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

1966年秋冬，通過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衞兵（以學生為主體）造成的氣候，造反派組織獲得迅速發展，已佔壓倒優勢；而黨政領導和基層單位失去了運轉、整合功能，陷入癱瘓狀態。參加這類組織就成了時髦──進步、革命的標誌。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紛紛轉而加入造反派了。

紅衞兵是此一階段造反派的主體。造反的本質就是造反，鼓吹打亂、改變現有的秩序。造反派賴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開的），就是他們其實是奉旨造反。對最高權力來説，表層的反社會行為下面是實際上的親社會行為。“造反”一詞遂變幾千年貶斥色彩而含褒義：由“亂臣賊子”、“無賴輕薄”搖身變成了“社會中堅”、“文化英雄”。

由此進而擴展為，對除紅衞兵以外的文革中羣眾組織的統稱。以產業工人為主，農、商、文、衞等系統輔之。在大聯合、奪權階段，紅衞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經由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來充任了。

毛澤東説，“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指的就是他們。

在這類組織中，組織成員的品類更加蕪雜，派性更為嚴重，組織的鬆散程度更大，造反動機的功利性更明確──就是要瓦解、摧毀科層制勢力，佔山為王，“掀翻金鑾殿，輪番來加冕”。

要取代走資派，成為新的掌權者。有相當一部分人順應時代潮流，進入官僚階層、權力體制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引申為借指參加這類羣眾組織的人、一般成員。

文革後稱文革中參加過這類羣眾組織的人。仍然用以文革當時的稱謂指稱他們，可以看作該名詞的過去時態。受到清查的“三種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與林彪、四人幫集團有組織聯繫而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有打砸搶劣跡的人。

文革後，比喻行為方式、價值觀、性格等方面與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貶義。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氣。這是一種彈性比較大、比較廣泛的指控。由於文革在政治上沒有被全面否定，許多造反派沒有受到懲罰；因而事實上現代社會中仍然有部分造反派分子。

1981年5月，彭真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上作了講話。其中提到“造反派”的用語問題，他見解獨到，定位準確。他説：造反派這個用語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後，除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文件、鄧小平同志報告講到的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這三種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這個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習慣用語了。

當年起來造反，是中央號召的，造反派的絕大多數是好人，是廣大的幹部、羣眾，其中很多當時不過是十幾歲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他們有包袱，一提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的。

今後不要再這樣籠統講了，因為實際情況早已變了，再這樣講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孤立壞人。對他們的一般錯誤，不要再追究。有嚴重錯誤的，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對極少數有罪行的，主要是當時的青少年，也要從寬處理，因為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