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決策

中國古代兵書中所講的“廟算”，即君主戰前召開軍事會議對軍事行動計劃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就含有軍事決策的性質。隨着軍事活動規模的擴大、技術手段的日益提高，軍事決策逐漸由粗陋向精確演進。在近代和現代，軍隊的軍事決策機構日趨完善，並且注意建立科學合理的決策機制，使用先進的科學方法和手段。在當代高技術戰爭條件下，戰爭節奏加快，戰線流動性增強，情況更加複雜多變，對軍事決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今各國軍隊普遍採用的指揮自動化系統，為提高軍事決策的能力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

軍事決策既是一個軍事認識過程的終結，又是一個軍事實踐過程的開端。軍事決策是否正確，直接決定着軍事實踐活動的成敗。正確的軍事決策是成功的軍事實踐的先導，而失敗的軍事實踐活動往往是錯誤的軍事決策的直接結果。正確的軍事決策通常建立在必要的調查和對軍事對象內部聯繫的周密而辯證的思索的基礎之上。要獲得正確的軍事決策，就需要了解對象的全部或大部分情況，再將關於對象的全部或大部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辯證的思索，研究各種材料之間的內部聯繫，從而構成判斷，然後再結合任務和其他條件，進行分析研究，作出決策。錯誤的軍事決策，常常是由於軍事指揮員僅憑表面的或片面的認識匆忙作出的。要避免這種錯誤發生，軍事指揮員必須懂得，正確的軍事決策是建立在必要的調查和對軍事對象內部聯繫的周密而辯證的思索基礎之上的。在軍事決策作出之後，還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確定其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就必須依據對情況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作出新的決策。在複雜而多變的軍事實踐活動中，修改或改變軍事決策的事情是常有的。如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入朝參戰之初，就曾根據變化了的敵情，放棄了原來確定的在預定地區設防的部署，改為運動中殲敵，結果造成對敵出其不意的打擊，取得了第一次戰役的勝利。

與其他社會實踐領域中的決策相比較，軍事決策具有更大的風險性和應變性。在軍事實踐活動中，特別是在戰爭中由於敵對雙方的高度保密和互相欺詐，對戰爭情況的掌握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確實性和不充分性，加之戰場形勢變化迅速，往往要求軍事指揮員在不能縝密考慮一切細節的情況下迅速作出相應的軍事決策。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軍事決策的風險性。為了將風險性減少到最低限度，就必須在進行軍事決策時擬定多種方案，增強軍事決策的應變性，從而能夠在危急狀態下隨機應變，從容不迫地應付複雜多變的戰爭情況。如1948年8月濟南戰役發起之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根據華東地區敵情，指出作戰結果有三種可能：打一個極大殲滅戰，既攻克濟南，又殲滅大部援敵；打一個大的但不是極大的殲滅戰，既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分援敵；濟南既未攻克，援敵亦不好打，只好另尋戰機。經過反覆研究和比較，傾向於按第二種可能，既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分援敵進行部署。並進一步指出在實施爭取第二種可能的方案時，又需預先估計到三種結果：援敵距離尚遠時攻克濟南，援敵距離已近時攻克濟南，援敵距離已近時尚未攻克濟南。指示要爭取第一、第二種結果，同時又要對第三種結果有所準備。如果第三種結果出現，就要改變原計劃，由攻城為主打援為輔，改為打援為主攻城為輔，待殲滅援敵後再全力攻城。華東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進行了戰役準備和部署，在攻城和打援、阻援等兩方面都部署了強大的預備隊，準備了各種情況下轉用兵力的措施，從而使華東野戰軍在戰役實施過程中始終保持主動地位，順利攻克濟南，取得了戰役勝利。中央軍委對濟南戰役的指導，充分體現了軍事決策的主要特點。

進行軍事決策，是對軍事指揮員素質的全面考驗，它要求軍事指揮員既要善於在紛紜複雜的現象中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質聯繫和發展的基本趨勢，又要善於進行創造性思維，善於根據急劇變化的情況靈活處置，及時地作出決策，指導軍事實踐。進行正確的軍事決策，還必須建立和完善科學的決策機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長期的作戰和建軍實踐中，形成了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的決策機制。這一機制既強調發揮集體的智慧，又注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是實行科學決策的有效機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決策機制，是作出正確決策的有力保證。

現代戰爭空前複雜，搞好軍事決策，更需要正確的思想路線、科學的思維方式、敏鋭的洞察力，更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決策機制。

發佈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