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悟真寺詩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

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

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

自茲舍車馬，始涉藍溪灣。

手拄青竹杖，足踏白石灘。

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喧。

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

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巔。

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

龕間長丈餘，門户無扃關。

仰窺不見人，石發垂若鬟。

驚出白蝙蝠，雙飛如雪翻。

回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

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

入門無平地，地窄虛空寬。

房廊與台殿，高下隨峯巒。

巖崿無撮土，樹木多瘦堅。

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

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芊。

枝梢嫋青翠，韻若風中弦。

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

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

首憩賓位亭，就坐未及安。

須臾開北户，萬里明豁然。

拂檐虹霏微，繞棟雲迴旋。

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

野綠簇草樹，眼界吞秦原。

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

卻顧來時路，縈紆映朱闌。

歷歷上山人，一一遙可觀。

前對多寶塔，風鐸鳴四端。

欒櫨與户牖，恰恰金碧繁。

雲昔迦葉佛，此地坐涅盤。

至今鐵缽在，當底手跡穿。

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

斗藪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疊霜為袈娑，貫雹為華鬘。

逼觀疑鬼功，其跡非雕鐫。

次登觀音堂，未到聞栴檀。

上階脱雙履，斂足升淨筵。

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

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

眾寶互低昂，碧佩珊瑚幡。

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

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

點綴佛髻上，合為七寶冠。

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

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

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祗園。

吹如秋鶴聲，可以降靈仙。

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

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

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

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

曉尋南塔路，亂竹低嬋娟。

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翾翾。

山果不識名，離離夾道蕃。

足以療飢乏，摘嘗味甘酸。

道南藍穀神，紫傘白紙錢。

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

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

危石疊四五，靁嵬欹且刓。

造物者何意，堆在巖東偏。

冷滑無人跡，苔點如花箋。

我來登上頭，下臨不測淵。

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

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搏。

衣服似羽翮，開張欲飛騫。

孇孇三面峯，峯尖刀劍攢。

往往白雲過，決開露青天。

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

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

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

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

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

週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

或鋪為慢流，或激為奔湍。

泓澄最深處，浮出蛟龍涎。

側身入其中，懸磴尤險艱。

捫蘿蹋樛木，下逐飲澗猿。

雪迸起白鷺，錦跳驚紅鱣。

歇定方盥漱，濯去支體煩。

淺深皆洞徹，可照腦與肝。

但愛清見底，欲尋不知源。

東崖饒怪石，積甃蒼琅玕。

温潤髮於外，其間韞璵璠。

卞和死已久，良玉多棄捐。

或時泄光彩，夜與星月連。

中頂最高峯，拄天青玉竿。

冋令上不得，豈我能攀援。

上有白蓮池，素葩覆清瀾。

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

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磚。

插在半壁上，其下萬仞懸。

雲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

號為定心石，長老世相傳。

卻上謁仙祠，蔓草生緜緜。

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玄。

其西曬藥台，猶對芝術田。

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

回尋畫龍堂，二叟鬢髮斑。

想見聽法時，歡喜禮印壇。

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

階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煙。

往有寫經僧，身靜心精專。

感彼雲外鴿，眾飛千翩翩。

來添硯中水，去吸巖底泉。

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愆。

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揚難。

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

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

顱骨今不見，石函尚存焉。

粉壁有吳畫，筆彩依舊鮮。

素屏有褚書，墨色如新幹。

靈境與異跡，周覽無不殫。

一遊五晝夜，欲返仍盤桓。

我本山中人，誤為時網牽。

牽率使讀書，推輓令効官。

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

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

以此自慚惕，慼慼常寡歡。

無成心力盡，未老形骸殘。

今來脱簪組，始覺離憂患。

及為山水遊，彌得縱疏頑。

野麋斷羈絆，行走無拘鑾。

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

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

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閒。

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1] 

悟真寺在王順山，是著名的佛教寺院。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丁憂期滿，回朝任左贊善大夫之職，得以遊覽悟真寺。

全詩共一百三十韻，一千三百字，不落窠臼，不生硬拚湊，造語妥貼。

山水詩是詩的一大題材。到了中唐，詩人們追求創新，模山範水跳出了王孟藩籬，變自然凝鍊為鋪陳始終。其詩作大多淋漓盡致，氣度壯闊，篇章恢宏。白居易《遊悟真寺詩》與韓愈《南山詩》就是山水詩的代表作。就句法而言，《遊悟真寺詩》於大量平常句式中，間以散文句法。如“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若歲有水旱”、“造物者何意”、“或鋪為慢流，或激為奔湍”，都立異於一般的二、二、一句式，平中見拗，調節音律，騰挪有致。就字法而言，詩中用字偶見生僻，但通篇不以艱澀奧衍取勝，而以圓轉曉暢見長。清人劉熙載評白詩用字“用常得奇”，實非虛言。看似平常，卻是苦心經營，大巧若拙。如“樹木多瘦堅”寫形得神、“韻若風中弦”天趣自得、“眼界吞秦原”的大膽想象、“白珠垂露凝、赤珠溶血殷”靜態動寫，俯拾皆是。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起筆不落窠臼，將遊悟真寺的時間、地點一一交代清楚。雖有杜甫《北征》開端的痕跡，但用於山水詩，猶為罕見，實為散文遊記作法。下文再寫捨棄車馬，徒步上山，小憩兩次，登山入寺。將登山過程寸步不遺、一一道來。清人賀貽孫評白詩説“段段求詳”，從此詩可窺見一斑。入寺之後，環顧四周，“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以人體比擬山、寺位置，想象怪異卻又精當妥貼。寺中所見所聞，樹木是“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芊”，鳥兒則“幽鳥時一鳴，聞之似寒蟬”。詩中不乏傳統的清雅幽寂，但又忠於現實、客觀摹寫，美中有瑕，不加美化，有異於傳統審美觀念。

入寺之後，必然面對眾多建築。描寫樓閣嵯峨，法相莊嚴，為詩歌難題，前人往往避開此處，着筆自然景色。詩人卻知難而進，正面描寫寺中多寶塔、玉像殿、觀音堂等建築。然而視角不同，寫來各有特點。多寶塔是“風鐸鳴四端，欒櫨與户牖，恰恰金碧繁”、“至今鐵缽在，當底手跡穿”，重在整體與個別形象的交叉。玉像殿則“迭霜為袈裟，貫雹為華鬘”，只取玉佛雕像。兩者重點突出，詳略得當。觀音堂卻濃墨重彩，大肆鋪排：“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眾寶互低昂，碧佩珊瑚幡。風來似大樂，相觸聲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髻上，合為七金冠。”再附設舍利珠、玉笛。既表現佛堂金碧輝煌，又突出佛像圓通金像，由大到小，逐層鋪敍，聲色俱有。然而詩人更將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於是觀音堂的光輝盡落眼中。

天明之後，獨遊山徑。韓愈《山石詩》描繪這一場景，寥寥數語、寫意勾勒。白居易則工筆細繪，巧施丹青。點綴以亂竹、寒蝶、山果神祠，登危石而心驚，承山風而體輕。山林逸趣，具體細緻，令讀者如悠然入其境。落日圓月，是詩歌的永恆題材，不落俗套，絕非易事。白居易筆下的日落月生，卻令人耳目一新。“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時而紅翠交輝、時而碧金相映，色彩絢爛，形象豔麗。“丹砂丸”、“黃金盤”比喻日月，頗為奇絕。以俗語入詩，卻能化俗為雅。至此一日一夜遊程，交代明白。其後則略去時間線索，截取典型山景細繪。藍水縈山、時急時緩、東崖堆石，亦青亦潤。詩人不僅描寫遊歷實境，還將目接心仰、足行不到的山光池色寫入詩中；“中頂最高峯，拄天青玉竿。鼠同鼠令上不得，豈我能攀援。上有白蓮池，素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這又是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

山水詩中，往往將人文景緻作為自然風光的附庸；而在散文遊記中，人文景緻卻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白居易此詩醉心山水，又着眼靈蹟。不僅對寺院描摹工細，而且筆下佛子，仙真、神龍、高僧、名畫、法書紛至沓來，大大豐富了山水詩的內容。詩人對一片石的佛家傳説，王子喬的得道仙祠、吳道子畫、褚遂良書都一筆帶過，而對畫龍堂的神龍聽法、寫經僧的鴿羣協力等富於神話色彩的傳説卻是筆下生花、繪聲繪色。筆墨詳略濃淡，安排十分得當。

曲終奏雅，篇末明志，是山水詩結尾的慣常寫法。詩中寫景洋洋一千餘言，為普通山水詩的數十倍篇幅，結尾抒情，嚮往野情逸趣、厭倦塵世俗務，也佔據一百四十字之多，宣泄無遺。

詩歌按照時間順序，以遊山過程貫串始終，又不時間以人文景緻、穿插心情感受，題材豐富多彩，致使敍事、抒情、寫景渾然一體，構成散文化的山水詩，詩化的山水遊記。詩歌結構，從遊山到遊畢抒懷，首尾完整，井然有序。但於嚴整中時見騰挪起伏。後三月之遊程即重加組合，並無嚴格時間線索。全詩或詳或略，重點突出。同是山行，上山詳而下山略；同是自然風光，詳於前而簡於後、詳於實而疏於虛；同是寺院廟宇，則突出觀音堂；同是人文古蹟、則突出畫龍堂、寫經僧。行文揮灑變化、疾徐有致，結構可謂疏密有致，收放自如。

詩中刻畫形象，色彩鮮明、姿態橫生，新境疊見。或宏闊如“拂檐虹霏微，繞棟雲迴旋，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或奇異如“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開張俗飛騫”，或飛動如“捫蘿蹋樛木，下逐飲潤猿。雪迸起白鷺，錦跳驚紅鱣”，或靜謐如“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搜幽探微，戛戛乎獨造。

清人趙翼舉以此詩與韓愈《南山詩》相比較，贊之曰：“層次既極清楚，且一處寫一景物，不可移易他處，較《南山詩》似更過之。”（《甌北詩話》） ^[2]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是虔誠的佛教徒 ^[3]  。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進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因上表請求緝拿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後，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通俗易懂，相傳其詩作要老嫗聽懂為止。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首開中唐文人倚聲填詞之風。有《白氏長慶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