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羅延室稽古文字

王獻唐生平事略

王國華

先父王獻唐先生，初名家駒，後改名琯，號鳳笙。1896年農曆8月18日生於山東省日照縣韓家村。1960年11月16日逝世，葬於濟南萬靈山下，終年六十四歲。先祖廷霖公，一生酷愛金石，師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學家許瀚（印林）先生，造詣頗深，著有《泉幣圖釋》、《讀説文日記》等書。祖父是當地的名中醫，給人看病，不收分文。窮苦病人沒錢取藥，都是他拿錢代取。父親就在治學、行善的薰陶下，受到了嚴格的庭訓，博覽羣書，刻苦自勵，後來終於成了我國著名的考古歷史學家。

他從小就喜歡繪畫、寫字、讀詩。十歲時已能背誦《唐詩三百首》，並且成了本村有名的小書畫家。在他十一歲時，祖父為了使他能獨立生活，讓他來青島禮賢書院求學。後來我的家庭由小康世家衰落下來，家境比較貧困了，家裏給他的錢，僅夠生活，沒錢買書和繳學費。他只得白天上學，晚上到一家報社排字、校對，掙點報酬，維持學業。他在禮賢書院，先讀完了文科，又插班德文科，十七歲卒業，因生活所迫，再無力繼續求學了。

1917年，他應天津《正義報》之約，赴津譯德文小説。1918年，任濟南《商務日報》和《山東日報》的主編。1919年，我祖父到東北採藥，死在吉林。他聞訊後，痛不欲生。他在《訪碑圖詩》裏寫道：“隴頭親舍望白去，風木關山孤兒哭。芒鞋雪夜賦北征，麻衣扶櫬滄海行。咫尺人天成代謝，沉沉萬劫見死生。”自注：“1919年，先君見背，歸櫬雞林。忽中夜苫次，悟死生無常，治宋明理學及老莊諸子，求人生真諦。又泛覽西方哲學社會學書，俱不稱意。成《人生之疑問》一文，為餘生平思想轉變絕大關鍵。”後來他又治佛學，由法相宗專攻唯識，又改修天台宗。這時他以商務、山東兩報特派記者的身份，長居青島。1922年，青島從日人手中收回，他是接收青島的代表，留任青島督辦公署的秘書。1924年，他和青島禮賢書院校長德國人蘇保志等人，發起成立“中德學社”。這個學社，是研究文學哲學的學術團體，他們翻譯中國和德國的文藝、哲學等作品，促進中、德文化學術的交流。1925年，他到北京，與丁惟汾共同研究音韻、古文字，廣收圖書、碑帖，並和有名的學者羅振玉、王國維、葉恭綽、傅增湘等人交往，因此學識益進，寫成了《兩週古音表》、《幽宵古韻考》二書。1926年，任中央通訊社編輯。1927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丁惟汾介紹他到南京中央黨部任秘書。在這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有一次，報紙披露了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新聞，懷疑是他泄密的，因此他不辭而別，改名王獻唐，發誓再不幹政治方面的事。1929年8月2日，他來濟南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直至濟南解放。

他在圖書館工作，正適合心願。他在詩中寫道：“劫來濟上心私喜，柱下守書師老耳。商盤周鼎盡網羅，斷碣殘碑滿眼是。”從此，他立志在圖書館終其一生，研究學問，整理文獻。那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故宮博物院都曾禮聘，他都謝絕了。他決心將齊魯學派的旗幟豎起來。他詩中説：“雄心直欲侔千古，合此四科張一軍。精識吾宗古陶主（濰縣陳介祺），訓詁吾師西海許（日照許印林）。歸來堂後更嘉簃，中天赤旭照東武（諸城趙明誠、劉喜海）。”可惜他這個整理齊魯文獻的雄心大志，未能全部實現。抗日戰爭開始了，在這期間，他兼任齊魯大學教授，講文字學和版本目錄學。當時是精力充沛的中年，坐擁書城，資料來自全國各地，因此大部分著作，都是這個時期寫成的。山東省立圖書館在他主持下，直到“七·七”事變，同國內外學者和有關部門，展開了廣泛的極為活躍的學術交流。那時同他來往信件密切的學者，主要有：李濟、傅斯年、董作賓、黃侃、黃炎培、劉半農、傅增湘、顧頡剛、唐蘭、容庚、商承祚、顧實、王重民、鎮江陳氏兄弟（陳幫福、陳幫懷、陳直）等。他白天為圖書館緊張地工作，還要接待川流不息的來訪者。因此他大量的著作，多在深夜，有時睡下復起，捉筆急書，甚至通宵達旦，好象有永遠用不完的精力。大家都勸他休息，他説：“此時不幹，更待何時？”他從不知疲倦，工作或寫作時，全神貫注，廢寢忘食，可稱得上如醉如痴。大家説他是“連生命都不顧的書呆子。

他辦了兩期《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受到好評。最近海外又影印了這兩期季刊，可見其學術價值。他整理出版了許多歷史文獻，最突出的是他收集整理了山東先賢遺稿，彙編成叢書《山左先哲遺書》二十種。但這套叢書，因事變，未能全部印行。去年齊魯書社印的牟庭清撰《同文尚書》，就是其中的一種。著名的山東聊城海源閣的藏書，那時幾經軍閥匪徒的搶劫破壞，他親赴海源閣調查，併為此奔走疾呼，搶救了一批善本書，寫了《聊城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清末山東幾位有名的學者皆富收藏，那時有的散佚，有的將要出售國外，圖書館用徵購等辦法，盡一切努力保存下來。在這方面，他彙編了《印林遺書》，整理補充了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整理了陳介祺的藏器和高翰生的《上陶室磚瓦文捃》。他為圖書館蒐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銅、古陶、璽印、封泥、貨幣、漢畫石刻等，他都分門別類地著書作了考證。這些書已出版的有：《兩漢印帚》《鄒滕古陶文字》、《臨淄封泥》、《漢魏石經殘字》，未出版的有：《雙行精舍石文》、《雙行精舍叢輯》、《古代貸幣甄微》。另外他還撰述了許多著作，有《炎黃氏族文化考》、《五燈精舍印話》、《海嶽樓校汪水雲詩集》、《鶡冠子校訂》、《洛神賦十三行考證》、《殷周名器甄微》、《古籍過眼錄》、《書畫過眼錄》。其中主要的一部是《炎黃氏族文化考》，他説過：“前年為圖書館收得滕邑三邾彝器，因考邾族，知三代華夷之界，即炎黃二族之別。更知震旦文教，古分炎黃二支。類聚羣分，條理秩然。乃草《炎黃氏族文化考》，已得三十萬言，期以三年成之。自謂鑿破混茫，前所未有。偶為人言，輒啞然不信。”此書將中國的歷史推到夏前遙遠的上古時代，對一些緯書的記載和神話似的歷史，都作了考證，最後結論是：中國的文化，雖屬於炎黃二族，但主要是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遠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東。他這個觀點，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大膽的創見。可惜他這部稿子，到晚年也沒完成。解放後，他在一次報告中説：“我中年時代，有一部未完成的稿子《炎黃氏族文化考》，後來我忙於事務，就暫時停筆了，等待着地下出土的文物，來進一步印證我的推斷，因為這部中華民族史的工程太大了，必須從一磚一瓦壘起……”現在這部稿子，已由揚州師院蔣逸雪教授整理，將要問世。

1930年，考古學家吳金鼎先生來濟南發現了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邀他同去勘查，後又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人，共同領導發掘遺址，併成立了山東古蹟研究會。然後又對山東其他遺址，進行了普查或小型發掘，為山東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幾年的發掘考察，使他的知識更加豐富了，地下文物更證實了古代的東夷文化對全國的影響，堅定了他以此線索去探求中國古代史的信念，形成了他一生治學的歷史觀點的主導思想。

抗日戰爭開始，他準備將館中的重要文物和善書本運往四川。當時政府官員逃散，經費無着，他只得求親告友，還把自己的收藏賣掉，拼湊運費。他聲淚俱下的向館中全體人員宣佈：“圖書館暫時解散，我相信不久我們要見面的……”山東省立圖書館編藏部主任屈萬里和工人李義貴，願跟隨他轉移四川。

他們三人，一路上曉行夜宿，“過銅山，經汴、鄭，出武勝關，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襲”，終於到達漢口。他們有着共同的信念，願和書物共存亡。在漢口裝船渡江入川時，又發生了困難，經費不足，運船又找不到。幸虧遇到山東大學向四川萬縣遷移，他們以聘請兼課為條件，負責將書運到四川。他考慮到書物能和山大書籍一起運，比較安全，便接受了這個聘請。

在川中，常有敵機空襲的警報，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獨他始終守着這些書物。朋友們勸他暫時躲避，他總是笑着説：“這些東西，就是我的生命，一個人不能失去了生命！”他發誓説：“這是山東文獻的精華，若有不測，何以對齊魯父老，只有同歸於盡了。”他給書齋命名“那羅延室”。“那羅延”是柴語堅牢的意思，取堅牢不破，永守齊魯文物之意。他自號“八二老人”，意思是紀念1929年8月2日就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又號“向湖老人”，意思是永遠心向大明湖。

因為是避難時期，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名義當然取消了，他們三人沒處開工資，屈先生被迫另覓出路，只有他和李義貴守着書籍、文物。1938年，他為了生活，便兼任武漢大學教授，以微薄的工資收入來維持兩人的生活。1939年，接受中英庚款會文史研究補助費，他生活稍有着落，便辭去教書職務，專事著作。同年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社撥款給他和董作賓為研究費。他所得研究費，全部作為圖書館的經費。後來董先生知道此事，很受感動，也情願拿出部分研究費，捐給圖書館。1940年，國民黨政府設立國史館，他受聘為總幹事，因事煩辭謝，改為總纂修。在國史館，他寫了《國史金石志稿》。他對歷代著錄的金石資料以及傳世的實物，重新進行了整理、鑑別和考證。現在這部稿子，一至十三卷在台灣，後幾卷在大陸。他還撰寫了《古字文中所見之火燭》、《中國古代貨幣通考》等書。其中《中國古代貸幣通考》是他繼承家學，引據大量文獻及文物資料，系統地研究了我國古代貨幣的源流和製作，發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國古代經濟史的一部重要研究專著。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毅然辭去了一切職務，親自將原山東省立圖書館的書籍文物完整無損地運回濟南。他由於長期操勞過度，不久即患腦病到北平就醫，從此身體沒有恢復健康，也未能實現他復館的願望。

解放後，他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副主任、故宮院銅器研究員等職務。他長年抱病，倚枕整理考證文物，有時身體稍好也到實地去勘察，寫有《黃縣 器》和《山東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二書。

他逝世後，山東省出版局組織力量，整理他的著作，以《王獻唐遺書》為書名，由齊魯書社陸續出版。並輯錄了他的遺稿，補進《遺書》內。他一生著作，加上日記，在一千萬字以上。他收藏的書籍文物，大部分已捐獻給國家。

他是承襲了乾嘉時期金石學者的治學方法，發展了清代高郵王氏的音韻學和許印林的文字學。他的著作見解新穎，不因襲成見，也不侷限於考古圈內，而是通過出土文物結合文獻資料和社會制度，從地理、民俗、文字、音韻各個角度來證實。主要的考證方法，如他自己所説：“治古代文字，應於形、音、義三者，以其時間窨為研究的對象。字體和字音，商、周、秦、漢均有極大差異，還有南音北音之分。古人是言文一致的，現在我們所謂的文言，即古人的語體，如求其音紐部居，辨明通轉嬗變，與現代北方語言，息息相通。”這從他《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也可以看出。書中引證了古文字四十多種，對火燭字體的起源嬗變，以及古代音韻的考察，一一與上古社會禮俗相印證。

他還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學者，專和於文物鑑別，精於目錄版本，對詩、書、畫、印，皆功力很深，獨具風格，在這方面，他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才華出眾的作品。人們評論他是“山東後出的陳甫齋（介祺）和高南阜（鳳翰）”。

父親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開拓了研究歷史、考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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