，其實有點像今日的北大、清華學生，已經是很難得的了。至於舉人，三年間全省3000名諸生中考出七八十名；進士呢，大約是2500名諸生中一人中式。只要把比率羅列一下，就可理解為什麼許多宗族都要拿這個“東西”來炫耀，就可知道範進驟聞喜訊神經分裂完全可以理解，就可推知吳敬梓著撰《儒林外史》是因為吃不到葡萄而極稱其酸。鄒堂人贏得祖祠門前那座“科舉世家”的牌坊，不知讓當時多少讀書人眼紅。而今日，它還矜持並驕傲着。

誠然，如果只是科舉中式人數多，如此而已，人們完全可以揶揄它不過培養了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呆子罷了，但鄒堂卻讓你不敢嫉妒，因為鄭旻、鄭育漸、鄭其崇、鄭溶、鄭遜等一串帶“鄭”字的人物，他們傳記幾佔縣誌《人物》一半的篇幅。一個縣乃至一個府，必須仰仗一個村子所產生的人物來支撐門面，你能説它“沒有什麼”，且學着吳敬梓做吃不到葡萄而散發謠言的狐狸嗎？以鄭旻而論，其官做至省部級的布政使，整個揭陽市在三百年的明代僅此一家，而其瀟灑雍容的文風直追蘇軾，而遠非狀元林大欽文筆所可比擬，這一點過去還沒有人看到。至於他的曾孫鄭匡夏，更是潮州知府吳穎推崇備至的大學問家，匡夏不獨在歷史地理、經濟地理上有極高的造詣，在文學研究，尤其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研究上，更是嶺南學界的一面旗手。前些年廣州幾位負責編寫廣東文學史的朋友跟我聊到廣東的文論史時，我就特別提醒他們不要忽略了《元白草》——鄭匡夏所著的這部書。後來他們採納了我的意見，甚至肯定了我的“貢獻”。如果不是先人創造了業績，作為後學，我們又何從附驥沾光？故此，我一直有個想法，評選文化古村，鄒堂——特別是它的“核心區”烏美，才是名副其實之處。

在烏美村後，環山麓千餘米，現在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園林建築的殘址殘件，如蓮池、如戲台、如書齋……自然景觀與人造景觀相結合，構成天人合一理念的休閒空間的觀念與實體，是嶺南園林的一個範例，它比之江南園林如留團、如豫園、如拙政園要悠遠與壯闊得多，這是鄭旻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耳懦目染，而後融會貫通的產物。可惜清初的“海禁”，尤其是清末方耀“辦清鄉”的一把火，不獨把鄭氏祖祠燒掉了，一代名園也無從倖免。緣因這烏美村出了要造封建王朝之反的鄭皮羅。他選擇了與祖先迥然有別的挽救鄉閭、造福家園的道路，為當道者所不容。但鄭皮羅的名字與事業，究終與先人一起，寫進了地方的歷史典籍之中。

鄒堂的文化因此而趨於多元。

一經整合，也就可能更豐滿更生動更有廣度和深度。我這麼説，是最近聽到一位學者的宏論：一個沒有古建的城市是單薄的。而據我所知，鄒堂不僅有古建，更有古人，所以，“鄒堂龍”，不因梨子的退化而影響它的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