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可齋記言

序

中國之為人弱，其效極於今日，而其根伏於數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西人之始來也，非必欲得地也、滅國也，通商而已。通商，萬國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國之利十，未或以為害也。害惡在?中國人士處暗室、坐眢井，瞢不知外事，又疲散苶耍，苟欲彌一日之患，而狃於千歲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脅。而我之邇彼也，如叢神與奕秋博，無着不謬，無子不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嗚呼！不可謂國有人矣。

啓超自十七歲頗有怵於中外強弱之跡，顧鄉處寡學，因艤駕南朔，求所謂豪桀之士周知四國者。所見所聞，其象鞮之流往往學此為衣食計，無通識，無遠志。或有宿學清流，鋭意新學，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響，如貧子説金，終無是處。蓋帖然概於心者，不過數人。顧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者一而謗之者百，殷殷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併，共晨夕、飫言論者十餘日，然後霍然信中國之果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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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晚清三位思想家的論著選編。三人生活時段基本相同，所處時代、社會宏觀環境相同，變法思想亦多有相同或相通之處。馬、邵、陳三人都沒有很高的科舉功名，都沒有很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但都相當瞭解社會弊端，關心國運民瘼，思想敏鋭，究心新學，疾呼變法維新。馬建忠（1845-1900）是早期啓蒙思想家、洋務活動家、語言學家。他早年受教於教會學校，後留學法國，主修法律，為其時留歐學子之翹楚；回國後成為李鴻章的得力洋務干將，參與、主持了洋務派舉辦的許多重要經濟、外交及軍事活動；晚年所著《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學著作。邵作舟（1851-1898）久參北洋幕府，究心於當世之務，於政治、哲學、經濟、軍事、輿地、水利、鐵道、音韻、文章學等領域多有建樹和創見，1887年寫成近世“危言”第一書，其後又主筆了改良變法第一折，慧舉了中國鐵路第一人。陳虯（1851-1904）久處社會底層，洞悉社會痼疾，提出了內容相當廣泛的變革思想，涉及政治制度、社會組織、軍事防禦等方面，並有一系列革新實踐。其組織的“求志社”是將社會烏托邦思想付諸實踐的嘗試，雖遭忌於時，但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價值。所創利濟醫學堂為近代第一所新式中醫學堂，所編《利濟教經》是近代最早的新式醫學教科書。編者簡介薛玉琴，女，歷史學博士，教育學博士後，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及人物研究，出版專著《近代思想前驅者的悲劇角色：馬建忠研究》、《百年家族——馬相伯》等。徐子超，男，1966年畢業於前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1978年開始蒐集研究績溪及徽州地方誌與文史資料至今。1985年起在《江淮論壇》等書刊發表史論，系二輪《績溪縣誌》、《徽墨志》、《績溪教育志》執行主編。1987年開始研究邵作舟。陸燁，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上海城市史研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