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回憶

這件事發生在父親的晚年，當時他正在寫最後一部長篇小説《復活》。

一次，我走進他的書房，看見他正在往桌子上攤牌。父親為了休息或是思考一下寫出來的東西，經常做占卜的遊戲，但是他將牌攤好之後，仍然繼續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在心裏估算：如果占卜中了，他將這樣做；如果占卜不中，那就要換一種方式做。

我知道他有這個習慣，於是問道：

“你正在想一件什麼事吧？”

“是啊。”

“想什麼呢？”

“是這麼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聶赫留多夫就跟卡秋莎結婚；若是佔不中，就不能讓他們倆結婚。”

等父親占卜完畢，我問他：

“結果怎麼樣了？”

“瞧，”他説，“佔中了，但卡秋莎不能嫁給聶赫留多夫……”

接着他給我講了普希金生活中的一段趣聞，是他的朋友麥謝爾斯卡姬公爵夫人告訴他的。“有一次，普希金對公爵夫人説：‘您猜我的塔季婭娜最後怎麼樣了？她拒絕了奧涅金。這件事我萬萬沒有料到。’”

“這就是説，”父親説，“人物一經作家塑造出來，他便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據人物的性格行事。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卡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婭娜只能根據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願行事的原因。”

“不過，” 我尋思道， “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來， 必須得是普希金……或托爾斯泰才行。”

如果一幅畫、一齣戲、一本書將所有的細節都表現出來——通常會使人感到乏味的。

反之，如果作者只表現出作品的主要方面，把餘下的部分留給觀眾或讀者去想象。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是在跟作者一起進行創造。

“要在藝術裏得到真金，”父親説，“必須蒐集大量材料，然後再用批評的篩子加以篩選。”

父親非常喜歡援引一句法國話：“請原諒我寫得太長，我實在沒時間寫得短一些。”

眾所周知，莎士比亞那個時代誰也不會去製作富麗堂皇的佈景。只需在一根柱子上標明該“佈景”意味着什麼就夠了。誰能説當時這樣做就影響了觀眾對劇目的欣賞，而且不如按時代環境的要求將當時所需用的每一件道具全搬上舞台。

父親舉出兩種描寫的例子：一種不好的，一種好的。

他從一部法國長篇小説中找出幾頁描寫烤鵝的氣味的段落。

“當然，”父親説，“直到最後一頁，鼻子里老聞到一股烤鵝的氣味，但這是創造印象的真正方法嗎？還記得荷馬是怎樣描寫海倫的美麗的嗎？‘海倫走了進來，她的美麗使老人們肅然起敬。普普通通的一句話，但您從中可以看到，老人們在這種美的魅力面前也不禁肅然起敬。用不着去描寫她的眼睛、嘴巴、頭髮等。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象海倫的形象。但是每個人都感受着這種連老人們也不禁為之肅然起敬的美的力量。”

最後，父親援引了伏爾泰的一句話： “乏味的藝術——就是把話説盡。”

平時父親總是穿着那件寬大的上衣，冬天出門時穿一件皮襖。他這樣打扮為的是跟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使大家在跟他交往時感到彼此之間差不多。但有時候由於他的這身打扮也發生過一些誤會，譬如就有過這樣一件事。

土拉要上演《教育的果實》這齣戲，説好是為少年罪犯教養院演出的，要我在劇裏擔任一個角色。我同意之後就經常從雅斯納雅·波良納去參加排練。

有一次在排練的時候，看門人告訴我們，有一個人非要進來不可。

“是一個老農夫，”他説，“我對他説了，這兒不能進，可他偏不聽。我想，他一定是喝多了……告訴他這兒不是他來的地方……可是怎麼跟他説也説不通……”

我們當即猜到這個農夫是準了。使看門人很不高興的是，我們吩咐他立刻放這個農夫進來。

幾分鐘之後，我們看見我父親進來了，一面笑着説，因為衣服的關係，人們怎樣瞧不起他。

年輕時我跟許多和我年齡相仿的人一樣，自視過高，目中無人，待人嚴，對己寬。父親見此很不高興。他決心以自己素有的委婉的方式糾正我的這個毛病。每次當我對人的品評過於輕率和膚淺時，父親一般總要反問我一句。

“這個人真蠢。”我説。

父親若無其事地説：“比你還蠢嗎？”

當我談到某個男人簡直叫人無法忍受，談到某個女人簡直不像樣時，父親總是反問一句：

“比你還叫人無法忍受嗎？比你還不像樣嗎？”

我分明知道他責備的意味，但我不願承認這一點，常常生硬地回答説：

“是的，比我還蠢，比我還叫人無法忍受，比我還不像樣。”

但父親的話後來對我幫助很大。我至今還能記住這些話，就是一個證明。

從莫斯科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有二百公里。這段路程父親有時候徒步行走。他喜歡步行。背上搭個口袋，長途跋涉，跟沿途流浪的人們結伴而行，誰也不知道他是誰。路上的行程一般需要五天。沿途食宿經常在車馬大店或隨便一個什麼住處就便解決。如果趕上火車站，他便在三等車廂的候車室內歇歇腳。

有一次，他正在這種車站候車室裏休息，忽然想到月台上走走，這時剛好有一輛客車停在那裏，眼看就要開車了。父親忽然聽見有人在招呼他：

“老頭兒！老頭兒！”一位太太探身車窗外在喊他，“快去女盥洗間把我的手提包拿來，我忘在那兒了父親急忙趕到那裏，幸好，手提包還在。

“多謝你了，”那太太説，“給，這是給你的賞錢。”於是遞給他一枚五個戈比的大銅錢。父親不慌不忙地裝進了口袋。

“您知道您把錢給誰了嗎？”一位同行的旅伴問這位太太。他認出了這個風塵僕僕的趕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戰爭與和平》 的作者。 “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呀。”

“天哪！”這位太太叫道：“我幹了些什麼呀！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諒我吧，請把那枚銅錢還給我！把它給您，真不好意思。哎呀，我的天，我這幹了些什麼呀！……”

“您不用感到不安，”父親回答説，“您沒有做錯什麼……這五個戈比是我掙來的，所以我收下了。”

火車鳴笛了，開動了，它把一直在請求父親原諒並希望將那五個戈比要回去的太太帶走了。

父親微笑着，目送着遠去的火車。

爸爸打嚏噴時聲音像炸彈爆炸一樣響，整個住宅都能聽見。如果是在夜晚，媽媽突然被吵醒，受他這麼一驚，一夜就別再想閤眼了。

“當你夜間想打嚏噴的時候，”媽媽對父親説，“先輕輕地把我推醒，這樣我就可以再次入睡。”

父親答應了她。

有一次夜裏他要打嚏噴了，於是便輕輕地叫醒了妻子。

“索妮婭，”他説，“不要怕，我現在要打個噴嚏。”

媽媽醒了過來，仔細地傾聽着。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她俯身一看，只聽見爸爸均勻的呼吸聲。打嚏噴的願望已經過去，他又安然地進入了夢鄉。

有一個時期父親對戲劇很感興趣。有一次他去皇家小劇院看拉比什的鬧劇《草帽》。當時父親正在寫喜劇《教育的果實》。

劇場休息時，他在休息室遇上一位認識的教授。那人覺得看這種庸俗低級的戲時被托爾斯泰撞見是很尷尬的。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也來看這種烏七八糟的東西了。”他苦笑着説。

“我一直幻想着能寫出這麼一個東西，”父親説，“但可惜我沒有這個才氣。”

父親喜歡各種運動。上個世紀末，當自行車開始流行的時候爸爸也弄到了一輛，冬天他就到莫斯科馬涅什廣場去騎。

“我遇到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他敍述説， “只要我前面出現一個障礙，偏偏就會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的車子朝它衝去，準保最後撞在上面，尤其是對那位跟我一樣剛學騎自行車的胖太太。她頭上戴着帽於，上面插着羽毛，只要我一看見她頭上的羽毛在飄動，我就感到——我的自行車朝她一個勁兒地衝去。這位太太大聲地尖叫着，儘量要躲開我的撞擊，但是毫無用處。若不是我及時地跳下車來，非把她撞倒不可。這樣的情形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現在我儘量揣摸着在她不在的時候再去馬涅什廣場練車。我反問自己，”他説，“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規律嗎——越是想躲開它就越把你吸引過去？” ^[1-3] 

塔季婭娜·蘇霍津娜-托爾斯塔婭，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之女。托爾斯泰（L. N. Tolstoy），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思想家，哲學家。代表作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