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

2007年7月，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上海市經濟史學學會在上海聯合舉辦了“近代中國社會環境下的企業發展”國際學術討論會，《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即是與會國內外專家學者會議論文的結集。全書主要內容包括關於近代中國外資企業在華創業和發展中幾個問題的思考，北洋政府時期公司註冊制度研究，近代中外合資銀行的經營特色芻議，試論抗戰時期劉鴻生火柴企業的技術內化及其發展，社會環境與洋務企業的地區差異，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衰變與趨新等。　《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之論文，雖然具體選題以及分析的思路和對象各有不同，但是以其所研究的問題，以及研究這些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理念、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體現了當今海內外經濟史學界，對於近代中國企業史研究共同關心的問題、發展的趨向，以及所達到的學術水準。如果以研究的共性來説，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有兩個方面的方法論問題是尤為明顯，即一是“制度”，二為“關係”，或者説是“網絡”。所謂制度，是説《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論文，幾乎都不同程度的帶有“制度研究”的痕跡，可以説是從宏觀、微觀各個不同的視角，對近代中國企業發展中的制度問題進行了各有千秋的探討；而所謂的“關係”或者説“網絡”，則表明上述論文有很多都是從關係和網絡的角度，對企業與企業、企業與企業家、企業與社會、企業與政府之問的關係，進行了不同視野的探索。所表現出來的是，在這些論文中，我們的學者，我們的研究，儘管都是以歷史資料為依據，所研究的大都是某一具體的問題，但是，論文的作者，誰都不滿足於簡單的“講故事”式的歷史事實陳述，而都力圖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分析的框架，有一個觀察的視角，有一個理論的歸納和分析；而且，這一分析框架，這一觀察視角，又必須具有學術探討的共性，必須具有建立學術範式的可能。可以這樣説，在《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這些論文以及在這些論文的討論過程中，絕大部分的學者，幾乎都認同在當前的中國企業史研究中，制度問題和網絡關係，已經成為我們思考和解讀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和方法。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看出，在經濟史的研究中，資料、檔案固然重要，但是，研究的理念、理論、方法則更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説，《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這些論文，一定程度上確實體現了經濟史學界對近代中國企業史研究的新水平，並且展示了今後一段時期研究的趨向。 ^[1] 

前言

關於近代中國外資企業在華創業和發展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關於企業管理公司的新思考

北洋政府時期公司註冊制度研究

南京國民政府工業獎勵政策之檢討——以特種工業獎勵法為例（1929～1934）

略論南京政府時期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及其分配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規模估計的問題與方法——以抗戰時期資源委員會的規模估計為例

1945～1949年南京政府中央銀行反通貨膨脹政策及其績效評析

1930年代中國銀行與冀豫晉三省紡織工業的重組

公司借款：20世紀初期上海公司的籌資問題

試論列強主導格局下的中國民族企業行為——以近代棉紡織工業企業為例

中國近代民營企業家族化的實證分析——以機器紡織企業為中心

制度變遷與企業發展：近代報關行初探

近代中外合資銀行的經營特色芻議

企業與家庭關係——上海劉氏家族

網絡、層級與市場——久大精鹽有限公司（1914～1919）

從模仿到創新——範旭東企業集團技術發展模式分析

申新紡織公司擴張時期經營狀況分析

董浩雲與近代天津航業公司

從招商局的發展歷程看近代中國的政企關係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舞弊案的應對

中國旅行社與“服務社會”理念（1923～1949）

“商戰”與“商情”：論近代駐華英美煙公司的商業情報活動

試論抗戰時期劉鴻生火柴企業的技術內化及其發展

近代工商社團行業管理功能的SWOT分析

流通市場分級與關係網絡的構建——近代上海綢緞業商人行業組織研究（1900～1930）

近代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社會經濟協調作用——以近代上海經濟羣體為中心

試論中華民國時期的工業團體問題

社會環境與洋務企業的地區差異

近代中國買辦制度再議——以買辦契約為分析中心（1860～1940）

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衰變與趨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