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鳴九

趙鳴九，字迪卿，河北井陘人。曾用名趙德華、趙啁鳴，參加革命後化名鈕海琴、李鳴中。大同解放後曾任政協大同市第三至五屆委員會副主席。 ^[2] 

趙鳴九的學生時代，正值偉大的變革時期，革命浪潮風起雲湧。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在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師範讀書的趙鳴九，在進步思潮的影響下，果敢地與友校同學一起，舉着標語牌，散傳單、繪漫畫、示威遊行，以實際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北平學生運動。運動中磨礪了意志，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強的愛國主義戰士。 ^[2] 

1922年秋到1926年夏，趙鳴九在深澤、無極、井陘等縣任教期間，因連續組織和領導學生鬧學潮被當局開除。五卅慘案發生後，他與當地愛國人士及進步學生組織滬案後援會，聲討日、英帝國主義者的卑鄙行徑。1926年秋，他的同鄉、井陘縣中共黨組織負責人趙玉祥遵中共順直省委指示回到本縣發展黨的組織，給鄉親們講述國際、國內形勢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治主張。趙鳴九在與其接觸中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增長了許多才乾和閲歷，革命志向更加堅定。這一時期，他作為黨培養的重點對象，經常參加和列席黨的會議，並按照黨組織的意圖抓住國共合作的有利形勢，即刻籌建國民黨井陘縣黨部，以此作為中共黨組織的活動場所。縣黨部成立後，他被指派擔任宣傳委員，旋利用合法身份掩護黨員秘密開會，廣泛發動民眾向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土豪劣紳開戰。期間他親自主筆改編劇本《三·一八經過》、《貧民革命》、《五·卅慘案》等，組織羣眾排練演出，抨擊時弊，鞭笞黑暗腐敗勢力，喚醒勞苦大眾起來同惡勢力抗爭。當年他起草的《井陘農民生活調查》，在頗具影響的《東方雜誌》上一經刊出，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以致該地區農工運動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 ^[2] 

1928年8月，趙鳴九經趙玉祥、柏玉生、楊繼雄等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把自己的一生與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緊緊繫在一起。抗戰初期，他被任命為井陘縣抗日區長，1938年2月擔任晉察冀邊區井陘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兼秘書。不久，中共晉察冀四地委書記慄再温、軍分區政訓主任於印川，指示他和李悦民（井陘抗日工作團主任）、趙玉祥（中共井陘工委書記）速帶工作團由洪子店出發，深入井陘境內的威州、礦區一帶開闢工作，發展、恢復黨的組織，組建抗日遊擊隊，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動羣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和鋤奸反霸鬥爭。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井陘路北的莊子頭、常坪、段莊等13個屬於該轄區的基層黨組織全部恢復，並陸續發展了一批新的基層黨組織。1940年趙鳴九進入邊區抗戰學院學習，期間被推選為學生總會主任。翌年12月調任晉察冀邊區第四專署總務秘書，負責籌集財糧等軍需物資。在硝煙瀰漫的抗戰歲月裏，他一方面和戰友們為老百姓搶收糧食、蔬菜，防止敵人的蠶食；一方面配合主力部隊與根據地羣眾一起以游擊戰，伏擊戰，地道戰，地雷戰等有效形式給敵寇以重創。 ^[2] 

日本投降後，他擔任了晉察冀邊區第四專署秘書主任，黨內任支部書記。以後邊區黨委又指派他專辦教育事業，為擴大解放區，接收大城市培養後備幹部。期間，他先後擔任晉察冀邊區冀晉中學副校長，北嶽中學校長等職。在革命鬥爭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與學員們冒着槍林彈雨，地作椅，膝為桌，樹枝當筆，沙土作紙，勝利完成了上級交辦的任務。學員們不負重望，政治上堅定，思想上進步，作風上正派，生活上儉樸，一批接一批地投入到人民解放大業當中，成為德才兼備的解放區各級領導幹部。 ^[2]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遵照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教育廳的指令，趙鳴九隨同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入城接收大同女子師範學校。到校後即展開工作，革除舊體制，樹立新校風。向教職員工宣講黨和人民政府對待知識分子的有關政策，使之消除顧慮，全力為解放後的新大同服務。趙鳴九以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啓發和引導學生們提高思想覺悟，端正求學態度，促進辦學質量，使女師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觀。為此，察哈爾日報曾於頭版刊登了題為《艱苦樸素一身清廉的好校長趙鳴九》，號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向他學習。 ^[2] 

全國解放後，趙鳴九先後擔任大同市教育局副局長、市人民政府第四辦公室主任、大同三中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共大同市委文教部副部長、大同師範黨委書記等職。1959年11月12日，在政協大同市第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 ^[2] 

1956年大同組建民主黨派時，鑑於趙鳴九同志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黨派他進入民革組織以加強與黨外人士間的聯繫。同年11月4日，當選為民革山西省直大同支部委員。1957年2月民革大同市籌委會組建，任籌備委員。1958年12月27日民革大同市第一屆委員會組成，當選為副主任委員。此後連任第二屆、第三屆大同民革副主委。在任期間，他模範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與民主人士親密相處，為大同民革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正確對待黨交給的每一項工作，無論教育還是統戰工作，他都欣然從命，盡心盡職完成好。他是大同市二至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委員，政協大同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第二屆常委，第三、四屆副主席，第五屆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 ^[2] 

“文化大革命”中，趙鳴九同志受到衝擊和迫害。“四人幫”垮台後，黨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2] 

趙鳴九同志對後代要求也甚嚴，教育他們從小立志報國。長子趙順17歲參加八路軍南征北戰，解放戰爭時期調任熱河省隆化縣城關區區長，1946年冬在戰鬥中壯烈犧牲，時年25歲；次子趙連順，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任河北省井陘縣科協主席；女兒趙洪芳生前任河北省科技檔案館副館長。 ^[2] 

1979年7月30日，也是趙鳴九同志病逝後的第四天，大同市隆重舉行了“趙鳴九同志追悼會”。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委會、省政協，中共大同市委、市革委會，以及雁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送了花圈。大同市及雁北地區黨、政、軍負責同志以及趙鳴九同志生前友好、學生和各界人士共一千餘人蔘加了追悼會。追悼會由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和愚主持，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曲正存致悼詞。悼詞對趙鳴九同志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趙鳴九同志參加革命工作以來，幾十年來如一日，一貫勤勤懇懇為黨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出生入死、堅持革命，積極宣傳黨的主張，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熱情開展革命活動，進行革命鬥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共產黨的政權建設，教育事業和統戰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對黨忠心耿耿，從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不管什麼情況下都能服從黨的調動和安排。他一貫堅持黨性原則，處處以身作則，事事模範帶頭，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奮鬥、廉潔奉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