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亨貞

邵亨貞（1309年—1401年），字復孺，號清溪，雲間（今上海市松江縣）人，原籍嚴陵（今浙江桐廬），是元代的文學家。著有《蟻術詞選》四卷，存詞143首。他生活於元末明初，在戰亂流離中終生不輟吟詠。其人博學多能雅愛山水，恪守傳統追慕古風，喜好交遊，常與同志好友流連詩酒、應答唱和。其詞題材廣泛：感懷心聲、酬唱次韻、模擬古作、詠物寄情、題畫贈答等，均有涉及。從他的《蟻術詞選》中體現出其風格清雋雅緻、情韻渾融，且託寄遙深，不乏沉鬱、厚重之氣，實能“通宋詞三昧”。 ^[2] 

中國的詩詞被譽為文學史上的兩顆璀璨的明珠，詩歌可謂代有傳人，唐詩、宋詩、明詩乃至於清詩，可以説是各有特點。但是，詞在文學史上卻有很大的起伏。按照傳統的觀點，詞的創作是發於唐、盛於宋、敗於元、亡於明、復於清。尤其是元詞上承兩宋的輝煌，下啓明朝的衰亡，因此儘管有一些名家，卻往往被文學評論所漠視，甚至不及清朝詞人的名氣大。

邵亨貞書法《跋黃庭經帖》(3張)

本文所介紹的邵亨貞，即是元詞創作中的佼佼者，有《蟻術詞選》《蛾術集》等詞集傳世，共收錄詞143首，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另有《野處集》4卷，《蟻術詩選》1卷傳世。近代詞曲理論家吳梅，對其詞評價極高，贊其曰：“合白石、玉田之長，……殿步一朝，良無愧怍”，邵亨貞詩的藝術價值也很高，文徵明將其與楊維楨、錢惟善、孫作、陶宗儀，合贊為“傑然天下士”。 ^[1] 

邵亨貞的生平事蹟，《元史》《明史》中均無記載，也沒任何碑文、傳記傳世，僅在地方誌、野史筆記，以及作品的序文中有零星記錄。最早記錄邵亨貞生平的是，陶宗儀的《書史會要》。此後，儘管顧清《松江府志》、楊樞《故淞述》、朱彝尊《明詩綜》、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四庫全書總目·野處集提要》等文獻中，都有其小傳簡介，但是均不出《書史會要》的藩籬。

據史料記載，邵亨貞字復孺，自號貞溪、清溪。其原籍本是浙江桐廬人。其祖父邵桂子，字德芳、號玄同，是南宋時太學生、博學宏詞，在當時頗有文名，南宋度宗鹹淳七年（1271年）進士，及第後僅出任浙江處州教授一職。宋朝滅亡，邵桂子終生不仕，遷至松江華亭隱居，娶松江曹應符之女，遂成松江華亭人。史料稱，邵桂子學識淵博，為松江斯文領袖長達四十年。

邵亨貞之父名為邵祖義，曾任池州學錄，擅詩詞、工書法，顧清《松江府志》載其名，但其具體事蹟不詳。邵氏時代書香，與當地文人雅士、名門望族均有交往，因此在松江頗有聲望。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邵亨貞出生，自幼即飽讀詩書，邵武路總管、松江知府汪從良很賞識邵亨貞的文采和人品，特意做媒將甥女妻之，共與邵亨貞生了兩子一女。在元末戰亂爆發之前，江南戰端未起之際，邵亨貞在松江讀書交遊，與志趣相投的朋友流連詩酒、放情山水。其作品中，有大量反映這一時期生活的詩詞，既對這種閒情逸致的描述，也有後來對這種生活的反覆追憶。當時，松江一帶富庶繁華、人文薈萃，邵亨貞在《野處集》中這樣描述：“而吾松尤號樂土，四方名碩鹹指為避影託足之區，故衣冠文獻為江南冠”。

邵亨貞的祖母有一兄弟，即是元代著名書畫家曹知白，文學大族家資豐厚，喜好招攬四方賓客，雅集賦詩、逍遙山水，邵亨貞從童年開始，就經常跟隨邵亨貞，成年後更是曹知白筵席間的常客，時與文人雅士一起遊山賞水、拈韻賦詩。後來，邵亨貞曾充滿感情地回憶這段時光：“追思翁（曹知白）康強時，幅巾野褐，扶短笻節，招邀文人勝士，終逍遙於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間，論文賦詩，揮塵談玄，援琴雅歌，觴詠無算，文采風流不減古人，其有得於文字間者未易臆計也。暇日屢從翁遊，得所書詩文小簡凡數十紙，至今寶藏”。

從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邵亨貞早年的幸福生活。然而，自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開始，劉福通、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先後揭竿而起，一時間天下大亂。古人説：“寧做太平犬，不當亂離人”。邵亨貞在戰火之中，也難免顛沛流離，飄零他鄉，於是也就進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個階段。

元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聲勢浩大，在焚燬了元王朝腐朽統治的同時，也毀壞了大片的市集、村莊、農田，打破了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戰火很快燒到了富庶的松江府，至正十六年（1356年），松江府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松江之變”，搶松江無數的家庭遭到搶劫，賤淫屠殺的婦女也不計其數，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詳細記載了其事，可謂字字有血、句句有淚。

邵亨貞耳聞目睹、切身感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充斥內心，故而這一段時間的作品，多反映戰爭的殘酷、慘烈，以及黎民的驚懼、傷痛，如《即景》：“一秋兵革競紛紛，山下人家晝掩門。昨夜南鄰雞犬鬧，又傳吏過石壕村。”這些描寫戰爭苦難的詩作，都飽含了悲情的筆墨，就如杜甫的《三吏三別》一般，同樣具有詩史的價值。

如邵亨貞這首最具詩史意味的詩作《官塘》：曉行犯霜露，驅車上崇岡。四顧人煙稀，日色浮蒼涼。山家灶無突，炊煙滿衣裳。出門復風沙，老眼終昧茫。父老為我言，時事殊可傷。此邦蕞是邑，右族侔金張。粵從亂離始，十室九喪亡，強壯殞鋒鏑，老弱委路傍。形勝既改觀，山河遂無光。累累偷生者，榆景何由長。語罷長揖去，喟然面穹蒼。

邵亨貞在寫這些詩歌時，也曾以杜甫為榜樣，邵亨貞在為好友錢南金作的《一枝安記》，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其中寫道“既乃更世故，皆操觚出遊”。“丙申浙右大亂”，只得倉促返回松江，“杜子美當天寶之末，奔走亂離至無所容其跡，往往形於歌詩，今宛然在目。若所謂‘強移棲息一枝安’者，豈非君子居安慮危之道乎，今之出處殆類似也。”

至正十七年（1357），張士誠攻克蘇州、松江後降元，暫時平息了與元朝的戰爭。松江一帶暫時偏安，相對其他地方比較穩定，於是成為了很多文人的避難之所，王逢、陶宗儀等名士，即是在這個時期來到松江隱居。邵亨貞在此前後，卻離開松江從了軍，入太原楊將軍府邸成為幕僚，所以王逢在詩中曾稱其為“屯田”。

關於邵亨貞的從軍生涯，據錢謙益考證：至正十七年（1357）初冬，邵亨貞領省檄與無錫州將李正卿，一同巡檢屯田秋稼，所見“民居蕩析，皆黃茅白骨之境”，於是“眼界殊惡”，“旅途情緒頓衰謝”，不禁“忘卻向來瀟灑，塵紛未解。便好問歸舟，早訓休駕。”可見，此時邵亨貞雖身在軍營，心卻在松江山林。

然而，儘管邵亨貞歸心似箭，但是身在軍營由不得己，一直到了至正二十五年（1365），才得以從軍中回鄉。這一時期，邵亨貞的作品風格大變，已經褪去了前期唱和之作的怡然成分，而鏗鏗然變成了一種悲涼情調。邵亨貞將這種劫後餘生的喟嘆，滄海桑田的寥落，通過內斂的方式表達出來，使其作品的意義超出了時代。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大明王朝，並派大將徐達、常遇春等，將元順帝趕至漠北，重新建立漢人政權。但是，新王朝對松江府卻實行了苛政，因為松江在元末為張士誠轄區，相對於元朝繁重的賦税，張士誠實行薄賦等一系列利民政策，贏得了松江府百姓的擁戴。再加上錢鶴皋聚眾守松江城反對朱元璋，因此朱元璋對這一地區甚是忌恨。

作為對百姓的懲罰，朱元璋加重這一地區的賦税，所以有明一代，都稱“三吳賦税之重，甲於天下”。朱元璋對這一地區文人的態度也很嚴厲，徹底打破了諸多文人對新朝的嚮往。在明初之際，朱元璋幾乎將所有與張士誠往來的文人，都押到南京，然後發往鳳陽。正是這一時期，玉山草堂主人顧瑛被流放鳳陽，書畫家倪瓚也客死他鄉。

曾與邵亨貞交遊的諸多友人，也都在“一載之間，俱罹患難，隔天一方”。邵亨貞的好友錢南金，在離亂之中喪命，邵亨貞十分痛心，在《滿江紅·風雨重陽》中這樣寫道：“詩酒會，成陳跡。山水趣，今誰識。奈無情世故，轉頭今昔。冰雪關河勞夢寐，芝蘭玉樹埋荊棘。對西風，愁殺白頭人，長相憶。”

明洪武初年，邵亨貞曾受任松江府學訓導一職，可見對朱明王朝是有期許的。可是，就在這年的冬天，其長子邵克穎因受館人牽連，被下罪入獄。許多人都説，邵亨貞親自去鳴冤，或可獲救。為了救兒子，六十多歲的邵亨貞冒着嚴寒，趕往南京替子鳴冤。此事在邵亨貞《蟻術詩選》所錄的詩序中有所描述，結果邵克穎被流放潁上，並死在那裏。

這對邵亨貞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在詩中哀嘆道：“應門賴弱子，粗習菽水養。一朝坐斥逐，夢寐隔千嶂。無家復貧病，曷異楚囚狀。彷徨舐犢情，悽惻倚閭望。”從這首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倚門望子的老者形象。可是，常言説：“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沒想到，邵亨貞的次子邵克淳又被充軍鳳陽，不久即沒于軍前，當日生離又成死別。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連失愛子的邵亨貞，本來已經心力交瘁。沒想到，洪武六年（1374），其女婿張宣，這個曾經奉詔歸娶、風光一時，就連大名鼎鼎的宋濂也作詩稱頌的翰林院編修，竟然也被貶謫鳳陽，並在途中不幸身亡。洪武三年（1371），邵亨貞曾親送女兒前往江陰張家。不料，往日繁華猶在眼前，如今女兒已成寡婦，因為其女無子可託，年近七旬的邵亨貞，只得親自將她接回家中。

子女三人，死的死，寡的寡，無一人善終。晚年的邵亨貞，心中肯定在滴血。無數的辛酸與無奈，邵亨貞無法對人表達，只能閉門家中，整理生平所作文集。明惠宗建文三年（1401），九十二歲的邵亨貞卒於松江，葬於佘山。留下文集四卷，詩八卷，詞四卷，合稱《蟻術文集》。

前兩年，有一部電影以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為主題，顯示出這幅圖享譽古今的魅力。可是，黃公望傳世的名畫當中，還有一幅是以富春山水為題材的，名字叫做《富春大嶺圖》。《富春山居圖》也已經名揚海內外，其曲折離奇的傳奇色彩和重要的歷史文意義，已經成為我國最具影響力的傳世國寶之一。央視《國寶檔案》這樣介紹，黃公望創作《富春山居圖》，是受到了《富春大嶺圖》的啓發，由此可見《富春大嶺圖》的珍貴。

隨着《富春山居圖》的炙手可熱，《富春大嶺圖》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富春大嶺圖》縱74.2釐米，橫36釐米，縱式立軸，墨筆紙本，現藏於南京博物院。畫的右上角落款“富春大嶺圖”，下鈐“黃”字朱文印，左上方落款“大痴為復孺畫”，下鈐“大痴”、“一峯道人兩方朱文印”。

我們都知道，黃公望號大痴、一峯道人，上文也提到邵亨貞字復孺。可是，僅憑復孺兩個字，能否斷定這就是邵亨貞呢？那麼，黃公望與邵亨貞之間有什麼關係呢？這還得從邵亨貞留下的文學作品中尋找答案。

如《蟻術文集》中《風入松》篇記載：“白仁甫集中木蘭花慢結句雲，二十四橋明月，玉人何處吹簫，一峯黃先生每歎賞之。”《暗香》篇記載：“吳中顧氏舊時月色亭，陸壺天倡始用白石先生元韻以詠。黃一峯持卷索賦。”其中黃一峯是一峯道人黃公望無疑。

另外，邵亨貞還有四首散曲，提到了“黃伯陽”的稱謂，分別是《太常引·次韻黃伯陽寒夜》《太常引·次韻伯陽雪中》《花心動·黃伯陽歲晚見梅》《角招·次黃伯陽苕溪舟中韻》。文字內容提到“春壚酒瓶、遙夜酒杯傳、道人煙浪裏”等語句，與黃公望的性格特徵、生活境況相符。“伯陽”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字，“伯陽”應該是對道家的尊稱，黃伯陽即是黃道人的意思。

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況，黃公望在元末明初長期寓居松江，當時邵亨貞也居住在松江，兩個大文人之間產生友誼極為正常。因此，黃伯陽、黃一峯均是黃公望無疑。再看《富春大嶺圖》中落款：“大痴為復孺畫”，以及邵亨貞散曲的內容，可知兩個人的交情深厚，往來也非常頻繁。

至於黃公望為什麼畫《富春大嶺圖》送給邵亨貞？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為在邵亨貞的祖父邵桂子遷到松江以前，其原籍就在桐廬，邵桂子死後，還將屍骨運回桐廬安葬，而富春山就在桐廬境內。據清代書法家翁方綱、書畫家宋葆淳、文學家三人的跋文描述，三個人都認為這幅圖是黃公望送給邵亨貞，以慰思念故鄉之用的。 ^[1] 

邵亨貞現存詞143闋 ^[3]  。絕大部分詞描寫傷春感秋,抒懷憶舊，詠物贈答。在抒寫對舊日優遊生活的懷念和對朋友的情誼時，感情真實。他有一部分詞直接反映了元、明之間的社會動亂。如〔浣溪沙〕《丁酉早春試筆》中"楊柳官橋人跡絕,杏花歌館燒痕新,相期何處避兵塵"，描繪了戰亂中百姓所遭受的流離失所的痛苦，透露出對"兵戈不息"的厭倦。另一些與戰亂兵燹有關的詞如〔江城子〕《癸丑歲季夏下□》中"故人重見幾星霜，鬢蒼蒼，視茫茫，把酒□欷，唯有嘆興亡，須信百年俱是夢，天地闊，且徜徉"，着重描寫他在亂世中所產生的"世事驅馳,流光荏苒"的思想和"駒隙如馳,行樂能幾"的消極情緒。

邵亨貞詞作沒有什麼廣闊的社會內容和恢宏的氣勢。他的詩比詞寫得略好些，他和當時詩人楊維楨、陶九成、錢維善時有過從,相互唱和，今存詩300餘首，有《田家四時詞為九山學稼軒作》，模仿陶淵明寫田園生活。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他的兒子得罪關進監獄，他到金陵去請求朝廷寬免，沿途把所見所聞寫成詩，詩中説"三年百戰餘,人煙跡如掃"（《吳門》）,強調了戰爭造成災難的深重。在一首《即景》詩中他説："一秋兵革競紛紛,山下人家晝掩門。昨夜南鄰雞犬鬧,又傳吏過石壕村。"他又有"白髮吳儂淚盈把，安得桃源遍天下"之句，看來邵亨貞不失為一位對人民有同情心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