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院生

她父親邢肇棠，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因參與倒蔣活動被通緝，被迫上“梁山”，棄家而去，毅然加入共產黨的行列。母親陶默廠（an）是清末端方的親侄女。端方何許人？——一清末大名鼎鼎的命臣，字陶齋，號午橋，為託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先後為舉人、員外郎，光緒二十四年出任直隸霸昌道，爾後又在京師創立農工商局，任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端方顓志興學，力主派遣學生出國深造，後又出使多國考察政治。再後，與其胞弟端錦在四川保路風潮中入川，皆死於譁變軍官劉怡之手。端方篤嗜金石與書畫，是有名的收藏家，著有《陶齋吉金錄》及《藏金記》等。

陶默廠就出生於琴瑟喧闐、詩書朗朗的閥問世家，從小喜愛經史詩文、琴棋書畫、説拉彈唱，並無所不工，尤其戲劇藝術，早年與梅蘭芳過從甚密，是梅氏第一代女弟子，成為京戲舞台上的“名票”，被戲曲界呢稱為“陶六爺”。陶默廠的戲曲藝術天才沒有影響邢院生，卻陶冶了胞弟陶榮生，使他真正成為當代京戲界的“名票”，名揚四海。

民國之後，貴族家道日趨沒落，家產蕩盡，但吟詩作賦、揮墨繪畫的遺風依然甚盛，影響了幾代人。邢肇棠因革命而“出走”，使不安的生活更加動盪，全家的生計只靠母親唱戲來維持。邢院生同母親相依為命，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着生活的黎明。她始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裏成長，一本《白香山詞譜》，把她引進文學的百花園，培養了對文學的愛好。她先後在南京豆腐巷小學、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小學就讀。上學後，她取學名陶稚廠，我想這也許是為了對母親含辛茹苦的紀念，或者為了避災。1939年，在北平貝滿女子中學讀書時，她在年刊上發表詩歌《思父》，後又發表過散文。1946年，在謝冰瑩主編的《婦聲》上發表短篇小説《被踐踏的幼苗》。這是記憶中文學曾給她帶來的興奮。但她沒有做要當作家的夢。

人生不好預測，有時會像一朵雲，被風吹到不可知的地方，聚散無常。

1948年，戰神南行之時，曾任晉冀魯豫邊區參議長的邢肇棠，從延安歸來，從此結束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父女離散之苦。接着，他先任華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員會主任，後赴寧夏任省主席。邢院生也隨父親到銀川，在省衞生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寧夏省人民醫院當內科醫生兼衞生學校教員。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醫院勞動衞生研究生小組學習後，又在北醫附屬三院及鐵路醫院理療科擔任技術員，發表醫學論文，並著有《黑色冶金工業安全衞生手冊》（1957年，科技出版社）。她同醫道打了二十六年的交道，這之間，國難、家難、個人的不幸，形影相隨地出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1962年，擔任河南省副省長的父親，被錯定為嚴重右傾錯誤，並於當年與世長辭，繼而夫妻的離異，又為她添加了巨大的痛苦。顛沛流離，半生坎坷，樁樁往事一起湧進心頭，父母生活的光環不斷擴大，個人的經驗、知識和認識，也轉化成各種色彩，繪成各種故事。“我拿起筆，想寫點什麼，於是走到哪裏，寫到哪裏，零零碎碎點點滴滴的時間也不浪費，等候公共汽車或在樓梯口等人的空當，也不放過，哪怕是隻寫一個字……”毅力使她一氣寫成三十萬字，題名《前夜》。

邢院生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女性，這樣的性格註定翻車倒黴，難以逃出文化革命的羅網。1968年，她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現行“反革命”，非法關押在地下室達四年多之久。她的書稿被抄走，併成了反黨的罪證。長夜漫漫，枯坐斗室，面對糊着黑紙的小窗，她沒有去自殺，卻想到光明，並開始重新構思小説的情節、人物、對話，修改腦子裏的《前夜》。小説裏的人物和她的生命、靈魂交融在一起，他們共同喜怒哀樂，於是小小的“上”牢成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她在小説裏幻想、追求，那些活脱脱的人物伴她度過一千五百多個沒有陽光的黑夜。最初，她把小説寫在手紙上，被看守抄走，又罪加一等。後來她把毛主席的著作編成索引，將陪語、提綱寫在文字的夾縫中。這個對付敵人的辦法拿來對付“自己”是當代現實的悲劇。一支鋼筆尖寫禿了，就在水泥地上磨，磨尖了再寫。那是生的渴望、愛的執著，大寫“人”的讚歌。

1972年12月31日被釋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聲中開始奮筆疾書，連與兒女的親熱都不逞顧及，更不顧自己身體的痛苦，只是伏案寫作。1974年，終於成稿，受到蕭乾等人的鼓勵和關懷，幾經修改，將《前夜》易名《叛女》，由蕭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蕭乾説：“一部小説，不論長短，從主題到結構和內容，都只能通過作者本人的體驗和認識去構思。土建有標準設計，有預製件。我希望永遠不要在文學藝術領域裏搞什麼標準設計，也切不可用預製件。”（《叛女-序》）我十分贊同這個對文學藝術的真知灼見。文學藝術作品只應該有優秀佳作，而不應有什麼“樣板”。如果創作有了“藍本”，就不再稱其創作，最多是一個低能的模仿。小説不一定就該是《紅樓夢》、《水滸傳》、《戰爭與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動人的形象、生活的脈搏、成功的藝術創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説：“文學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寫同一題材的，問題是不在寫什麼，而在怎麼寫。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裏，都是文學作品應當表現的內容。”重要的是，要寫深，寫得新，寫得巧，寫得好。一個作家的成功，一是在於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於思想的高度，三是在於作家的藝術概括力和語言的表現力。邢院生具備了這些，於是才有了《叛女》這樣的小説。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題辭：

獻給

為了新生叛逆沒落，

為了光明叛逆黑暗，

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們。

獻辭是作者的寄託，十分令人深思。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昨天走來，沒有叛逆就沒有新生、光明和希望。歷史在叛逆中創造和演進，社會在叛逆中獲得正義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書，是使人能從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藝術。

古今中外許多傳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敍傳的成分，或個人的生活經驗。《叛女》就是一部自傳體小説，故事描寫出身於清末兩江總督家庭的貴族姑娘潤格的愛情遭遇，以及後來她以藝術為武器投身於

革命的經歷。潤格容貌美麗，聰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藝，但她在名門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處是野蠻和禁錮，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護和施展。當愛情來臨的時候，她需要更加遼闊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卻是一個吃喝嫖賭、醉生夢死的丈夫和一個專橫暴虐、陰險毒辣的婆婆。從託家到奎家，從一個火坑到另一個牢籠，齷齪、卑鄙、荒淫、腐敗窒息着她。她對現實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錮十年的瘋女——丫頭秋菊。當她確知自己是老爺強姦了逃荒女白穎所生時，便毅然棄家出走。但走投無路，只好以賣藝為生。潤格沒有隨波逐流，執著地追求人的尊嚴和價值，直到和國民革命軍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愛、結合後，才從茫茫黑夜裏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及“九-一八”事變為背景，不僅寫了潤格的辛酸史、奮鬥史、反抗史，還塑造了義和團失敗後的紅燈照姑娘奇俠、參加革命的藝人路拾遺等女性形象，她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是掙扎着尋求正義和真理的一羣，再現了中國歷史的一面。

在中國文學史上，清末之後，描寫旗人貴族榮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歷史遞進中，描寫旗人貴族的演變、升沉，與中國現代革命水乳相融者，並不多見。《叛女》及其姊妹篇在這一文學領域填補了空白。

作者的《動盪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華文出版社）是《叛女》的續篇，主要人物潤格、江放、江風等都沒有改變，它既有連續性，又有獨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頗能引人入勝。

《女憐》的背景仍然十分廣闊，潤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與黑暗的鬥爭環境中發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軍閥內部矛盾被捕後，便把女兒江風寄養在地下革命者楊維林和歐陽墨竹夫婦的診所裏，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跡天涯，幫助革命。江放出獄，潤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園生活中，與日本豢養的漢奸黃子廉、奎嘯虎及其黨羽巧妙周旋，刺探情報。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師”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殺遇救後“投奔”大漢奸黃子廉之妻王國玉，日寇血洗甫京，楊維林罹難，歐陽墨竹到北平，陰差陽錯地成為黃家的提琴家庭教師，江風與黃子廉之子黃伯雲關係的變化，黃子廉向江風求婚等，這些悽楚而又富有戲劇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眾生相，構成社會生活的大展廳。潤格前夫之子奎綱的出現，是對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後，奎綱“探監認母”，旨在誘供；在特務組織“不許良心抬頭”的“紀律’，與母子情的激烈鬥爭中，他的腦子裏萬馬奔騰，心在怒吼，一雙大手掐住了“惡魔”，就這樣潤格慘死在神經錯亂的親生兒子的手下。

這個結束也許殘酷，或許突然得不在讀者預料之中。但這個結尾，從藝術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這個處理，很是顯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

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的夢想，是要以潤格及女兒江風的曲折坎坷的人生為線索，經清王朝的覆滅、辛亥革命的風暴、抗日戰爭的烽火，直到中國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運。三部曲已經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夢還沒有圓，最後的一部《伶什》還沒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隨一個代表團到洛杉礬，旅遊探親，看兒子少傑，然後轉赴香港、日本沖繩、夏威夷，再到德國看兒於子澄宇和女兒奇志……臨上飛機，她沒忘帶上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説《伶仃》的原稿。到了美國，情況有變，身不由己，只好在那裏閒居。她是個永遠閒不住的人，她找過工作，護理過一個半身不遂的女病人，最後還是呆在家裏改寫、加工她的小説——邊改邊抄，四個月後《伶仃》定稿了。夢圓了，她覺得自己好像已是江郎才盡，於是又寄夢想於未來：“我想下一部書將由少傑和奇志他們從文化大革命續起。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的生活也夠豐富多彩的了，不比我們這一代人遜色。我的兩個孫子早能背誦唐詩了，也許他們也能繼承祖母的未竟篇章。”

人的命運，有時自己也主宰不了。邢院生本來是去美國探親和旅遊的，萬萬沒有想到，竟在四季如春、風景秀麗的洛杉礬定居起來。神使鬼差，美國對她不薄，每月能領510美元的養老金，5美元買個醫療保險；數年後養老金還可以翻番。也許這也算天上掉餡餅，可人是精神“動物”，由於語言不通，那種孤獨和寂寞難以言狀。1993年3月15日她來信説：“……常和貓説説話，有時也自言自語。由於神經類型穩定而沒瘋；説來説去，我還是願意參與北京的熱鬧。”雖然寂寞，除修改好長篇小説，還寫些散文，諸如《別人買地我發財》、《牙醫收費名堂多》、《我的另一半》、《老人和貓》等，以真名和“愛麗絲”的署名，發表在《世界日報》上。

1993年，《伶仃》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時序上，《伶仃》接續《女伶》，但它又是完全獨立的一部小説。潤格慘死在親生兒子之手之後，女兒江風孤苦無援。大漢奸黃子廉時時想霸佔她，為了對付黃子廉，江風只好與自己並不相愛的古復生匆匆結婚。江風的性格是潤格的延續。圍繞江風的命運，小説向我們展示了新一代的眾生相：古復生是江風父親朋友的兒子，與江風曾產生過愛情的銀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後代柳文如、受黑暗勢力迫害的林蓓嘉、漢奸的兒子卻與漢奸不走一條路又與江風相愛而又不能愛的黃伯雲、進步的和反動的大學生、正義善良的劉三奶奶，以及漢奸的妻子王國玉及其女兒們等等。這眾多的人物，都在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中，在中國歷史的大舞台上聯合演出一個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江風最後在向黃子廉復仇時，她的手槍沒有打中真正的敵人，而自己則落入魔掌。最終，在共產黨組織的營救下方獲新生。

小説收來得太匆促，也顯一般化，沒有跳出東方式的“團圓”模式，這是小説的一個失敗。但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可以改編成很好的電視連續劇，相信會徵眼觀眾。

從《叛女》到《女伶》，作為叛逆形象出現的潤格，始終是一位熱愛正義、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於愛國及對邪惡、黑暗的仇恨，她幫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飽滿的形象。潤格是一位堅強不屈的女性，在監獄裏，她沒屈服於敵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寫，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寫奎嘯虎對潤格施刑後，手提一根沾滿鮮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門，氣急敗壞，喘着粗氣，那首《何日君再來》，唱針被卡在唱片上的傷痕處，一再重複着“再來，再來，再來……”，就是滑不過去。奎嘯虎一肚子邪氣，把鞭子摔在地上，罵道：“他媽的，什麼再來，再來，別來了！”聽差把皮鞭撿起來，“把它掛在牆上，和牆上的一排按質量、粗細而分類的皮鞭、鋼鞭排上隊。”那氣氛，奎嘯虎的心情，都表現得十分生動、逼真。“沒多大意思，打了半天，連個屁都沒放，活像打在一塊石頭上，毫無反應，一聲不吭地就昏過去了，倒把那幾個哥兒們累得呼呼直喘，這有什麼勁。”這是奎嘯虎説的。黃子廉也説：“這個人真邪行，簡直是一支壞了的温度計，什麼温度也不能讓水銀柱上升，永遠是零點。”這種技法，是中國古典小説的傳統表現手法，不直寫，卻比直寫更有表現力量。

潤格從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與社會、時代融為一體，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謂完善，非指越來越高大，而是説越來越真實、生動、具有靈魂。潤格深知得罪黃子廉後患無窮。但當他欺侮到頭上，企圖娶她的女兒小風為妾時，個人的安危且不説，連對“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顧及，也許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沒有把。理智”強加給她，而是讓“人性”自然發展。她可以像母章魚一樣護崽，直到餓死，像斑頭雁一樣，拔光身上的羽毛，為風雪中的兒女築窩。潤格終於因此而走進深淵。最後，黃子廉要用挫磨靈魂的辦法對付她，把與她分離十多年的親生兒子奎綱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見面，撩起潤格往昔的記憶：小綱被人搶走時蹬掉的那隻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槍，一直是她走南闖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總覺得那上面有兒子的體温，總覺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綱，而是小綱。當她發現奎綱想方設法想知道路拾遺的秘密身分時，她清醒了，警覺了，面前的奎綱不再是自己的兒子。對潤格來説，有時母子情高於一切，有時則相反。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邏輯。“後悔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潛移默化地給了我不少影響。貪圖安逸，沉湎於小家庭的温暖。我能反抗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卻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應該和複雜的環境妥協。”潤格被奎綱追問後這樣説，“小風的爸爸告訴我列寧説的一句話：‘如果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也就沒有革命。你怕狼，就別到森林裏去。’我怕狼，所以沒有勇氣到森林裏去，這就是我的後悔。”當時，是命運不容她背過臉去，就只好面對現實。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覺悟太晚，並説：“如果天假以年，我決不苟延殘喘，我要跟他們擠命……”這是潤格的絕命宣言。至此，這位藝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除了潤格，作者還在《女伶》裏塑造了楊維林、江放、歐陽墨竹、黎明、劉三、劉三奶奶、高媽、江風、黃子廉、奎嘯虎、王國玉、黃伯雲、黃美雲、黃秀雲、黃柔雲，以及吉林等眾多的人物形象，這其中劉三、高媽、江風、黃子廉、王國玉、奎嘯虎等人物塑造得尤為成功。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幾次出場，其性格便躍然紙上。黃伯雲原來是一個狗仗人勢的惡少，後來卻成了黃子廉的逆子，其變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寫像奎嘯虎這樣十惡不赦的大漢奸時，還寫了他人性深處隱蔽的東西。潤格重刑後，他想到潤格是一個文弱女子，動這麼大的刑，受這麼大的罪，太不應該：“黃子廉和她有什麼血海深仇？也犯不上這樣……”他對黃某的做法很反感。這樣寫，如同給一位貧血者輸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實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濃郁的文化意識。小説裏盪漾着歷史、文學、藝術、科學、風俗、民俗以及人們陌生的關於旗人和梨園生活的奇異色彩。老北京的習俗、語言膾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衚衕裏。作者的知識之廣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麼關於葡萄的歷史、成人節、女孩節、耶穌的傳説、營養學、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聯名對、詩詞歌賦等等，真是包羅萬象，好像一部知識小百科。她的小説寫作，似乎不拘一格，沒有師承，憑着自己的感受、認識和理解，進入創作過程。但她的小説並不是知識的倉庫，而是將知識自然地扌契入字裏行間、人物的言談話語裏，像生活本體那樣。

邢院生的小説中，有着精彩的描寫，細膩、準確、生動，説老太太止住哭聲“像是收音機關了電鈕，連點餘音也沒有了”；把煙燈飄出的縷縷青煙，比作“上天的雲梯”；在黃伯雲眼裏，“江風彎彎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見底的湖水，誠實得什麼也不保留，坦率的語言使她顯得更美麗了。”對潤格坐牢那段描寫，更顯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筆：

太陽從地下室牢房鐵窗上照射進來，灰塵在一縷光束中跳

舞，牆上抹着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隻花殼小甲蟲順着牆角，慢

慢往上爬行。蜘蛛吐着縱橫交錯的經緯，在屋頂的旮旯裏織了一

個大網，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網中間，穿過網眼看着這間小小的牢

房，以為整個世界都在它的網羅之下了。

剛剛長出兩條細腿的小青蛙，從牢房的鐵窗上，一失足跌下

來，誤入囹圄。小青蛙奮力向上跳躍，哪裏能跳得出去呢？！每次

雨後，這些不速之客帶着它的同伴，從草坪上的窗户縫隙跳進

來，闖進這個“禁區”就插翅難逃了。每次都是潤格輕輕地抓住它

們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們從窗縫裏送出去。它們一觸到草

地，就歡蹦亂跳地唱起歌來，池塘邊上的同伴為了歡迎它們平安

歸來，歡快地參加了大合唱。

這樣的描寫，或長或短，或繁或簡，不是創作進程中之所需，就是與人物的處境、心清息息相關，沒有可有可無的筆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這三部長篇小説，作者多年前還發表過短篇小説《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錦》。邢院生説過，別人説她能開拓，不能守成。這大概就是指她曾經從事過的許多事業，但能否守成，在我們這個國家，並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願。不過，她的小説創作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艱苦而寂寞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奮哲學，這是幸運。於是便有了生命中的傳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長篇歷史傳記小説。她提筆為文，卻極少與文壇來往，但中國文學的大河也有屬於她的浪花。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杜鵑的悽楚叫聲，又一次從天外飛來。她一再説：“美國的風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國，我遲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沒有結束。歷史的河流，緩緩向前滾動……”這是一個傳奇的，屬於昨天又屬於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