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里希·馮·紹肯

迪特里希·馮·紹肯於1892年5月16日生於東普魯士的費斯奇豪森（Fischhausen），是累代將門之後，紹肯家族在東普魯士是名門望族。從大學畢業後便加入腓特列威廉一世的第三榴彈兵團服役，並於1912年升為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歷任連長和營級、團級及旅級的副官。他曾參加凡爾登的激戰、1916年至1917年的喀爾巴阡山戰役和1918年3月的攻勢。紹肯曾七度負傷，並獲頒兩枚鐵十字勳章、霍亨索倫寶劍勳章、奧地利服役十字勳章和金質負傷徽章。

一戰後，他決定繼續留在軍隊，他堅信他日後必將被新陸軍所重用，他也甚愛他所選擇的職業。他歷經了從最基層的小隊到旅級單位的磨練，稍後被調到位於因斯特堡（Insterburg）的步兵指揮部服務，後來又轉到駐防哥尼斯堡（Konigsberg）的第一步兵團服役，之後他被派到駐防於西里西亞的奧爾斯（Ols）的第八騎兵團服務，後來又被調往駐阿倫施泰因（Allenstein）的第二騎兵團服務，並隨部隊調防先後待過裏克（Lyck）、奧斯特羅德（Osterode）和他東普魯士家鄉所在的安格堡（Angerburg）。

1927年4月17日，紹肯被提升為騎兵上尉。9年後，他才晉升為少校，後來在漢諾威的軍事學院服役過一段時間後，他才晉升為中校。

從1937年起，紹肯便擔任駐東普魯士安格堡的第二騎兵團團長。1939年，他已晉升為上校，他和他的騎兵團都參加了波蘭戰役，渡過了那累夫河朝華沙直逼而來。由於他以較小的傷亡打了幾次成功的戰役，他因而獲頒了鐵十字勳章。

不久以後，紹肯和他的騎兵團被調往布格河以西，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附近的蘇德分界線。同年九月底，他不再指揮騎兵團，而成為第四裝甲師的步兵旅旅長。 ^[1] 

迪特里希·馮·紹肯(3張)

1941年6月，當德國開始進攻蘇聯時，紹肯上校的第4裝甲師隸屬於古德里安的第2裝甲集羣第24摩托化軍施韋彭堡上將指揮。第4裝甲師在所向披靡，攻無不克。不過在奧廖爾與姆岑斯克坦克戰遭到俄軍的頑強抵抗，第4裝甲師艾貝爾巴赫裝甲旅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1941年10月29日，第4裝甲師奉命向圖拉進攻，蘇聯紅軍滿懷着愛國熱忱，不惜犧牲，依仗着臨時構築的陣地頑強地阻擊着第4裝甲師，古德里安寶貴的坦克被簡陋而廉價的燃燒瓶一輛輛地點燃以及蘇聯人的85mm高炮的平射成為德國坦克的噩夢。紹肯的旅團受命從東面迂迴圖拉城但圖拉始終牢牢地掌握在紅軍手裏。

第4裝甲師乃至整個東線德軍戰力已告枯竭，而且還缺乏燃料和彈藥，再加上罕見的寒冷與風雪。德軍最終被從莫斯科郊外逐退。在強大的紅軍的追逐下，中央集團羣全線潰退。

1941年12月25日，紹肯擔任第四裝甲師師長。在奧廖爾以北的博爾霍夫（Bolkhov） 附近，他封鎖了剛殲滅一個德國步兵師的蘇軍的前進，並將其殲滅。作為他領導有功的褒獎，他於1942年1月1日被升為少將。但不久他便在戰場上受了重傷，十四天後，京特·馮·克魯格元帥在斯摩稜斯克的病牀上頒給他騎士十字勳章。等他傷愈復出後，他擔任了位於克拉普尼茲（Krampnitz） 的“快速部隊學校”校長。1943年4月1日，他又晉升為中將，再度指揮第四裝甲師，並率領該師參加了同年夏天的庫爾斯克會戰和奧廖爾戰役，這次對庫爾斯克突出部的進攻卻半途中指，紹肯的裝甲師被迫星夜南移，以粉碎蘇軍對第九集團軍展開的鉗形攻勢。紹肯在行進中還能攻擊敵人，結果不但阻止了敵軍的攻勢，還守住了陣線。由於此次勇敢的作戰，1943年8月22日，他的勳章加上了橡葉。

當他與南面集團軍羣的接觸於“三角形濕地”，即普里皮亞季河（Pripyat） 與第聶伯河交匯處中斷時，紹肯的第四裝甲師便渡過了普里皮亞季河，並擊潰了蘇軍在德軍抵達之前所建立的橋頭堡。再往南五十公里，英勇的第四裝甲師才又在切爾諾貝利（Chernobyl） 附近與南面集團軍建立了暫時的聯繫。後來蘇軍又於列奇察（Rechytsa）附近渡過了第聶伯河，並突破了第二兵團的北翼。紹肯與他的第四裝甲師又只得轉移陣地，以試圖避免蘇軍更深入的突破。他成功地彌補了這道危險的縫隙，並且恢復了與第二集團軍的聯繫。但是蘇軍再度調集大軍進攻，於是紹肯與兵力是其十倍的蘇軍於卡林科維奇（Kalinkovichi）地區展開為期七天的防禦戰。紹肯再次挫敗了敵軍再次企圖割裂德軍第二與第九兩集團軍聯繫的計劃。由於這次的戰功，1944年2月20日，紹肯的勳章上又獲頒了寶劍。

同第九集團軍解除了隸屬關係後，第四裝甲師再度調往第二集團軍第六十六軍接受指揮。該軍在攻擊科韋利（Kovel） 並阻止已穿過普里皮亞季沼澤地的蘇軍繼續推進時，被蘇軍牢牢盯住，而科韋利也被蘇軍團團包圍，而第六十六軍正準備去解救這座城市。在仔細研究過地圖後，紹肯斷定科韋利周圍的地區無法通行戰車和車輛——因為時值春季泥濘期間。但在蘇軍陣地後方，倒有一條由碎石鋪成的狹長窄路，可以籍此靠近科韋利。因此德軍發起的第一次進攻朝北指向敵人的後方，為求能在夜間向南移動並由北突破敵軍的包圍圈，因此攻擊的方向選在最預料不到的地方，而且也可以和被圍的守城部隊取得聯繫。然後蘇軍又再度發起攻勢，並迫使紹肯的部隊向後退。而他仍然停留在科韋利附近，直到1944年5月12日他被臨時徵召暫時指揮裝甲軍才離開。

1944年6月22日，蘇軍發動白俄羅斯戰役，大舉進攻德國中央集團軍羣。他們沿着整條戰線突破了德軍的主力，深入德軍後方形成包圍態勢，並以泰山壓頂之勢直撲東普魯士而來。紹肯當時正指揮第三十九裝甲軍，負責阻止蘇軍的攻擊矛頭。蘇軍試圖切斷德軍橫跨別列津納河的交通線，以阻止德軍撤退，遂與德軍負責防禦橋頭堡的第五裝甲師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德軍且戰且走地退到了明斯克北方諾夫哥羅迪克（Novgorodek），但蘇軍則尾隨而至，並切斷了他們的退路。這時紹肯突然向背後還跟着強大裝甲部隊的蘇軍追兵發動奇襲，並且獲得了成功，而當時他在西邊還同時以第五裝甲師的步兵團在莫洛傑奇諾隘道（Molodechno Narrows）擊潰了蘇軍，並將其擊退。紹肯又再度奪回了這條撤退的要道。數量居於劣勢的德軍，終於阻止了蘇軍利用第三和第四裝甲集團軍間的巨大缺口進行突破的意圖，瓦爾特·莫德爾元帥總算得以把握這難得的時間重整態勢。因此1944年夏季蘇軍的大舉進攻，便在東普魯士以東的梅梅爾為第三十九裝甲軍的七個師所阻。

後來第九集團軍的司令部由默默爾遷至華沙附近的陣地，薄弱的維斯杜拉防線正遭受三個蘇聯坦克軍的攻擊，德軍當時只有半個師的傘兵和一個戰力薄弱的步兵師，再加上第四和第十九裝甲師所派遣的戰鬥羣，卻在華沙以北的戰役中摧毀了蘇軍的北翼。而自北邊調來增援第三十九裝甲軍的第四裝甲師，則在維什庫夫（Wyszków） 附近奪取了一座跨越布格河的橋樑。如此德軍便有機會及時投入戰鬥，以便攻擊正在包圍北翼薄弱德軍的敵人坦克軍。在中央集團軍所處幾近於絕望的形勢中，紹肯的裝甲軍則交替地隸屬於艾哈德·勞斯上將的第三裝甲軍團和費迪南德·舍爾納上將的北面集團軍參加作戰，並奉命封閉上述兩個單位間的缺口。紹肯因手頭可用之兵戰力薄弱，因此無法接近米陶（Mitau）， 但夏格瑞夫（Shogarev）卻抵達了米陶。因此第四、第五和第十二裝甲師，以及大德意志裝甲擲彈兵師都歸紹肯節制，和舍爾納北面集團軍西南翼上的克雷菲爾軍（Kleffel Corps） 建立了接觸。

紹肯的部隊造成蘇軍相當慘重的傷亡，有一百輛蘇軍戰車遭到擊毀，但每一天蘇軍都在他們的防線上增加了新的配備。這位指揮官的無線電情報單位收到了蘇軍的無線電報告，並得知翌日清晨蘇軍將由鐵路運送多少戰車前來。在這樣的情勢下作戰，似乎可以和與假想敵作戰相比擬。即使德軍官兵再怎麼英勇作戰，蘇軍還是很快的便強大到足以突破勞斯的軍團，並推進至波羅的海。而三十九裝甲軍則打了一場成功的勝仗，保住了費迪南德·舍爾納集團軍開闊的南翼，直到新的南線形成，他的任務才告一段落。雖然該軍被蘇軍分割得支離破碎，但當1944年這一年即將結束時，由海路將整個第四裝甲師撤出還是有可能的。後來紹肯與他的參謀人員因另有任用而被召到東普魯士。

紹肯將軍後來將大德意志師和波蘭登堡師等部隊和組為大德意志軍。他想他這支新組成的軍應該不會被分割使用了。然而1945年元月，國防軍大德意志裝甲師卻受到上級干預而被迫留在東普魯士，而軍部和隸屬的勃蘭登堡師，及第一空降裝甲師則奉命參加利茨曼施塔特（Litzmannstadt）以西的作戰。該軍受第九集團軍指揮，而當時第九集團軍的整條戰線都被蘇軍攻破，全集團軍正處於撤退的狀態。紹肯奉命停留在推進的蘇軍後方，並結合第二十四軍在蘇軍後方且戰且走的戰鬥羣，然後共同突破蘇軍防線回到德軍的戰線。這項任務由於大德意志裝甲軍和第二十四軍先後在環狀的戰線上同蘇軍交互激戰才得以完成。但在此時，紹肯由於與軍團參謀長意見不合而被調到預備軍官團。但在1945年3月12日，他奉命前往元首大本營做戰情簡報，並被任命為第二裝甲集團軍司令。

由於缺乏燃料與空中掩護，紹肯的這個殘缺不全的裝甲集團軍卻得面對兵力為其十倍的敵軍。該軍團只能靠海路與其他戰線的友軍保持接觸，紹肯的大軍在歐克斯胡特（Oxhuft）-坎培（Kampe）-哥滕哈芬-但澤地區附近佔領了一座橋頭堡，試圖阻止敵軍佔領現有的港口和赫拉半島的港口。緊跟在德軍後面行動的一萬名難民，也和軍隊一同擠在這塊狹小的地方。因此幫助這些老百姓，提供他們食物，將他們撤離該地使其脱離敵人也就成為第二裝甲集團軍司令官和全體官兵的責任。但蘇軍很快的便朝向哥滕哈芬的朗格福爾（Langfuhr）突破而來，凱塞爾（Kessel）將軍指揮的第二軍團西翼遭到蘇軍孤立，因而身陷絕境，但希特勒仍下令死守至最後一人。但紹肯卻不理這道命令，他和海軍東波羅的海軍區指揮官提利（Thiele）合作，將四萬人送到普特欣格地岬（Putzinger Spit）。

在陸上，當蘇軍由索波特（Zoppot）向東轉向，並攻陷但澤後，德軍佔領的橋頭堡便漸漸縮小。然而這座橋頭堡仍然堅守到最後，當哥尼斯堡被攻陷後，紹肯又被迫指揮德軍在薩姆蘭（Samland）與蘇軍周旋。

這兩支集團軍的殘部現被稱為東普魯士集團軍羣，但也阻止不了強大的蘇軍往克蘭茲（Cranz） 推進，並在薩姆蘭海岸整個北方的陣地。雖然紹肯能避免全軍被包圍，但他南翼的主力部隊卻仍在費斯撤豪瑟灣（Fscherhauser Bay）以東遭到蘇軍孤立，這些部隊只有一小部分在第二天夜裏以各種車輛渡過河灣平安撤退。在稱作弗里斯奇尼赫魯格（Frische Nehrung）地岬的激戰中，德軍士兵又再次地表現了過人的英勇。他們的任務便是要在這裏堅守三十天，直到為數三十萬的難民和從戰場撤離的人員都安全上船為止。但其間蘇軍仍以強大的裝甲部隊和無法想象的炮兵火力朝着德軍猛攻。雖然第七巴伐利亞步兵師成功地在這塊地岬中制止了敵軍，但從海路撤走所有的難民和軍隊的念頭卻未能實現，因此這些士兵和他們的指揮官都沒能逃過被俘的下場。 ^[2] 

最後一艘海軍的船艦於5月8日深夜離開——就在同一天，希特勒的繼承人卡爾·鄧尼茨元帥為紹肯頒發了納粹德國第27枚也是最後一枚鑽石雙劍銀橡葉騎士勳章。這些失望的士兵還尚未得知已經不會再有船隻來營救他們的事實。這些年來，他們已經做了上級要求能避免被紅軍俘獲的任何事情，但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毫不確定的未來。紹肯開始與他的對手，蘇軍的阿法納西·帕夫蘭季耶維奇·別洛博羅多夫將軍進行接觸，憑着他的權威，紹肯將海軍補給堆積場的東西全部拿出來，將食物和香煙分配給前往戰俘營的士兵們。他自己則被帶到斯德丁（Stettin），在上了刺刀的衞兵監視下受到蘇聯保安部隊軍官的審問。

1945年5月16日，蘇軍將紹肯遣送至莫斯科。紹肯在盧比揚卡監獄呆了三十二個月之久，後來還又換過好些不同的監獄，其中有些是將他單獨拘禁，他只能呆在窄小的囚室裏無法活動，只准他一天在庭院或走廊走動半小時。配給的糧食只有薄薄的清湯和幾公克的麪包（可能是譯者翻譯錯誤，估計應為幾百公克）。後來他被判處二十五年的強迫勞動。一大堆含糊其詞的指控朝着他來，好不容易才瞭解後，又有一大堆新的罪名要加在他頭上。最後蘇聯以“承認依靠就地取食的方式來補給軍隊”（意指縱兵殃民）的簡明判決判了他二十年徒刑。當紹肯回答：“蘇軍至今仍然依賴同樣的方法”時，法官則回答“那是謊言。”

由於吃得太少，紹肯和他的牢友們都患了嚴重的水腫。紹肯後來於1955年獲釋。紹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走出曾身為蘇軍戰俘的陰影。當他與已逃離東普魯士的家人再度聯絡上後，他找到了他的第二份職業：他開始學習繪畫。

紹肯所擁有的第二項優秀的才能看來似乎與他的軍人職業有所矛盾。其實在他學會讀書寫字之前，他便開始畫畫了。他畫得相當不錯，所以他被允許跳過學校的藝術課程直接從大自然尋找創作的靈感。每到暑假期間，他便往來於他東普魯士的家鄉之間。紹肯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庫爾斯沙嘴（Kurische Nehrung），在那他才能在赫爾曼-布羅迪（Hermann－Blode）的賓館就近向恩斯特·穆侖豪爾（Ernst Mollenhauer）和洛威斯·科林斯（Lovis Corinth）這些名畫家觀摩請教。他的老師艾倫德（Ellend）教授也相當讚賞紹肯年青時的繪畫才能， 並時時給予鼓勵。假如紹肯沒有成為一名軍人的話，他肯定會成為一名相當成功的藝術家。在他以後的生涯裏，只要有任何可以把握的機會，他便努力作畫。一本素描薄和一些顏料是他的標準配備。後來紹肯成為“週日繪畫”中最具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1962年他成為位於慕尼黑的週日畫家協會的共同發起人之一。他的畫作在許多展覽會上都有不錯的評價。這位八十歲、以輪椅代步的畫家的畫作充滿了光明之美。不管是用油彩、水彩、粉蠟筆、紅色粉筆、木炭或墨水，他的畫作在技巧上都給人一種完滿與強烈的印象。

紹肯是個一生都受到無數打擊和挫折的人：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負傷達十三次之多；他的長子死在俄羅斯；他自己則坐在輪椅上——這是他長年戰俘生涯的後遺症。但他仍不向命運低頭，忠於自己和他周遭的人，正如1945年他和他的士兵們一起遭到囚禁時那樣。

迪特里希·馮·紹肯於1980年9月27日去世。 ^[1-2] 

我的士兵在哪裏，我就在哪裏。

我會和你們一起被俘。

馮·霍亨索倫皇室勳章

三級奧地利十字軍功章

三級巴伐利亞十字軍功章

三級銀質裝甲徽章

戰爭優異服務十字勳章

金質戰傷徽章

二級鐵十字勳章

一級鐵十字勳章

騎士十字勳章（ 1942年1月6日）

第281位橡樹葉騎士十字勳章（1943年8月22日）

第46位雙劍橡樹葉騎士十字勳章（1944年1月31日）

第27位鑲鑽石雙劍橡樹葉騎士十字勳章（1945年5月8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