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廖道士序

五嶽於中州¹，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數²，獨衡為最。最遠而獨為宗³，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⁴，山益峻，水清而益駛⁵。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⁶，郴之為州⁷，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⁸。中州清淑之氣⁹，於是焉窮¹⁰。氣之所窮，盛而不過¹¹，必蜿嬗扶輿，磅礴而鬱積¹²。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¹³，白金丹砂石英鐘乳桔柚之包¹⁴，竹箭之美¹⁵，千尋之名材¹⁶，不能獨當也¹⁷。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¹⁸，而吾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浚於老佛之學¹⁹，而不出耶²⁰？

廖師郴民²¹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²²，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²³？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於遊²⁴。訪之而不吾告²⁵，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²⁶。 ^[1] 

五嶽對於中州地區來説，衡山相距最遠。南方巍然高大的山嶺數以百計，而惟獨以衡山為首。距中州最遠而又獨為宗主，衡山之神必然靈驗。衡山以南八九百里之地，其地勢越來越高，山越來越峻峭，河水愈加清澈而水流愈加疾速。其中最高而橫絕南北的山是五嶺。郴州作為一個州，在五嶺之上，估測郴州的地勢約在五嶺高度的三分之二處。中原地區的清和之氣，窮盡於郴州。清淑之氣的窮盡之地，氣盛而不能逾五嶺而過，必然會盤旋升騰、磅礴而積聚。衡山之神十分靈驗，而郴州作為一個州，又正處於中原清淑之氣盤旋升騰、磅礴積聚之處，其地水土之所生，神異之氣之所感應，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及橘子、柚子的果實，竹林之莢，高大的名貴木材，必然不可能獨自承受。我臆測必定有奇異傑出、忠誠信實、才德兼備之人生於其間，而我又未見到。他難道是不辨是非，沉溺於老、佛之學而不肯出仕嗎？

廖道士是郴州人士，而從學于衡山，主觀精神專一、容貌安詳閒靜，多才多藝而又善於交遊，他難道就是我所説的傑出而沉迷於老、佛之學而不肯出仕的人嗎？ 廖道士極善於瞭解人，如果這種人不是他自己，那就必定在他所交遊的人當中。但我曾問他，他卻不告訴我，這是什麼原因呢？在他即將離別之際，我以此再次相問。

貞元二十年（804）韓愈被貶為陽山令。第二年春天遇赦。夏秋之際離開陽山至郴州待命。等到江陵法曹的任命下達以後，即由郴州赴江陵，途經衡山。這個廖道士大概就是在此期間攀識韓愈的。由於信仰不同，交情自然不深，但於分別時，對方求贈一序，於是寫下了這篇序。 ^[3] 

中國曆來有“地靈人傑”的説法。文章即從這裏開手，由衡山、郴州的靈秀山川引入魁奇之民。作者用描述的手法，先把衡山、郴州的形勢鳥瞰一番。寫衡山，從它的“最遠而獨為宗”，推斷“其神必靈”；寫郴州，突出它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的所在，其氣必盛，並且連用“蜿嬗”“扶輿”“磅礴”三個詞語極力形容它那盛氣鬱積的樣子。“地靈”必有“人傑”，這在作者頭腦裏只是個簡單的條件關係，但在表現上卻有了變化。當寫到“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時，作者沒有馬上引出“魁奇之民”，而是從中橫插一筆，歷數這一帶名貴的物產。這些物產，都孕育於神秀的山川。但作者還認為它們“不能獨當”，意思是這裏山川神秀，除了孕育名貴的物產外，還必然孕育出奇的人物。經過這番騰挪，下面“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就擲地作金石聲，穩穩實實了。文章至此，由山川物產引入了“魁奇之民”，但“魁奇之民”是誰，廖道士看到這裏，一定喜形於色，以為非己莫屬了。可是文章發生了奇變，“吾又未見也”一筆颶開，把即將落到廖道士頭上的美名吹走了，落得他空喜一場。然而作者又不讓他過於掃興，忽然提出“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的疑問，使廖道士又產生一線希望。如此反覆，奇幻莫測。

第二段提筆寫廖道士，文意上緊承前段末尾提出的疑問。“郴民”、“學于衡山”，迴應文章開頭的描述，似乎説廖道士兼得衡山之“神”，郴州之“氣”，是個奇才。“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似乎是誇讚廖道士的品質和才能。廖道士讀到這裏，一定又欣欣然以為“魁奇之民”非己莫屬了。可是作者仍不作肯定。“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一句，語氣疑惑不定，令廖道士忐忑不安。

經過一番糾纏，“魁奇之民”的美名究竟屬不屬於廖道士，在這裏作者不能不説破了，可是他説得很狡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這是説，廖師您善遊，交結很廣，又有知人之鑑。這“魁奇之民”如果不是您自己，那必定在您所交遊的人中間。可是您拜訪我時，卻不告訴我誰是“魁奇之民”，作者先用疑惑不定的語氣，將廖道士是否“魁奇之民”輕輕帶過。接着借打聽“魁奇之民”是誰，暗含廖道士與這一美名毫不相干。廖道士讀到這裏，一定大失所望，啼笑皆非。

全篇只就“魁奇之民”翻弄成文，幾回説廖道士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最後還是把他説得與“魁奇”了無干涉。這樣寫是有用意的。韓愈“攘斥佛老”，有時是連同其人其技一概加以貶抑的。如在《送高閒上人序》中，他對頗有名氣的高閒的書法大加奚落，就因為高閒是個僧人。而韓愈認為，僧人心地淡泊，無勇決之氣，是學不好書法的。在這篇文章中，他抓住“魁奇之民”作文章，矛頭是指向道教的。因為道教講究胎息、房中、內外丹等修煉之術，通過修煉，使容貌魁偉，肉色光美，力氣過人，有仙風道骨。韓愈就偏説廖道士儘管得山川之神氣，卻因迷溺於道教，終究與“魁奇”無緣，以表達他對道教的否定。當然，這樣否定，難免有些偏頗，但作者是用心良苦的。 ^[4] 

近代文學家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此在事實上則謂之騙人，而在文字中當謂之幻境。昌黎一生忠骰，而為文乃狡獪如是，令人莫測。” ^[5]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八年（792年）進士。曾任國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職，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文”。倡導古文運動，其散文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其詩力求新奇，有時流於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