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漢生

邱漢生於史學、經學、文學、哲學無不探究，而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領域研究尤深。建國前後，他與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合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是侯外廬學派的創建人之一。侯外廬學派是當代中國史學界、哲學界建樹頗大而獨具特色的學術流派。該學派的重要特點之一，便是注重思想史與社會史的聯繫，強調從社會歷史的矛盾運動中去動態地把握各個時代的思潮及流派，而這，在邱漢生的學術研究中表現得頗為突出。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漢末黨錮與清議思想”章，他從社會政治的風雲變幻來探尋從東漢末葉的清議至魏晉之際的清淡的嬗變的深層原因，指出清議是以品評人物、褒貶是非為主要內容，是適應東漢末葉反官宦鬥爭的需要而產生的豪族地主階級集團的“公”論的結晶。伴隨着豪族宗族和門生故吏遭到宦官集團的禁錮即政治上的黨錮，思想上也有了清議的禁錮。禁錮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為清談。從是非臧否到口不臧否人物，從空洞無物的綱常名教到綱常名教的否定，這種由清議到清談的轉變，實是邏輯發展的必然趨勢。關於玄學清談的精神實質，傳統上學者們大都認為清談是老莊道家思想在後代的發揮與發展，而邱漢生則不囿於此種見解，注重從社會史的矛盾運動的總背景來把握時代思潮，他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嵇康的心聲二元論及其詭辯思想”一章指出，清談思想所以發生的社會物質基礎，以及當時政治鬥爭的具體波瀾，早給它規定了獨特的性格與相貌，遠不是老莊思想所能包藴的。漢末黃巾農民起義摧毀了漢王朝的統治，部曲豪族的遊畜遷移，與兩漢的縣鄉亭制度相反，必然使得安固形態下搢紳禮儀漸形破產，必然要對博士意識下的古典章句之師法，給予惡夢的打擊，代之而興的意識形態便是清談玄虛，名士風流便以玉麈代端委，以容止代禮儀。而這一時期統治階級各集團、階層間的離異同合的紛紜複雜的關係，折射到思想觀念上遂有清談名士們對才性、有無和名教與自然的離合同異的論難詭辯。魏晉玄學是以社會歷史為依託，並非遊離於時代之外的無根之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在“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與“李贄戰鬥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等章中，都注重思想史與社會史的聯繫，從社會史去把握思想史。尤其是他與侯外廬合撰的論李贄思想的論文，其蒐集資料之豐富，論述李氏思想之精到、之深刻，甚為學者所歎服 ^[1]  。

20世紀80年代中期，邱漢生設計和主持了國家“六五”計劃重點科研項目《宋明理學史》的撰寫工作。積眾人之力，費時六年，終於寫成這部洋洋134萬字的思想史鉅著。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進行了廣泛的蒐羅，較全面、系統地敍述了宋、元、明時期理學的產生、發展和走向衰落的歷史全程，在理論上剖析了理學的主要概念範疇，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理學的社會功能及其歷史作用，對綿延了700餘年的理學思想體系作了總清算。邱漢生除了設計和主持了《宋明理學史》的撰寫工作外，他自己還親自撰寫了緒論及周敦頤、朱熹、明初朱學等章，創見頗多。如在緒論中指出，“性與天道”是宋明理學家討論的中心哲學問題。性指人性，但是理學家也講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性與天道問題本是孔門高弟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高深的哲理，而在理學家那裏卻成了經常探討的問題，理學的諸多重要範疇大都是圍繞着“性與天道”而提出的。“性與天道”之所以能夠成為理學的中心議題，是因為理學是在經學、佛學、道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而來。如果沒有隋唐佛學的發展及佛學對哲學問題的探索，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的情況的；如果沒有道教的長期發展及其思想的影響，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論究太極、先天的情況的。再如在“明初朱學統治的確定”章中，邱漢生對《性理大全》、《四書大全》和《五經大全》這三部《大全》的纂修過程、思想內容及在理學發展史中的地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初這三部大全的編輯和頒佈，標誌着理學獨尊地位的確立。朱學的成書編集在《大全》之中，朱學的理學思想被奉為“一道德而同風俗”的理論指導，八股取士，代聖賢立言，必須以《大全》為依據。《大全》的頒行，其意義猶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3]  。

邱漢生做學問從實際出發，特別重視史料的蒐集和辨偽，凡在涉及的領域內，材料一經爬梳，殆無遺覽。80年代初期，他出版了《四書集註簡論》和《詩史鈎沉》等專著。《四書集註》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主要著作，他的理學觀點大都能在該書中找到。《四書集註》是宋朝以後影響最深最廣的一部“經書”，統治了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界達到百年之久，影響至今未已。邱漢生將《四書集註》的理學思想勾勒，論列分析，不僅就《四書集註》論《四書集註》，而且間或引朱熹的文章語錄及《四書或問》、《近思錄》等有關著作申説鋪衍，對《四書集註》產生的原因和對後世的影響等進行了精深的論究，探微索隱，所得獨多。而他的《詩義鈎沉》則是王安石《三經義》中《詩義》的輯本，王安石的《詩義》曾遭禁燬，湮沒達一千年之久。邱漢生從50年代起便披覽羣藉，蒐羅鈎沉，編輯成書。此書雖非完本，然它佔原書籍數的88%強，學術價值極高 ^[3]  。

此外，邱漢生晚年又從事《中國經學史》的研究與寫作，終因病魔纏身，未克完成。

《中國思想通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57-1960年出版。

《宋明理學史》（上、下卷，合著），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出版。

《四書集註簡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

《詩義鈎沉》，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李贄》，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