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紅軍長征是在國民黨軍重兵“圍剿”下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轉到哪裏去，落腳點在哪兒，就成為長征路上各路紅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因此，紅軍在長征途中都嘗試過建立根據地，都因敵人力量的強大、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軍戰略目標的轉變而先後放棄。長征途中建立的唯一一塊根據地，是紅２５軍建立的鄂豫陝根據地。

1934年冬，國民黨軍40多個團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圍剿”。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率紅軍第25軍2900餘人由河南省羅山縣何家衝出發，離開鄂豫皖蘇區開始長征，並一路尋找合適的地區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紅25軍進入鄂豫邊的桐柏山區後，曾計劃在這裏建立根據地，但這裏接近平漢鐵路，容易遭到敵人的重兵圍攻。11月底，紅25軍進入伏牛山區，這裏反動統治較嚴密，地主圍寨多，建立根據地也比較困難。於是，他們決定改向陝南進軍。　　

12月上旬，紅25軍經河南省盧氏縣境進入陝西省雒南（今洛南）縣庾家河（今屬丹鳳縣）地區。這裏是陝軍楊虎城部隊的勢力範圍。當時，楊虎城一方面忙於進攻陝甘蘇區，一方面又分兵南拒川陝邊的紅四方面軍，西面還要戒備蔣介石的中央軍，一時無暇顧及陝東南。紅25軍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決定在這裏創建根據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縣庾家河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在鄂豫陝邊界創建蘇區，並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鄂豫陝省委。紅25軍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至1935年5月，先後取得蔡玉窯、文公嶺、石塔寺、九間房等戰鬥勝利，並攻佔5座縣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勝利。　　

與此同時，他們在鄂豫陝邊界的鄖西、盧氏、雒南、鎮安之間地區，廣泛發動和武裝羣眾，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先後建立了2個縣、13個區、40多個鄉、300多個村的蘇維埃政權和鄂陝邊蘇維埃政府。此時，紅軍發展到3700餘人，地方武裝遊擊師和抗捐軍發展到2000餘人，鄂豫陝蘇區初步形成，人口近50萬。中共鄂陝特委和豫陝特委先後建立。

1935年5月中旬，國民黨軍30多個團向紅25軍發動第二次“圍剿”。鄂豫陝省委決定，以游擊隊就地堅持鬥爭，以主力紅軍北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爾後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爭取殲敵一部，以打破敵人“圍剿”。6月初至7月初，紅25軍先後取得商縣夜村、富水關、淅川縣荊紫關、山陽縣袁家溝口等戰鬥的勝利，7月13日北出終南山，消滅了西安以南部分地區的民團。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被迫停止。

此時，紅25軍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並有可能北上。為配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北上，中共鄂豫陝省委決定率紅25軍主動離開鄂豫陝蘇區西征，準備與主力紅軍會師。 ^[2]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縣豐峪口召開會議，決定率紅25軍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紅軍的北上行動，會合陝甘邊紅軍，共同發展西北地區的革命力量。會議還決定合併中共鄂陝、豫陝兩個特委，組成新的特委，領導留下的部隊繼續堅持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游擊戰爭。 ^[4]  　隨後，代理省委書記、紅25軍政委吳煥先在西進途中，以省委名義給留在陝南的省委常委、執委鄭位三、李隆貴、陳先瑞及中共鄂陝特委、豫陝特委發出工作指示信。指示信由便衣隊交給第3路遊擊師政委李志英，委託其轉交兩特委。但在李志英帶領遊擊師特務隊尋找特委的途中，特務隊隊長叛變，槍殺李志英和幾名戰士後，帶着省委的信和少數人叛逃，致使省委的指示沒有能夠傳達到兩特委。　

1935年7月16日，紅25軍從陝西省長安縣灃峪口出發，繼續長征，後轉向陝甘蘇區。他們9月15日到達陝西省延川縣永坪鎮，次日與陝甘紅軍會師。紅25軍主力西征北上後，留在根據地的紅軍繼續堅持鬥爭。 ^[2] 

國民黨陝西省綏靖公署在獲悉紅25軍主力離開陝南進入甘肅境內的消息後，遂於7月17日發佈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外，集中20多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根據地實施“劃區清剿”，妄圖以“分割包剿”“各個擊破”的手段，徹底摧毀根據地。　　

留在根據地的兩特委領導人既不知紅25軍主力已經離開，也沒有獲悉鄂豫陝省委對堅守根據地的部署和安排，仍然按照省委原先交給他們的任務，在小範圍內開展遊擊活動。當時，各路遊擊師和遊擊大隊都分散在各地，鄂陝、豫陝兩個特委也是平行關係，整個根據地的鬥爭失去統一領導。在敵突然的重兵“圍剿”下，根據地遭到極大破壞，各路遊擊師受到重大損失。

在經歷了最初各自為戰的混亂和迷茫後，兩特委開始千方百計查找鄂豫陝省委和紅25軍動向，以便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9月初，鄂陝特委從截獲的一份《西京日報》上得知，紅25軍主力已到甘肅兩當、涇川，軍政委吳煥先已犧牲。據此，鄂陝特委分析認為，紅25軍已離開陝南向陝北去了，遂開會研究決定：儘快將各路遊擊師集中起來，設法跳出敵人包圍圈，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集中之後向東尋找豫陝特委，商討今後行動方針和兩特委集中領導以及部隊整編等問題。會後，鄂陝特委帶領總部戰鬥營會合第6路遊擊師和山陽西區遊擊大隊，尋找第3、第4、第5、第7、第9路遊擊師，並東進尋求與豫陝特委會合。幾乎與此同時，豫陝特委也從報刊上獲悉了紅25軍西進北上的消息，並採取了與鄂陝特委相同的舉措，將主力第8連編為第1遊擊大隊，連同原來的3個大隊，全部集中起來向西尋找鄂陝特委。不久，兩特委在商南縣梁家墳村會合了。在相互交流情況後，兩特委初步商定：各自返回原來游擊區，佈置根據地的工作，收容傷病員，尋找剩餘的幾路遊擊師，然後再會合研究下步行動。但很快，意外發生了：兩特委在分手後不久，分別在雪窩和富山坪遭到敵人襲擊。於是，兩特委不得不邊打邊退，在擺脱敵人後，又重新返回梁家墳會合。 ^[4] 

再度經受挫折，加劇了部隊的混亂情況，部分同志情緒低落，對堅持根據地鬥爭更加信心不足。儘快統一思想，鼓舞士氣，明確下一步行動方針和策略，成為兩特委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9月9日，兩特委的負責人在商南縣梁家墳召開聯席會議，鄂陝特委領導人鄭位三、陳先瑞，豫陝特委領導人李隆貴、方升普、曾焜等人蔘加會議。會議最終作出以下決定：樹立獨立堅持鬥爭的思想，以陝南為中心，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將鄂陝、豫陝兩特委合併成立陝南特委（後根據中央指示改稱鄂豫陝特委），統一領導鄂豫陝邊革命鬥爭，新的鄂豫陝特委以鄭位三為書記，陳先瑞、李隆貴、方升普、曾焜為常委；合編各遊擊武裝，組建紅74師作為堅守根據地的主力部隊；確定作戰方針是游擊戰，採取同敵人“兜大圈子”的方法，靈活機動，揚長避短，不同強敵正面觸碰，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擊分散、弱小、孤立之敵和地方反動民團武裝；緊緊依靠羣眾，廣泛發動羣眾、宣傳羣眾，擴大紅軍；軍隊內部要團結一致，下定決心，堅持鬥爭，大家死在一塊、活在一塊。

梁家墳會議是在鄂豫陝根據地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召開的。會議作出的獨立堅持根據地鬥爭的決策和切合實際的鬥爭策略，是鄂陝、豫陝兩特委在與鄂豫陝省委聯繫中斷、沒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既符合根據地鬥爭的實際，又與省委指示信的精神高度契合，展現出成熟的大局意識和高超的戰略決斷能力。

10月6日，紅74師正式成立，陳先瑞任師長、李隆貴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師長兼參謀長，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隊設兩個營、一個手槍團和警衞連、通信排、看護排，共約700人。在鄂豫陝特委領導下，紅74師轉戰於鄂豫陝邊的20多個縣境，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羣眾，粉碎了敵人數次圍攻，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鄂豫陝根據地的革命烈火不熄、紅旗不倒；同時有力地牽制了敵人，配合了紅25軍、紅二方面軍等主力紅軍的長征，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4] 

正當中共鄂豫陝特委領導根據地軍民勝利進行鬥爭的時候，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獨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12月21日，調由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等部組成的紅十五軍南下商洛，協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抵抗國民黨親日派的進攻。12月24日，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紅七十四師改編為抗日南路軍(對內仍稱紅七十四師)，軍長陳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向東開拔，進至潼關、靈寶之間，履行三方聯軍擬定的作戰計劃，阻擋國民黨親日派部隊入陝。1月15日，周恩來電令抗日南路軍回師商縣，與紅十五軍團會合。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1937年2月5日，紅十五軍團奉命撤離商縣。2月8日，抗日南路軍複用紅七十四師番號，也撤出商縣，移防鎮安、柞水一帶。4月，紅七十四師奉命移駐長安縣大峪口進行整訓。這時，全師已發展到了2100餘人。6月，鄭位三奉調回延安，中共鄂豫陝特委撤銷。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紅七十四師奉命開赴三原，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留守處，參加到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中。 ^[5] 

根據地建設是黨創造新社會的初步實踐，黨的建設、武裝建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經濟建設等工作千頭萬緒。鄂豫陝省委首先建立健全了黨的各級組織及黨領導的地方武裝。1934年12月下旬，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軍第1軍成立。同月底，中共鄂陝特委和鄂陝遊擊總司令部成立，下轄六路遊擊師。1935年5月中旬，中共豫陝特委和豫陝遊擊師成立。同時，省委還成立了中共山陽西區區委，組建了華陽、茅坪等游擊隊。這些遊擊師、赤衞隊、抗捐軍等地方武裝，有力配合了主力紅軍的游擊戰爭。

隨着紅25軍打破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根據地規模迅速擴大，蘇維埃政權也在各地相繼建立起來。至1935年5月，根據地人口近50萬，耕地面積90多萬畝，先後成立了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和10個區、46個鄉、314個村的蘇維埃政權。與此同時，鄂豫陝省委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大力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嚴格執行蘇維埃的土地法令、勞動法令、經濟政策。1934年12月10日，發佈《什麼是紅軍》的政治傳單，申明瞭紅軍的性質和任務。12月20日，發佈《關於商業政策問題》的佈告，申明蘇維埃政府的商業政策原則是保證貿易自由，保護個體經商者和小商販的正當權益，促進物資商品的流通。1935年1月9日，發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為佔領鎮安縣告羣眾書》，號召羣眾組織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員會，建立自己的武裝——抗捐軍，分配土豪劣紳的田地給窮人種。這些政治傳單、佈告、告羣眾書，體現了鄂豫陝根據地政府的政策方針。.

陝南特委在堅守根據地的艱苦鬥爭中，繼承和發揚了鄂豫陝省委的諸多政策，同時還根據實際情況和鬥爭的需要，制訂和實施了一些符合黨的路線方針的政策和策略 ^[3] 

爭取同盟軍。對宋登賢率領的大刀會，對於從陝軍警二旅拉出來的何振亞部，中共鄂豫陝特委都採取了信任幫助的態度，思想上進行教育引導，物資上進行支援，行動上配合作戰，打擊共同的敵人。對於一時打不開的山洞、石寨，不去硬打，並同有些山洞、石寨的武裝力量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爭取同他們在一定條件下的相安無事，這不僅在軍事上於我有利，同時也有利於根據地人民羣眾的生活、生產的相對安定。

禁止濫殺，禁殺俘虜，對於豪紳、團總、保甲長、偵探，除罪大惡極者，一律不殺。對於所俘的士兵和罪惡不大的下級軍官，除願參加我軍者，教育後一律資遣回鄉，分化瓦解了敵軍力量。

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共鄂豫陝特委在1935年底以後，調整了黨對地主富農的政策，尤其在游擊區和敵佔區一般只沒收其浮財分配給羣眾，對為我可用的，連浮財也不沒收而是利用其掩護紅軍傷病員或為紅軍採購物資，避免樹敵過多。比如商南縣的大地主石老八，寧陝縣兩河口區的區長宋承義等，我軍就沒有沒收其財產，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這樣，他們不僅掩護了我軍的一些傷病員，還為我軍購買了一批藥品、布匹。報紙等物品，做了一些有益於我們的事情。

保護城鎮商業。不沒收小資本家的財產，不干涉商人經商，店鋪照常營業，安定人心。比如旬陽縣通往西安大路上的潘家河街，紅七十四師多次到過這裏，每次來都不“撞動”街上做生意的，保護商業。

保護郵政。紅七十四師打開龍駒寨後，在郵局門上張貼布告，宣示郵局“不是財東”，“不準亂動”其財產。對於截獲的郵件，除沒收其中的反動政府及反動官吏的函件書信外，餘均一律發還，並開具“收條”，允許郵務人員在根據地內自由行走投遞。由於我軍保護郵務人員，他們也知遣我軍要什麼不要什麼，因此常將反動政府的公文和反動官吏的書信主動送給我軍，我則報之以高價酬勞。這種做法，不僅從中搞到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同時還保護了根據地人民羣眾的通信自由。鄂豫陝特委還很注意保護學校，不干預學校的正常活動，尊重教師，不沒收學校的來往函件等。

上述這些政策的貫徹執行，團結了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了敵人，壯大了自己，對於堅持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7] 

“打土豪，鬥老財，窮苦百姓喜開懷；舊世道，翻了個，慶祝建立蘇維埃。”這首流傳於鄂豫陝根據地的民歌，道出了貧苦羣眾對根據地的擁護和熱愛。紅軍來到鄂豫陝邊，所到之處，鎮壓土豪惡霸，將沒收的大批財物分配給窮苦農民。一些“吃飯照影影，睡覺看星星”的貧苦羣眾，分得了衣物、糧食和住房。幫紅軍、當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根據地人民的自覺行動，出現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爭入伍、父子同參軍的動人景象。在積極參加主力紅軍的同時，根據地人民還積極參加地方武裝，與當地民團、保甲力量作鬥爭。這些地方武裝除配合主力紅軍參加大的戰鬥外，主要是分散於各地活動，遇敵則“蜂擁”而戰，使敵防不勝防，“剿”不勝“剿”，處處捱打。 ^[3] 

根據地的人民羣眾把參加紅軍當作無上光榮的任務，積極參軍。在兩年多時間裏，根據地內約有五千人蔘加了紅軍，出現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爭、父子一同參軍的動人景象。山陽縣袁家溝口的曾兆文、曾兆祥兄弟二人，一起參加了紅軍；只有一萬五千人口的柞水縣紅巖寺區，就有三百多人當了紅軍；旬陽縣的聖駕河等地有二十七人蔘加了紅軍；商縣的東峪，一次就有二十多個長工去當紅軍；掉隊在商洛山區的紅四方面軍傷員明道和，商約了十幾個“放牛娃”參加了紅軍；鎮安縣白塔區有九名回族農民當了紅軍。在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參加下，紅軍不斷地得到發展和壯大。紅二十五軍1934年12月入陝時只有兩千九百多人，雖經殘酷戰爭的減員，到1935年7月在留壩縣西江口整編時已發展到四千人（不含留在根據地的三百人）；紅七十四師組建前只有紅軍三百多人，最後離開蘇區時發展到二千一百人，正如省委在《關於創造新蘇區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決議草案》中指出的那樣，“擴大紅軍是創造新蘇區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務。這個工作的成績是決定我們革命事業發展的尺度”。紅軍的兵源寓於人民羣眾之中，紅二十五軍和紅七十四師的不斷髮展壯大，對於創建發展鄂豫陝革命根據地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根據地的人民羣眾在積極參加主力紅軍的同時積極參加地方武裝，使根據地既有一支可以同國民黨正規部隊作戰的主力紅軍，又有一支配合紅軍作戰的地方武裝。鄂陝邊的第三、四、五、六、七、九路遊擊師，豫陝邊的抗捐第一軍和第一、二、三，四遊擊大隊，以及華陽、茅坪等游擊隊，主要是由當地農民組成的，至於區鄉蘇維埃政府的游擊隊、赤衞隊、抗捐軍則更是“青一色”的當地農民武裝組織。這些地方武裝除配合主力紅軍參加一些大的戰鬥外，主要是分散於各地活動，遇機就戰，使敵防不勝防，剿不勝剿，而且處處挨。鄂陝第九路遊擊師同陝軍警一旅一部在高山寨，天坑梁等地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打得十分英勇。敵旅長唐嗣桐在給西安綏靖公署的電報中，説第九路遊擊師的戰士“裸體挺槍，幾次滿山吼號直撲而來”“負固據守，炮石齊下，以致不果，官兵亦有傷亡”，不得不令團長沈吟章“增兵一營、步炮一連，前往指揮督剿”。鄂陝遊擊總司令部戰鬥營和鄖西遊擊隊殲滅了關防鋪等據點的民團，搗毀了“鄖西剿G義勇軍”在三天門的老巢，鄂陝第四路遊擊師消滅了牛耳川、二峪河、金井河的税警隊和民團，擊潰了山陽縣保安隊，俘敵四十餘名，繳獲各種武器三十餘件，鄂陝第五路遊擊師摧毀了旬陽縣潘家河鄉公所，沒收了十二家惡霸地主的財物分配給貧苦農民。在主力紅軍奇襲荊紫關時，豫陝遊擊師率領四個遊擊大隊斃傷敵正規軍一百五十餘名，並全殲景村聯保隊及武關保安隊。華陽游擊隊兩次打下佛坪的老縣城厚畛子，並在西安去漢中的公路上截擊繳獲軍用物資三十多擔，丹鳳縣孫家山區蘇維埃政府的游擊隊打垮了駐界嶺、庵底兩個民團，打死團總兩名。各地方武裝的積極遊擊活動，牽制了敵人的力量，對主力紅軍同敵正規部隊作戰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使根據地的游擊戰爭真正成為廣泛的人民戰爭，為創建鄂豫陝蘇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貧苦農民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死對頭，是土地革命的積極擁護者，他們在蘇維埃政府組織下，同地主豪紳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鎮安縣白塔區花水河的農民燒燬了地主的契約和債據；花水河、二里灣、柿園子三個村子的農民沒收了地主和寺廟的四百二十多畝土地及地主的五十七間房屋，三十五户貧僱農分得了土地，三十九户貧苦羣眾分得了房屋。柞水縣紅巖寺區的農民沒收了二十多户地主的五百三十多畝土地，五十八户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還沒收了四萬二千多斤糧食、三千一百多斤臘肉、十三頭肥豬、一千二百多斤漆油，大部分分給了羣眾，少部分支援了紅軍和游擊隊。山陽縣袁家溝口區的農民在全區範圍內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誰佃種分給誰，分配後栽了界石，地裏種的莊稼由分得土地的農民收穫，農民喜氣洋洋收割了分配土地後的第一料莊稼。鄖西縣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丁家坪、蔡家場、廟川一帶的農民沒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糧食和其他實物，僅一、二、三天門就有一千多户貧苦農民分得了勝利果實。旬陽縣的農民沒收分配了六十六户土豪劣紳的糧食和衣物，洋縣華陽區的農民沒收分配了六十户惡霸地主的三千二百多畝土地和六百多石糧食，一千多户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二百多户貧苦農民分得了糧食。商南縣劉家花屋區的農民沒收分配了二十七户地主收一千三百五十五石租子的土地，五百多户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並收穫了一料莊稼。在經濟上打擊封建地主階級的同時，蘇維埃政府還發動農民鎮壓了一批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在農民羣眾的革命運動猛烈打擊下，鄉村的土豪劣紳威信掃地，基層的反動政權紛紛垮台，根據地的鞏固區域裏出現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新的政治局面。

在當時的艱苦環境下，紅軍本身的後勤工作部門很不健全，事實上也難以健全，因此紅軍的各項勤務工作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和各羣眾團體組織農民羣眾來承擔的，其中湧現出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蹟。庾家河戰鬥後不少紅軍傷員分散在庾家河周圍各村的農民家中養傷，為使傷員早日痊癒歸隊，鄉村醫生楊春榮、羅錦文等日夜四處奔波護理治療，沒有西藥他們就用草藥，草藥不齊他們就上山挖藥，還冒着生命危險從城裏搞西藥，使傷員得到了比較及時的治療。紅二十五軍在山陽縣袁家溝口設立後方醫院後，許多農民的家庭成了醫院的“病房”，許多大娘、大嫂成了醫院的“護理員”，“紅軍乾媽”叢大娘一個人就護理了四名傷員，羣眾為護理傷員受了千辛萬苦。紅軍幹部張波在丹鳳縣蔡川小學教員何老五家養傷，敵得知後將何捕去嚴刑拷打，逼何交出紅軍傷員，但何寧死不露真情，一直把張掩護到傷愈歸隊。紅軍幹部王奎先因患重病留在鎮安縣覃大娘的家，敵軍得悉後到覃家搜捕王奎先，年過半百又是小腳的覃大娘不顧一切，把王背到山下的麥地隱藏起來，並機智地將追捕的匪兵引向他處；匪兵去後，覃大娘強忍着丈夫已被匪兵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痛楚，又讓兒子到山上把王奎先背了回來，以後一直掩護到王奎先病癒歸了隊。紅七十四師在旬陽縣桐木溝與敵作戰時一名戰士右腿受重傷，長工劉應有黑夜揹回村裏，後怕被敵發現又背到深山老林的巖洞內，請醫生徐光潤用草藥治療。紅七十四師第二次打開佛坪縣城時，羣眾主動給紅軍背送蔬菜，翟登娥等許多婦女還主動給紅軍洗漿、縫補衣服，趕做鞋襪。根據地的人民羣眾不僅在後方勤務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在戰地動員和勤務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戰前，人民羣眾堅壁清野，偵察敵情，封鎖消息，組織擔架隊、救護隊；戰鬥中，人民羣眾“蜂擁”參戰，從而使我軍戰鬥人員大為增加，使敵陷入軍民包圍之中。全殲陝軍警一旅時，地方武裝和羣眾參戰者達兩千餘人之多；戰後，人民羣眾又積極救護和轉運傷員，不少被稱為“紅軍乾媽”的老大娘主動把傷員接到自己家裏護理，並敲鑼打鼓抬着慰問品慰勞紅軍。人民羣眾積極地參加戰地動員和戰地勤務工作，對於奪取戰鬥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根據地來之不易，它是人民羣眾用鮮血換來的，在創建和發展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根據地的人民羣眾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匪軍所到之處，在敵人“清鄉”中，根據地內有一千多名幹部和羣眾被敵殺害。據陝西商洛地區商縣、丹鳳、山陽、鎮安、柞水、洛南、商南和湖北省鄖西縣共八個縣的調查登記，這一時期被敵人殺害的紅軍戰士、蘇維埃幹部、羣眾共七百七十多人。 ^[7] 

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是在鄂豫陝省委、陝南特委領導下獨立創建並堅持下來的，輻射影響了鄂豫陝三省，形成了與川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鼎足之勢，支持了陝甘，也牽制了進攻川陝的敵人，在戰略上有力配合了紅軍主力部隊的長征。在這片紅色土地上成長壯大起來的紅25軍北上陝北，對中國革命大本營奠基在西北發揮了重要作用。鄂豫陝革命根據地艱辛而光輝的戰鬥歷程，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