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

鄧友梅（1931年生於天津市），山東平原人。中共黨員。1945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八路軍魯中軍區通訊員，新四軍、華東野戰軍文工團團員，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二期學員，北京第三建築公司支部書記，北京市文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中國作協第四屆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委會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全國第八、九屆政協委員。13-14歲曾在日本作徵用工。1945年春回國後投奔新四軍參加抗日。歷任通訊員、文工團員、見習記者等職。靠自學走上文學道路，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5年在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結業後，從事專業創作。五十年代是大陸最活躍的青年作家之一。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後調到鞍山，先後在鞍山話劇團、鞍山市文聯任創作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嚴重迫害，送盤錦等地改造，拔亂反正後得到改正，調北京市文聯任專業作家，黨組成員。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一級。1984年當選中國作協理事，書記處書記，被任命為外聯部主任。1996年第6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

鄧友梅是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中華文學基金會副主席，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理事，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會員。鄧友梅著有《鄧友梅短篇小説選》《京城內外》等短篇集和《鄧友梅集》《早逝的愛》《煙壺》《據點》及散文集《櫻花、孔雀、葡萄》《一分鐘小説一百篇》等。其中。《我們的軍長》獲全國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説獎，《話説陶然亭》獲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説獎，《追趕隊伍的女兵》獲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説獎，《那五》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説獎，《煙壺》獲全國第三屆優秀中篇小説獎等。鄧友梅的作品譯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撾等多種文字。

1942年，在其故鄉山東參加八路軍，做小交通員。

1943年，因部隊精簡，赴天津務工。在被某工廠招收之後，被強行押送至日本山口縣的一個化工廠做苦工。

1944年，返回中國，並重新參加八路軍，先做通訊員，之後一直在文工團工作。

1949年，在新華社某軍隊分社做見習記者。之後轉業，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北京市文聯創作員。

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進入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

1955年，中央文學講習所畢業之後，為體驗生活，在一個建築公司擔任基層領導。

1957年，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在遼寧省鞍山文聯工作。

1976年，返回北京。

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常務委員會委員、書記處書記。

《在懸崖上》　 1956年獲“處女地文學獎”一等獎

《我們的軍長》　 1980年獲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一等獎）

《話説陶然亭》　 1981年獲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此後不分一二等）

《追趕隊伍的女兵們》　 1982年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那五》　 1983年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1984年獲北京市優秀文學作品獎

《煙壺》　 1984年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1985年獲中篇小説選刊獎

《鄧友梅中篇小説選集》　 1994年獲全國優秀圖書獎（海峽出版社）

《中國人，上車！》　 1992年海峽情徵文特別

《煙壺》

《煙壺》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八旗子弟烏世保出身於武職世家，雖為遊手好閒卻不失善良和愛國之心。他被惡奴徐煥章所害，陷於牢中，結識身懷絕技的聶小軒，因緣際會學會了煙壺的內畫技術與“古月軒”瓷器的燒製技術。出獄後因家破人亡被聶小軒父女收留，聶氏父女有意招贅他以繼承家傳絕技。但一個有權有勢的“洋務派”貴族九爺為了向日本人討好，逼聶小軒燒製繪有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行樂圖的煙壺，聶小軒毅然斷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説的結尾，烏世保與聶氏父女一起從北京城逃亡。鄧友梅的《煙壺》採用的是雙線交錯的結構手法，一條線索是寫沒落八旗子弟烏世保被陷害入獄，在獄中結識漢族煙壺藝人聶小軒，學會了煙壺的內畫、“古月軒”的技藝，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另一條線索是寫聶小軒寧肯手骨折斷，也不繪製為八國聯軍歌功頌德的煙壺的傳奇故事。

鄧友梅旺盛的創作精力，得益於他健康的體魄。他對運動健身，有一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方法。 數年前，鄧友梅老來發福。行動的不便與血糖的升高，引起他的重視。經向有關醫學專家諮詢後，他為自己制定了一套節食降糖、控制體重的飲食計劃，以少食優選為原則，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種營養成分的蔬菜、豆製品及少量瘦肉。因為這些食物中的蛋白質和維生素能夠滿足人體的需要。鄧友梅非常贊成中醫的理論觀點，吃飽與身體的需要不是同步的，“飽”只是胃的感覺而已。人有飽脹感後，其實已經過量了。因此，他每天的主食不超過三兩，認定“少餐必定神安”。

鄧友梅一直堅持鍛鍊身體。上世紀50年代初，他練太極拳，揮收有度，如醉如痴。幾年下來，他編創了一套力度適中、動作連貫、姿態優雅的“鄧氏太極”，引得不少人向他討教學習。“養生不如養性。”鄧友梅認為生活規律也是保證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素。一時興起，晝夜顛倒，無所顧忌，都是對健康有害而無益的。步入老年後，他越發堅守固定的作息時間：早上6點鐘起牀鍛鍊，8點鐘左右開始工作，晚飯後進行1小時散步，晚上l0—11點上牀休息。鄧友梅早在1989年就使用電腦寫作。他把電腦視為健身器，長期敲擊鍵盤使他的手關節活動自如，反應敏捷。在各種會議差旅的間隙，都能見到他敲字的身影。

為陶冶情趣，全身心地融入生活，鄧友梅又熱衷起釣魚活動，並榮任“中華名人垂釣俱樂部”的副主席。偶得閒暇，興致所至，三五魚友，垂釣岸邊，其樂融融。可謂‘益莫大焉’。”

作者：吉林衞視《回家》欄目組編導孫少磊

命運是一條路,左手是悲苦,右手是幸福......兩界

這是2004年冬天一個寒風肅殺的黃昏，一位76歲的老人在臨沂烈士陵園的一座墓碑前莊嚴的敬了一個軍禮，然後默默的轉身離去。

老人叫鄧友梅，是著名的小説《那五》《煙壺》的作者，"京味小説"的代表人物。

陵園裏彌散的是呼嘯的風聲和寂寥的鳥鳴，忽然想到了米蘭.昆德拉的那本傳世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人的生命在命運的面前是那麼的渺小和孱弱。生存或死亡，悲苦或幸運，我們沒的選擇。

一座墓碑阻隔了陰陽兩界，墓裏葬着的是為鄧友梅深深愛戴的羅炳輝副軍長，59年前犧牲在這裏，為他送葬的隊伍裏有當時是還是個孩子的鄧友梅。59年後，鄧友梅又站在了這裏，逝者已矣，當年的少年卻已白頭。1931年，鄧友梅出生在天津海河邊的一個普通家庭，幼年的生活，雖然拮据卻也充實，他像所有當時的孩子一樣每天上學、回家，感受父母的關愛和家庭的温馨。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卻將這份平和與寧靜打成了碎片，日軍佔領天津後，在火車站工作的父親因為受到日軍的毆打，隨後失業。這個本來靠着父親微薄收入勉強維持的家庭在天津再也無法繼續生存，只好離開這片讓鄧友梅眷戀的土地，舉家遷回山東老家。

但令鄧友梅沒有想到的是，幾年之後他又會回到了這塊曾在離別時讓他百般不捨的地方，而且是以那樣的一種方式回來。 回到山東時的鄧友梅12歲，當他慢慢習慣了在山東的生活，併成為了當時山東軍區渤海軍分區通訊站的一個小通訊員時，部隊"精兵簡政"的政策又把他這個孩子編出了隊伍，為了躲避日偽軍的搜索，他不得不再次背井離鄉，離開山東，返回天津，去投奔在那裏的親戚。

事隔60多年，我們追隨老人生命的痕跡再次回到了天津，老人尋覓而匆忙的腳步，熱切又有些悽惶的眼神讓我們深深感受着命運在他心中那深深的烙印。當年的住處已經變成了一個大院，老人在院子裏一圈一圈的走，雖已沒有了當年點滴的痕跡，但腳下的土地卻還是那塊土地。當老人擦掉眼淚要一步一步向門口走去，我們以為他會沉沉的離去，可老人卻驀的轉身，伴隨着一生嘆息向着着片土地高高的舉起雙臂，揮舞......

我們不知道老人動作的意思，告別？或者別的什麼。也許天津帶給了鄧友梅太多的傷痛與悲苦。當鄧友梅從山東回到天津後，為了謀生而四處找工作的他被騙上了一條几乎死亡的道路——去日本作勞工。一條運送礬土礦石的船載滿了一船的勞工從青島港出發直奔日本，這段海上的航程，不斷有病號或傷者莫名其妙的失蹤，到了日本，十幾歲的鄧友梅是勞工中年齡最小的，每天面對的是飢餓、恐懼、毆打和死亡。

當老人找到當年招工的地方時，那裏已經是一片廢墟，背後，就是天津繁華熱鬧的街道，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一段歷史就這樣揭過，沉痛也好，慨嘆也罷。傳奇的命運註定糾葛着悲苦與幸福。在一路火車的顛簸後我們慢慢靠近了那個被老人稱為"新生"的城市——臨沂。老人一路注視着窗外飛速掠過的景物，或許，也在注視着時間？

從日本歷經九死一生回國後，鄧友梅在臨沂重新參軍。自謂"新生在這裏開始"。

在臨沂的幾天，一直有一種莫名的情愫在我們心裏激盪，無論是鄧友梅談及在陳毅軍長身邊的日子，還是在沂水邊追憶往昔的歲月，抑或在陳家白莊找到當年的老戰友那激動的情緒都讓這種情愫在我們心裏益發滋長，直到老人在烈士陵園中痛哭失聲，我們忽然明白，一個7旬的老人幾十年後重新回首那些人，那些事，這段烽火歲月在他的生命中被打上的是一種交錯，一種訴説，一段苦辣甘甜，是"倖存"，又決不僅僅是"倖存"。

當年鄧友梅參加的是文工團，在這裏他最早開始接觸文藝，在這裏他認識了在他生命轉折中一個重要的人——茹志娟。她給鄧友梅帶來的，是走上文學之路和重回文學之路人生兩個最重大的轉折。

解放後，鄧友梅定居北京，進入魯迅講習所學習，並在1957年發表了《在懸崖上》，瞬間滿目是刺眼奪目的光環。

然而流星在剎那璀璨後隕滅，鋪底蓋地而來的反右和文革讓鄧友梅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父親去世，妻子被迫和他離婚，而此時，他卻正遠在東北進行勞動改造。曾視文學如生命的他被強迫停筆，22年不許寫作。 當我們問及老人22年歲月的"空白"對老人來説意味着什麼時？老人卻轉開了話題。這令我們忽然想到的，鄧友梅的諸多作品，幾乎記錄了他人生每個階段的故事，惟獨缺了兩個部分：童年和這22年。

令所有人驚異的是，文革風波剛過沒多久，鄧友梅的作品《我們的軍長》就發表出來，並獲了當年當年的全國優秀小説一等獎，隨後的優秀作品《那五》《話説陶然亭》《尋訪"畫兒韓"》《煙壺》等等優秀作品也雨後春筍般相繼面世。

可以説，是《我們的軍長》把鄧友梅重又推上了人生的頂峯，但在因為寫作因為文學而經歷了非人的災難後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又寫作發表作品？茹志娟。在聽完老人的解釋後，我想我明白了為什麼他對茹志娟感情那麼深厚，這個在戰火中結識的阿姐竟然帶給了老人一生的轉折。

1998年，茹志娟在上海去世。當鄧友梅講到那段故事的時候，他哽咽了

當前的鄧友梅有一個合美的家庭，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氣氛自然的透着一種温馨。當我們要求老人為我們這次的回家寫下點什麼時，老人竟然提筆躊躇，最後留個我們的也僅僅是一片"回家"的題目。

看着那一紙空白，我的腦海裏忽然浮現出徐志摩的一句話——"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鄧友梅出生於苦大仇深的貧僱農家庭，他父親那輩兒共有哥兒五個，竟餓死了哥倆，還賣了一個。其父後來逃荒輾轉到天津落腳，鄧友梅就出生在天津的海河邊。鄧友梅12歲那年，由於父親失業，舉家回到山東，鄧友梅於是參加了當地的八路軍渤海軍區交通站，傳情報，送給養，當嚮導，多次受到部隊首長的誇獎。此後，又參加了陳毅同志領導的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相繼在魯中軍區的敵工科當通訊員、文工團當演員。解放戰爭開始後，他到著名的魯南八師去做火線文藝工作，曾親身經歷了許多著名的戰役，如洛陽戰役、開封戰役，直到百萬雄師過大江，佔領南京。鄧友梅經常參加夜行軍，一走就是60多公里，並在前線寫出了一篇篇激動人心的好文章。

他的散文《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因為寫出了人民解放軍的英雄氣魄，發表在《文藝報》上，顯示出他作家的天賦和靈氣。身為主編的丁玲在文章發表時，還特意為這個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少年書生寫了二百多字的按語。 新中國成立前夕，鄧友梅奉命調到新華社海軍分社當了一陣子見習記者。不久，又奉調進京在老舍和趙樹理等文壇大師耳提面命的教導和熱心的提攜下度過了“充滿了生機與喜悦”的幾年。他深入生活，到北京市建築公司掛職當上了建築隊長和黨支部書記，與工人同志一起和泥、壘磚、運料、綁鋼筋。與此同時，他來自生活的又一批作品也相繼問世，其代表作《沂州道上》還榮獲了1956年《鴨綠江》雜誌“處女地一等獎”；緊接着又寫出了愛情小説《在懸崖上》。這部小説出版後很快被北京兩家影視機構看中希望搬上銀幕，連大明星趙丹也跑到北京來與他親自洽談改編電影劇本的事情。後來，鄧友梅又陸續寫出了《煙壺》《畫兒韓》《那五》等力作，成為紅極一時的“京味作家”。

鄧友梅的作品生活氣息濃郁，或許這正得益於他一波三折、傳奇式的人生歷程。鄧友梅十三四歲的時候，曾為了躲避日偽軍的搜索，回到天津流浪謀生。當時，掙扎在飢餓邊緣的鄧友梅見到招工頭並沒有多想，就報了名。一天晚上，他被裝進一輛悶罐火車，一直拉到青島。然後不由分説，又把他們強行押上了一條裝運礬土礦石的輪船。鄧友梅到了日本的山口縣德山曹達工廠，才知道自己當了勞工。勞工的日子可想而知，除了在高強度的勞動中受盡了打罵和侮辱，手腳一慢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累得暈倒在地，監工就往身上潑冷水，稍有反抗，立即刑罰；而且，每天只有兩個與菜葉混合在一起的饅頭。事實上，鄧友梅在登上從中國押往日本的貨船上開始，就已經生活在死亡線上了，幾乎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躪致死。鄧友梅在當時那批勞工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能夠活着回國，真可謂九死一生。後來，由於美國對日本的轟炸，鄧友梅終於被遣返回國。

虎口逃生後，他滿懷着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隊，參加了陳毅同志領導的新四軍，投入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前線和建設新中國的行列中。 然而，1957年反“右”一開始，鄧友梅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他才被調到東北的鞍山“歸隊”，當了一名不許創作的創作員。可沒過幾年，“文革”風暴席捲而來，鄧友梅自然難逃厄運，他又從“右派”升級成了“黑幫黑線上的黑干將”，並被轉送到盤錦地區去開墾荒山。1976年初，工廠的人事部門給他辦理了“退休”手續，時年45歲的鄧友梅方才回到了北京。 不久，“四人幫”垮台，祖國天晴氣爽，鄧友梅也時來運轉。一位老戰友在他家中看到他緬懷老軍長陳毅同志的一篇文章，立即要拿去發表。就這樣，標誌着他人生轉折的一篇文章《我們的軍長》發表在《上海文藝》上，並獲得了全國優秀小説一等獎。從此，《話説陶然亭》《煙壺》等一篇篇小説像一朵朵奇葩，給祖國的春天增添了豔麗的色採。

鄧友梅年近半百時仍孤身一人，因此重新組建家庭就成了他每天都要應付的話題。然而，22年的“右派”生活，讓他覺得家庭是個最重的精神負擔。鄧友梅説，自1953年結婚後，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給妻子的只是沉重的壓力，是一個“右派”家屬的大帽子。在他月薪只有七塊錢的時候，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又怎麼能對妻子和女兒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呢？妻子為了養活女兒向他提出離婚，他又有什麼理由不同意呢？更何況，妻子在客觀的壓力下離開他的家之前，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襖棉褲，購置了可供幾年穿用的襯衣。對此，鄧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離婚以後，他感到的只是一種解脱，都説“無官一身輕”，鄧友梅體會最深的卻是“無家一身輕”。所以，不知有多少紅娘費盡口舌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確實，婚姻是一種緣分。

當韓舞燕站在他面前的時候，她那爽快的談吐，善良的美德和大度的胸懷使鄧友梅頓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之情，決意“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很快他倆便組織起共同的“港灣”。新婚後，每當鄧友梅寫完一部小説，韓舞燕都會是小説的第一讀者，因為鄧先生渴望聽到韓夫人、他作品的第一讀者的第一感覺。 就在鄧友梅寫《煙壺》即將完稿的時候，他們家的“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韓夫人拿出了許多做妻子都用過的“撒手鐧”，回了孃家。生了兩天氣，第三天，鄧先生打來電話，若無其事似地説：“你回來吃飯嗎？”“我當然回去吃飯。”見鄧先生主動開口，韓夫人正中下懷，心滿意足地“凱旋”了。一進門，鄧先生説：“飯和湯都燒好了，你炒菜吧，我再寫幾行。”“好吧。”韓夫人一進門就忙活起來。炒菜是“高科技”，決定着這個家庭屬於哪一方菜系和水平的高低，鄧友梅只做“二師傅”該做的下手活，這掌勺的大權就交給了夫人，讓夫人在關鍵的時候“露兩手”，也是鄧先生對夫人的尊重。當然，鄧先生像所有飽經憂患的男子漢一樣，對吃飯、穿衣從不挑剔，對夫人拿手的“粵菜”更是無話可説。 那天吃飯時，韓夫人才發現鄧先生的氣色不大好，一摸額頭，燙手，她的心發顫了。她看了鄧先生一眼，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説：“你感冒很重，早一點休息吧。”而鄧先生平心靜氣地説：“哎，你就等我寫完了再吵也好嗎。”一連幾天，鄧先生高燒不退，又不去醫院治療，嫌費事，就靠吃安眠藥、感冒藥這麼熬着。

當《煙壺》完稿時，韓夫人看完最後一行“在連日高燒中寫完”時，再看看鄧先生瘦了一圈的虛弱身體，她難過極了，自責地説：“我真心疼了。我不是個好妻子，説起來很慚愧，為了寫這篇《煙壺》他曾經到河北省的衡水，住到內畫高手王習三的工廠裏，與王習三促膝談心幾晝夜。北京的八月，他開始動筆，氣温高達38攝氏度，他又特別怕熱，每天早上4點多鐘起牀就開始寫作，汗水順着脖子滴在書桌上，一連兩個月不停地寫，他的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長滿痱子，可是他的情緒都投入到《煙壺》中去了。我是做記者的，深知寫作最怕有人擾亂我的思路。而我這時跟他吵架，真對不起他。”通過這件“家庭瑣事”，讀者不難看出，他們像普通家庭一樣，不能免俗，也會吵架。不過鄧友梅從不得理不讓人，韓夫人也不會斤斤計較，除了一時的激動，更多的則是互諒互讓。

對鄧友梅夫人韓舞燕的認識緣於一件事。有一次我因事到他們家中，一位少婦抱着一個襁褓中的嬰兒也進了門。韓夫人和她的女兒小燕立即迎上前去，抱過孩子。韓夫人嘴裏叫着“晶晶，晶晶，快叫姥姥看看。”接着又問少婦：“梅梅，你媽媽好嗎？她這次可高興了吧，有了小外孫，她就不會寂寞了。”然後，她又轉過頭來對我説：“你看，我也做姥姥了。”原來，梅梅就是鄧友梅與前妻的女兒。對此，韓夫人曾經給我解釋説：“我們沒怨沒仇的，為什麼還要製造人為的煩惱呢？”夫人的豁達自然是鄧先生最愜意的事情，他得意地告訴我説：“一次，我太太的單位組織到東陵旅遊，她提出帶晶晶一起去。不料，晶晶的學校有活動，她就改為第二批。報名以後，因為晶晶學校又有事情，我太太也就沒去成，她對這外孫女那是真上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