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女性主義

“跨國女性主義”並非“全球女性主義”（Global Feminism），因為後者有推崇西方女性主義為普適原則的嫌疑。關於跨國女性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任務，美國布朗大學王玲珍教授曾指出：“跨國女性主義需要一種具有批判性的、全球的、多層次的女性主義政治與實踐視角，並致力於在女性中建立一種跨國的政治聯盟。但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不斷抨擊以四海皆准和不均衡關係為模式的女性主義活動，並且認識到，父權制的霸權不是靠一種模式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形態。” ^[1] 

面對當代社會中全球化給女性主義提出的新問題，蘇珊·弗里曼提出女性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新思路，即建立“遊弋式的女性主義”（migratory feminism）。它是動態的跨界的女性主義，強調身份形成中的互動性、交往性、混雜性、混合性。“遊弋式的女性主義”不在兩極之間作單選，而是在其間做動態的遊弋，這或許有點烏托邦，但可以是一種努力的方向。 ^[1]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經歷了幾次重要的範式轉型。這些範式轉型見證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成長，勾勒出其對權力、身份和社會變革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的軌跡。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從關注現實的經驗世界入手，從包括去殖民運動、種族平權運動、生態主義運動、同性戀運動在內的各種運動中獲得啓示，並且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將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後結構主義、生態理論、族裔理論、後殖民理論等的思想精華兼收幷蓄。從發軔，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各種理論聯姻，與各種實踐結合，在多種學科間穿梭，這種“跨界”和“創新”的姿態彰顯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知識革命和知識傳播中的先鋒作用，為中國女性主義理論建設提供了借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