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燦

據明萬曆《宜興縣誌》和清嘉慶《宜興舊縣誌》所載，邵燦廣學博聞，志意懇篤，喜詞賦，曉音律，尤精於弈。少習舉子業，但未應科舉考試，一生布衣以終。著有《樂善集》和傳奇《香囊記》。

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提倡，因此，曲壇上出現了許多宣揚封建傳統道德的傳奇作品。而這些作品大都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邵燦的《香囊記》便是這類作品的代表。邵燦《香囊記》可謂開風氣之先。崑山腔在魏良輔改革主要是因為明清劇壇上盛行崑曲，所以造成了這種深遠的影響。

在邵燦和丘濬的影響下，教化傳奇戲曲的創作成為當時劇壇的一股主流。當然，丘濬以當朝重臣的地位，邵燦以文人學士的身份，來創作“下里巴人”的傳奇戲曲作品，把傳奇戲曲引入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圈裏，這對於提高傳奇戲曲的地位，擴大傳奇戲曲的影響，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囊記》寫的是宋代張九成與妻、母、弟悲歡離合的故事。終場 詩概括全劇內容為：“忠臣孝子重綱常，慈母貞妻德允臧，兄弟愛慕朋友義，天書旌異有輝光。”在思想上，緊步丘濬的《五倫全備記》的後塵，宣揚封建禮教。結構鬆散，情節蕪雜，許多重要關目幾乎都是模仿前人的劇作。劇中一些人物的唱詞，多用《詩經》和杜甫的詩句寫成，賓白亦多文語，成為明代劇壇上“以時文為南曲”的代表作之一。這種賣弄學問才情、追求典雅工麗的風氣，開了明代戲曲史上駢麗派的端緒。《香囊記》一出現，即被當時的封建文人讚頌為能“正人心、厚風俗”的“大雅”之作，刻本甚多，流傳廣泛，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邵燦所作《香囊記》，明確宣稱自己的創作是在於發明經義，為了教忠教孝。文辭上則追求駢儷，是明代傳奇中駢儷派的始作俑者。

《南詞敍錄》明代戲曲作家、評論家徐渭在《南詞敍錄》中指出：“效顰《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處無故事，無復毛髮宋、元之舊。三吳俗子，以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戲之厄，莫甚於今。”

《香囊記》立意既沿襲《五倫全備記》的封建倫理的陳腐説教，關目又多與《琵琶記》、《拜月記》雷同。加以曲文多套用現成詩文，唯求華麗，因此歷來論者對它頗多譏彈。《南詞敍錄》指出，該劇作者“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為害事”。

徐復祚《曲論》在批評其以詩語作曲時也指出：“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不過，這種形式主義的傾向，卻得到另外一些文人的賞識，呂天成《曲品》甚至稱讚它“詞工白整，盡填學問”，於是爭相效仿，至嘉靖，萬曆年間，《玉玦記》，玉合記》和《曇花記》等作品出現，終成氣候。這就是戲曲史上的駢儷派。邵燦的《香囊記》實為這一派之濫觴，通常也被認為是駢儷派的代表作。

《南詞敍錄》指出，邵燦專學杜詩，可見在詩文創作上屬於現實 派。現實主義是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側重如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客觀性較強。它提倡客觀地、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細膩地加以描寫，力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現實主義的因素和特色，並隨着社會歷史條件而發展變化。在文學藝術領域，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大主要傾向是源遠流長。但作為一種比較自覺的文藝流派，現實主義通常是指19世紀30年代以後在歐洲文學藝術中取代浪漫主義而占主導地位的一種主要文藝思潮和運動。也有一種意見，認為現實主義作為文藝流派，形成於文藝復興時代，或始於古希臘時代，並經歷了一系列發展階段，即所謂“古代現實主義”、“文藝復興現實主義”、“啓蒙主義的現實主義”、19世紀現實主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