軹國故城

軹國故城始築於春秋時期，屬東周畿內地。戰國時期一度為韓國國都，公元前358年屬魏。

據《鹽鐵論·通有篇》記載，其時軹城富冠海內，為天下名都之一。公元前291年，秦國攻佔軹地，統一後設軹縣，屬三川郡。西漢初，改屬河內郡，並設鹽鐵官。呂后元年，封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文帝元年，封薄昭為軹侯。北朝亦曾封國，故有“古軹國”之稱，石額猶存。公元627年，軹縣併入濟源縣。從公元前633年延至公元627年廢棄，故城經歷了一千二百六十年的滄桑歷史。

從區劃上看，軹城只是濟源的一個鄉鎮級轄區，但是，這個小鎮的歷史，竟然一直追溯到春秋戰國以前，遠遠早於濟源的建制。據《鹽鐵論》記載，當時的軹城“富冠海內，為天下名都”。

“軹”，是一個非常冷僻的漢字，據《現代漢語辭典》解釋，軹是指古代馬車上車軸的末端。這座古鎮為什麼會以“軹”命名呢？

古代一個城池或城市的起源，都會有非常複雜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具體到軹國故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襄王17年，當時因為晉文公因為擁立周襄王有功，周襄王把陽樊之地封給了晉文公。

這個故事，發生在公元前635年。位於濟源市西南方向的承留曲陽一帶，就是古城陽樊的遺址。當時，晉文公率領軍隊準備接收城池時，才發現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性格剛烈的陽樊人堅閉城門，準備誓死抵抗。

當時，陽樊太守蒼葛只願意交出土地，而不願意交出民眾，在這種情況下，晉文公答應了他的要求。

就這樣，蒼葛帶着陽樊的百姓，一直退出20裏以外，在今天的軹城這裏駐紮下來。他們擔心晉文公會改變主意追來攻打，於是，想出了一個防禦的辦法：用戰車列衞，車與車相依，軹與軹相連，當作臨時的防護屏障，繼而築土為城，這就是軹城的由來。

出東軹城向東行去，田野裏這道長滿了蒿草的田埂，就是古軹城的一段城牆，儘管已經經歷了20多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當年夯土築城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辨。

可以看到每層的夯層，這是當初經過夯板，壓制而成，如果我們看得多一段的話，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築牆和戰國的每層夯築牆，如果剖開這個剖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夯窩。

戰國時期，軹城先為韓國都城，後為魏國重鎮，到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設為軹縣，直到漢代成為封侯之地，更是富甲一方。據説，大明寺就是當初軹侯劉朝祭祖的地方。

軹國古城是從東周開始修建的，然後後來逐漸封王，直到漢代，達到了它的頂峯，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都達到頂峯。當時衡量富還是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而這些布幣裏面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的，就是不僅僅是濟源生產，來自當時的全國各地，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城中王村出土，這就説明了當時這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軹國故城這個範圍內，陸續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比如石磨盤、陶都樹、陶風車、石錢範……

軹城發現的古墓，以漢代墓葬居多。據專家考證，漢代盛行“視死如生”的喪葬儀式，尤其是一些貴族，生前使用的器具、居住的環境，都要用模型的形式在墓葬中體現。

因為這些文物出土的時候，我們發現，它擺在墓葬裏面是主室或耳室的地面上，也就是説從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文物都能看出來，漢代的墓葬幾乎仿造他生前居室的形狀、規模，帶有主室、耳室，有墓道，墓門。

從出土的情況來看，大部分是一些貴族墓葬，也就是説這一帶當時有錢人是很多的。墓葬的規格比較高，出土的內容比較豐富，比如説漢代的陶器，我們軹城出土的漢代陶器，在全國的學術界和文物界都非常知名。

從七十年代到，出土的墓葬已經有幾千座……2006年6月份，軹國故城被公佈為國家級保護單位，其中就包括泗澗古墓羣。

“這就是城牆的夯土層，當時是經過夯板壓制而成的。”來到軹國故城，曹國正先生指着城牆上淺淺的疊痕説，“你來得不是時候，雜草和樹木都把城牆覆蓋了，要是在冬季，我們還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築牆和戰國的每層夯築牆，剖面上還可以看到夯窩。你別看城牆的樣子不起眼，在當初卻是個偉大的工程，要是城牆周圍的農作物收割了，你站在下面，依然會感受到它的高大。”

不用等到農作物收割，走上蒿草和蒺刺覆蓋的古軹城城牆，往昔似乎已模糊可見。

儘管已經經歷了2000多年的風雨侵蝕，儘管高高的玉米漫漫渙渙地分散在城牆周圍，但居高而望，城牆清晰依舊，一個方城的輪廓依舊。

只不過是城裏的主角變了，原來的繁華所在，如今成了肥沃的良田。.

按曹國正先生介紹，軹國的形成，頗有些傳奇色彩。軹出陽樊，其傳奇與周襄王賜予晉文公封地有關。

《濟源市志》記載：“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晉文公定王室。王以陽樊、温、原、攢茅四邑賜晉。”

在春秋時，封賜是君王對臣下的一種獎勵方式，有時候甚至成了濫施的恩賜，但被封地的臣民有的能接受被封予他人的事實，有的卻未必願意。這樣，在其時便有一種特殊的政策，受封賜的人，對其被封地不願降服的臣民，可以武力討伐征服。 ^[1] 

因晉文公擁立周襄王有功，所以周襄王以陽樊（今濟源西曲陽村）等四地賜之，但周襄王可以分封，卻管不着接受方。他對接受方很講民主，願不願分封是我的事兒，接不接受分封是你們的事兒，所以周襄王的每一次分封就等於賦予了臣下爭鬥的口實。晉文公所受四邑中的“陽樊”和“原”在今濟源境內。晉文公是那種很“文雅”、有抱負的君侯，他在接受封地時，並不想以武力相向。

據歷史記載，至少在接受“陽樊”和“原”二邑時，晉文公是以非武力的、“温文爾雅”的方式取得的。“原”是夏代的都城，晉文公先取“原”。他取得“原”的方法堪稱一絕。當時，他先命令士兵各帶三天糧食，把“原”城包圍起來，雖然他兵強馬壯，取城如探囊取物，但他除了包圍並不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他對手下説：“限時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其時，晉文公屬下都不知晉文公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三天後，“原”民並未投降。這時，派出的間諜人員從城裏回來報告説，城內“原”民的糧食就要沒了，持續不了幾天就會投降。晉文公屬下將領聽到這個消息大喜，都勸晉文公再包圍幾天。素有大志向、大胸懷的晉文公卻説：“誠信是立國之寶，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繼續圍下去，我雖然可以得到原城，但卻失去了誠信，以後怎麼能得到原民的擁戴呢？”於是，便下令撤軍。

“原”民見晉文公如此守信，便主動降於晉。這樣，就有了後來被人們稱為“伐原示信”的典故。

然而，當晉文公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陽樊”時，其算盤卻沒能如意。

同樣是圍而不伐，同樣是“温文爾雅”的“禮兵”，結果卻大相徑庭。“陽樊”的臣民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史載“晉軍圍陽樊，陽民不服。文公從陽樊大夫倉葛之諫，乃解”。

面對晉軍的包圍，“陽民不服”是有緣由的，原來，陽樊民眾是周太子虞仲的後代，按照話來説，那就是直轄市，是歸中央直接管轄、和晉文公平起平坐的，卻突然要降一級，當然接受不了，擱誰也不願由天子管轄變為諸侯之屬地。

晉文公親率大軍包圍陽樊城，勸其歸附，但陽樊守城軍民就是不買晉文公的賬。而晉文公面子上也過不去，真打，城得了，但城裏的人心得不了，自己也失信於天下了。所以就僵持在了那裏。

這個時候，陽樊大夫倉葛提出了一個也是亙古未聞的建議，才使矛盾化解。要説，倉葛提出的這個建議也真叫絕。他以周襄王“賜地非賜百姓”為理由，只願交出城池，而把城裏的百姓帶走。倉葛諫説：“周襄王賜給晉文公的是陽樊的城池而不是陽樊的百姓，既然陽樊的老百姓不願降服，就讓晉軍入城，陽民退出，這樣兩不干涉，你情我願，豈不兩全其美了？”晉文公雖然覺得倉葛提出的理由是很勉強的詭辯，無奈他也只好屈從了倉葛的條件。

就這樣，倉葛率陽樊民眾退聚東南二十里駐守，“始以戰車列衞（衞通圍），繼而築城”。“軹城”一名，即源於此城初以戰車列衞（“軹”字意為車軸端或車廂西邊的欄木）。因在古代，車轂、車軸末端、車廂兩側的欄木都稱“軹”，所以，“始以戰車列衞”的這座新城，就被稱為“軹城”。而這種獨特的城防營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説在古今中外，擱到吉尼斯大全裏，恐怕也是最獨特的。

“綜合文獻資料和文物考古調查，軹城的始築年代最遲應該是春秋時期，但部分城牆的構築手法，與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的建築手法、城牆結構非常相似，所以軹城的始建年代上限，有可能推到更早，這還有待於更多的發掘資料來證實。”軹城從建城之日起，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就開始了自己不平凡的歷程。春秋時期，軹城為晉國（都城屢遷，地域大致在今山西東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屬地。公元前4世紀中期，晉國為韓、趙、魏三家所分，史稱“三家分晉”，軹城歸韓。韓景侯十七年（前409年），韓都由陽翟（今河南禹州）多次遷移。在此期間，軹城曾為韓國都城，進行過大規模營建，初步形成規模。後軹城又屬魏國，據記載，魏惠王十三年（前358年），韓國使者計息出使魏國，經過談判，魏國以鹿易軹。軹城經過魏國的經營，空前繁榮起來，特設鹽鐵官。《鹽鐵論·通有篇》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週，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軹國故城 - 軹城都城的衰亡　經過春秋戰國的營建，至戰國中後期，軹城已富冠海內，成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軹邑歸屬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實行郡縣制置軹縣（屬三川郡），軹城一直是軍事重鎮。

“到西漢初，軹城的城市經營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期。由於朝廷的重視和扶持，軹地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公元前187年，呂后封漢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並在軹國西北隅興建宮殿區，在塗溝水東岸設祖廟，即軹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封大將軍薄昭為軹侯。薄昭是漢文帝的舅舅，曾親自迎立文帝於代郡（文帝為代王），為文帝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帝封其為軹侯，足見軹地之重要。”曹國正先生説。

自春秋戰國至西漢，諸侯王的權力較大，他們以“造城以守君，築部以安民”為立國安邦之大計，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礎上大興宮殿、祖廟和墓地，封地民眾也陸續遷入城內，軹國逐漸繁榮起來。漢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減諸侯的權力，廢除諸侯國，軹國也被廢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封李壽、寇贊為軹侯，軹城經營得以延續，城市功能進一步完善。

“軹國故城從東周開始修建，後來逐漸封王，到有漢一代，基本達到了它的巔峯，無論是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數量都達到頂峯。”濟源市博物館胡成芳書記説，“當時衡量諸侯國富有還是貧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是非常發達的，博物館現存有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布幣是當時商品交易媒介，相當於人民幣。這些布幣不僅有軹國生產的，也有來自當時全國各地的，有十幾種之多，這是因為，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説明當時這裏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開皇十六年（596年）時，軹城的命運發生了轉變。秦以前，對於四瀆之一的濟水，基本無定歸可言，換句話説，是一件不太嚴格的事情，適逢動亂之時，祭祀也就可有可無了。到了秦朝，專門修建了祭祀四瀆的祠廟。後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隋唐時期，祭祀濟水，成為一國之大事，是國家禮儀的重要內容，但凡國之大事，戰爭、政權更迭乃至皇室成員之生死，都要向濟水稟告。祭祀濟水的規格也空前提高，最終因祭祀活動的需要，在軹縣北部設濟源縣（原軹縣的北部劃入濟源縣，軹縣仍保留）。曾經的繁華都市漸漸“失寵”。到唐貞觀元年（627年），軹縣併入濟源縣。此後，由於行政區域的變化，軹城的地位明顯下降，逐漸淪為村鎮。雖然清代所置的軹城北門石額仍以“古軹國”稱之，但它只能印證軹城在戰國時期是一個都會之地。“軹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其一，自隋代開始，封建割據勢力逐漸消亡，大一統的中國已經確立，作為軍事重鎮的軹城，其作用也隨之降低。其二，戰爭也是軹城衰敗的因素之一。戰國至宋，在軹城一帶發生的戰爭不下十餘次，每次戰亂，都會導致城池的破壞、人口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與濟水祭祀有很大關係。從隋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頒詔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到濟源縣設立，前後共計14年。朝廷在距濟瀆廟不遠的地方建立城池，並設立濟源縣，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一為祭祀方便，二為提升濟水之名。行政區劃的變遷是軹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軹國故城總面積約32.5萬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東西長1865米，南北寬1766米，佔地330萬平方米。東西稍寬，唯南城牆微向外折。東、南兩城牆地上保留較好，發現城門遺蹟各兩處。西城牆角段地上尚存70米，發現城門與水門各一，北城牆僅東段地上尚留高1米許殘段；東城牆長1766米，寬約6—30米，高約1—8米；南城牆長1865米，寬約8—32米，高約2—9米。城垣系夯築而成，夯層厚8—11釐米，圓形夯窩，直徑6釐米，深0.5釐米許。南城牆發現有平夯，城垣自下而上包括有春秋、戰國、西漢諸夯土層，城內地勢由南向北漸低。泥溝河（古塗溝水）自西南水門入城，北折經水門穿城而過，城內西北角圪塔坡（古稱金鑾殿）為宮殿區。

城中心有古軹國祖廟，北宋時為大明寺。在寺前50米處，泥溝河西岸曾發現陶窯十餘座，當為製陶作坊遺址。東城牆門內有一座邊長100米的方形高台，就是故城高台建築遺址。

城垣內歷年陸續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鐵器、銅器等物，其中漢文帝五株錢石範、石磨盤和銅薰爐很有價值，富有時代特色。經勘查城垣內裏坊佈局較規整。

還有很多軹國出土的文物，它們是那個時代軹國經濟、文化的縮影。

首先是一組泗澗墓葬羣出土的彩陶，專家認為，其造型與裝飾藝術達到了同時期同類作品的最高水平。奇的是，彩料中還大量使用紫色，這在漢代彩畫中也不太多見。按美國專家研究，漢藍與漢紫屬硅酸鋇銅彩料，與埃及藍具有相似的性質。如果這種論斷被證實，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其時的軹國，很可能已有中外古代文化的交流，價值自不待言。 ^[2] 

再説陶風車，它看上去“其貌不揚”，但它的發現，意義重大，改寫了中國的農業史，將我國使用風車的歷史往前推到漢代，提前了一千多年。因為，此前有記載的用風車揚穀方法是在北宋，而出土風車説明，早在西漢時代，軹國的人們就已在使用風車揚穀了。

軹國故城城址的存在，讓人們得以洞悉兩千多年前那個古國的強大，而散佈在軹國故城周邊的泗澗墓地羣，雖然沒有完整發掘，但搶救性發掘的一些墓葬，已足以讓人們看到軹國的富庶。

軹國故城現屬黃河流域蟒河水系二級流域區，河流較多，黃河從境內南部由西向東穿越而過，溟河、蟒河從北部南流繞城，分別從城南、城北劃城而過。優越的地理條件，加上統治者悉心經營，使得古軹國的都城一躍成為“天下名都”。《鹽鐵論·通有篇》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鄭之陽、翟，二週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其中的“軹”便是軹國。 ^[2] 

“軹國故城在營建和發展成為經濟都市後，大量移民遷入，人口迅速增長，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曹國正説，“自戰國中期開始，軹城已發展成為全國主要城市之一。從考古發掘情況看，城內的製陶等手工業作坊及出土文物應屬戰國時期，這説明軹城的商業經濟和城市經濟在戰國時期已經很發達了。軹城還出土了大量與平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漢代陪葬品，如反映平民遊樂場景的雜技俑、遊樂俑、舞樂俑等，反映平民生活的窖穴、陶屋、供鑊、銅薰爐、石磨盤、銅鐵兵器等，還有反映當時人們意識形態的陶都樹、百花燈等，這些陪葬用品雖然形制很小，但它反映的是漢代軹城一帶平民豐富多彩的生活，對於研究中原地區民俗文化、製陶技術等具有重要價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