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

那五出身於八旗貴族家庭，是貨真價實的名門後裔。然而，自從其父將祖上留下的諾大產業揮霍一空後，那五就成了名符其實的破落户。那五從小鬥雞走狗、聽戲看花、提籠架鳥無所不能，惟獨不能自理生計。在騙賣索七的“古月軒”失敗後，他只得寄居在祖父的收房丫頭雲奶奶家。雲奶奶無微不至地照料那五，他倒端起了主人的架子。雲奶奶義兄過老中醫勸那五學醫，他卻一口拒絕了學醫正道，反而想學醫道所不齒的給“大宅小姐”“打胎”的偏方。那五混進黃色小報當了記者，買稿發表以充當小説家，卻得罪了武林人士。來與他交涉的武術家武存忠碰巧是那五祖父的舊識。武存忠勸他學打草繩自食其力，那五卻不屑於賣苦力。經為小報寫連載的文人醉眠齋主介紹，那五認識了藝人賈鳳樓、賈鳳魁兄妹。賈鳳樓欲做局坑某富家子的錢財，邀那五幫忙假扮闊少捧角，刺激富家子為賈鳳魁花錢。那五半推半就地也參與了騙局。他在“清音茶社”佯裝闊經理，大把大把地甩鈔票、點戲、捧角，得意忘形，以至於歹徒誤認為他是有錢人，結果那五被匪徒扒光了衣服出盡了醜。此後，那五隨胡大頭學戲，仍然一事無成。為了一個月兩袋白麪，那五跑到南苑國民黨空軍的京劇團當教員。1949年北京解放，因有過“發表”小説的經歷，軍管會將那五分配到文藝部門工作，至此那五才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2] 

由於工作和生活經歷，鄧友梅接觸過很多北京旗人，對這一羣體的生活比較瞭解。他認識到“八旗子弟”既有愛面子、好吃懶做的一面，但同時文化素質水平也相當高，而傳統生活方式——旗人子弟只能習武學文，從軍當官，不準經商、務農、學手藝——造成了相當一部分八旗子弟只會玩樂、缺少生存技能，一旦失去政治特權，就立刻生計維艱。這些事給了他創作上的靈感。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鼓吹血統論，在事實上又把中國人劃成高貴血統和賤民兩大類，而在所謂“高貴血統集團”中又出現瞭如當初的八旗子弟一樣“世襲罔替”、養尊處優、驕橫顢頇的人物。這一社會現實促使鄧友梅在文革結束後動筆創作《那五》以警示世人。 ^[3-5] 

沒落貴族、八旗子弟，祖父做過內務府堂官，父親福大爺七歲受封“乾清宮五品挎刀侍衞”。受家庭環境影響，那五從小養尊處優、遊手好閒，在家道沒落以前，“鬥雞走狗，聽戲看花……滑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上賣呆看女人，上‘來今雨軒’飲茶泡招待。”家道中落後，沒有任何謀生技能的那五開始了浪蕩遊閒、坑蒙拐騙的人生。他拒絕了過大夫、武存忠的良言勸告，不肯踏實學手藝，卻夢想靠歪門邪道不勞而獲。他編下流小報，買小説登報博取名聲；用謊話騙收留他的雲奶奶；參與賈鳳樓的騙局，假作闊少捧角。同時，他也有良知未泯的一面，見到武存忠自食其力的生活時，也產生過短暫的羨慕。但終究沒有安分守己地謀生活。其後他雖然跟胡大頭學戲，卻只想在票房裏混混、分倆車錢。結果半生一事無成，不光辦好事沒能耐，做壞事的本事也不到家。 ^[6] 

本名紫雲，是那五的爺爺晚年收房的丫頭。老太爺去世後，那五的父親福大爺將馬號的一個小院分給她，叫她自立門户，從此斷絕往來。她本是那家的佃户出身，擅長勤儉持家，守住了這份小小的房產。她將小院中的閒房租與過老中醫夫婦。過太太生病時她小心侍候。過太太病入膏肓，有意把過大夫託付給，而立志守節的她為兩全其美，與過大夫拜為幹兄妹，在過太太去世後照顧過大夫。周圍的人讚許她的人格，尊稱她為“雲奶奶”。 ^[2] 

旗人，有血性的武林高手。清末時在善撲營當過拳勇，到那府辦差時曾蒙那五的祖父招待了一頓飯。民國以後自食其力，在天橋撂場子賣藝，“七七事變”後改行打草繩，同時收徒習武。因那五買小説在報上連載，得罪了武林人士，武存忠作為代表與那五交涉，得知那五的身世後，勸説那五放下架子，憑勞力吃飯，重新做個有用的人。當那五裝闊少捧角卻被劫匪剝得衣服都不剩時，他將那五帶到自己家，替其尋找失物，再次勸説那五洗心革面，並叮囑其不要喪失民族氣節投靠日本人。 ^[2] 

小説《那五》通過沒落貴族、八旗子弟那五遊手好閒、貪圖享樂、不務正業，浪跡多年，一事無成的人生經歷，以民間視角從歷史更替和人生道路方面揭示政權滅亡、民族衰落的原因，反思中國傳統的國民性中的弱點，警示世人吸取教訓，自強不息。

那五爺爺是內務府堂官，家勢顯赫，而萬貫家財到那五父親到手中,被一塊一塊如切豆腐般賣完，那五父子落得掃地出門的下場。那家的興衰正是清王朝和八旗貴族歷史命運的縮影。滿州八旗的祖先起家於長白山脈，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養成了勇武強悍、善於騎射、敢打敢拼的性格，靠人心向上立志爭強造就了清王朝。清王朝給了八旗優厚的待遇，貴族子弟們不必努力便安享榮華富貴，七歲孩童就受封“乾清宮五品挎刀侍衞”，拿國家俸祿。經過三百年養尊處優的生活，不但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消磨殆盡，而且誠實勞動、自食其力等最樸素的人生道理與像那五之流的貴族子弟更是不沾邊。比如，那五有過兩次正道的機會，但他不屑為之，相反，投機取巧、損人利己、自私怯懦、好逸惡勞、要面子講排場卻是他人性中最頑固的部分。本應承擔保家衞國重任的八旗子弟日常生活卻是養清客相公、玩鴿子走馬。一旦失去“鐵桿莊稼”，過慣了寄生生活的他們一身吃喝玩樂的本事換不來半個硬餑餑。可以説是不當的國策培養了不良的子弟，不良的子弟葬送了清王朝。作者通過那五的人生經歷，給讀者以啓示，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勵精圖治，頑強進取，而是一味貪求尊榮與享樂，那是很危險的。 ^[7] 

那五的人生悲劇不僅僅是由於清王朝失敗的國策造就了他的坐吃山空、好逸誤勞的寄生性，這一典型藝術形象身上還藴含着傳統的國民性的一些弱點，這弱點也是造成那五悲劇的重要因素。那五不肯跟過大夫學醫走正道，不肯學武存忠賣苦力自謀生計，反而輕易地聽從“小説商人”醉眠齋主、拿藝人當搖錢樹作局斂財的賈鳳樓之流的教唆，為其“量活”，這不但是由於他好逸惡勞的寄生性使然，也是其身上國民劣根性的體現。那五向醉眠齋主買小説發表，過了當名人的癮，甚至產生了“重振家聲”的自我感覺；在茶社佯裝闊人，大把甩鈔票點戲、捧角，雖然用的是賈鳳樓的錢，但他彷彿又回到了家族聲勢赫赫的進代，揚眉吐氣、得意忘形。作為窮困潦倒的破落子弟，那五非但沒有正視家道中落的現實、自謀生路，反而夢想通過“騙”、“混”恢復過去的榮華富貴，以不斷強調昔日的“家勢”來自我安慰，以虛造的幻影來自我麻醉。然而一旦遇上強手，比如面對來向他興師問罪的武存忠，這個“金枝玉葉”心一橫就跪了下去，自稱“混蛋”苦苦哀求。這種“驢倒架子不倒”與自輕自賤交織的心態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如出一轍。 ^[8] 

《那五》具有鮮明的民俗特色，作者筆下的戲社、煙館、衚衕、習俗等無不帶有“老北京”露水。作者不僅讓讀者領略老北京風味，得到民俗美學的知識，而且淋漓盡致地刻畫活動於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5] 

《那五》全篇很少寫景，也極少大段的心理獨白，作者借鑑傳統章回體小説和評書藝術的敍事手法，以第三者的身份為讀者交代故事情節和人物關係，故事性強，結構完整，首尾清楚。較少採用倒敍、插敍。在敍事語言上，大量使用北京口語，且文字簡潔生動，語意深長。如小説開頭交待那家的敗落經過，“‘房新畫不古，必是內務府’，那五的祖父作過內務府堂官。可是到他爸爸福大爺賣府的時候，那房子賣的錢還足夠折騰幾年。福大爺剛七歲就受封為“乾清宮五品挎刀侍衞”。他連殺雞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沒等到他挎刀的年紀，就把大清朝推翻了。”既交待了故事發生的背景，也為那五以後的落魄做了鋪墊。而在小説的最後，作者又以章回小説的筆法做結：“正是：錯用一顆憐才心，招來多少為難事！此後那五在新中國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 ^{[9]  [10]} 

作者運用純正的北京口語對話塑造人物，風趣幽默，極富個性和地方特色，生動地揭示了人物的神態、心理和性格。雲奶奶自幼當奴才，話語中充滿了自謙。醉寢齋主滿口京白土語，“沒有三天力巴，慢慢自己也就會寫了”，“您又老斗不是，買稿子這玩藝不能像買黃瓜、反過來調過去看，再掐一口嚐嚐”等等，表現出人物的庸俗可笑。賈鳳樓的語言黑話連篇，滿口是“量活”“抽頭”“換換葉子”。過大夫要那五學點醫道，以求換口棒子麪吃，他一口回絕：“我一看《湯頭歌》、《藥性賦》腦殼仁就疼！”卻要求學打胎的偏方，因為“有的大宅門小姐，有了私情怕出醜，打一回胎就給個百兒八十的！”那五冒充國民黨軍政人員去登記，被軍管會的同志看出了破綻，他臉都不紅地説：“那麼我歸誰管呢？也得有個地方給我兩袋面吧!”將那五死皮賴臉、好逸惡勞的寄生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10]  [9]} 

除了運用京味兒十足的語言外，小説的民俗特色還主要體現在對室內陳設、各色市民生活情趣和習俗風尚的細膩描寫中。作者通過在小説中描寫北京城特有的習俗風貌和具有民俗形態的生活細節和風土人情，構成了具有濃郁的民俗風味的人物活動的場景。如小説中描寫清音茶社所在的天橋三角市場，“穿過那些撂地的賣藝場，矮板凳大布棚的飲食攤，繞過寶三帶耍中幡的摔跤場，這裏顯得稍冷清了一點。兩旁也擠滿了攤子。有修腳的、點痦子的……圓夢看相、拔牙補牙、戲裝照相的。膏藥鋪門口擺着鍋，一個學徒耍着兩根棒槌似的東西在攪鍋裏的膏藥，喊着：‘專治五淋白濁，五癆七傷。’”這段描寫讓讀者如身臨其境般領略到了老北京的社會風貌。在那五學戲一段，作者詳細講述了老北京票房的掌故：“一等票友，要有閒，有錢，還要有權。有閒才能下功夫，從毯子功練起；有錢才能請先生，拜名師，置行頭；有權才能組織人捧場，大報小報上登劇照，寫文章。二等的只有錢有閒，也能出名……三等的既無錢又無權，也要有條好嗓子，有個刻苦功……方能混飯吃。”使讀者對舊時的北京梨園世界由陌生到熟識，並油然生出興趣。 ^{[8]  [11]} 

《那五》曾經獲得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説獎 ^[1]  ，並於1989年被改編為同名電視連續劇，鄧友梅親自擔任編劇，謝添、杜民、羅國良執導，馮鞏主演。 ^[12] 

作家吳祖光：作者用平心靜氣的態度、不動聲色的口吻講故事，信筆寫來有如行雲流水，而層巒起伏……雖然冷靜卻掩蓋不住一種自然流露的幽默感……讀《那五》自會聯想到可敬可親的以寫北京人為專長的老舍先生…… ^[13] 

文學評論家張韌：在作者筆下的北京人物譜裏，我以為塑造得饒有色彩而最為成功的藝術形象是那五。他是作者長幅畫卷的軸心，由他的浪跡生涯帶出了老北京的各類人物，環繞着他的行蹤又展示了古都的色彩斑斕的歷史畫……《那五》可以説是滿清貴族子弟傳。 ^[8] 

山東平原人。中共黨員。1945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八路軍魯中軍區通訊員，新四軍、華東野戰軍文工團團員，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二期學員，北京第三建築公司支部書記，北京市文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中國作協第四屆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委會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全國第八、九屆政協委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鄧友梅自選集》(5卷)，《京城內外》、《煙壺》、《散文雜拌》等。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