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棣華

趙棣華，名同連，字棣華，以字行。江蘇鎮江大港人。1895年9月16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江蘇淮陰。父親趙明達是富裕的鹽商。早年就讀於常州五中、金陵大學，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先入伊利諾伊大學，後轉入西北大學商學系，主攻經濟，獲碩士學位。在美留學期間，與陳立夫、餘井塘、吳大鈞等人友善。1926年學成歸國，先後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學、國立東南大學及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教。同年，經陳立夫、餘井塘介紹加入國民黨。1927年，趙棣華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職。1928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新設立統計、調查研究二科，趙棣華任統計科主任，陳立夫任調查科主任。1929年，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調趙任職秘書處總務科，主管黨務財政。在任內，創立全國公務員所得捐。國民黨中央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成立，陳果夫任主席，聘趙棣華為秘書，管理海外華僑捐款。當時華僑捐款甚巨，趙棣華對之保管運用盡心盡力，如南京馬路之修築、中山陵、譚延闓墓、北伐陣亡將士公墓、遺族學校、中央廣播電台、“國民大會黨”、華僑招待所等等，無不是善用華僑捐款而成。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主計處，趙棣華任主計官兼統計局副局長，旋升任局長。在任內，悉心從事會計制度的設計和推行，頒發全國會計制度統一規定八大冊，修訂了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等主計法令，並推向全國。此舉標誌着現代化的主計制度在我國的確立。

1933年，江蘇省政府改組，陳果夫任省政府主席，趙棣華被任命為財政廳長。接任財政廳長之初，江蘇省財政相當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後，趙棣華決定從改革田賦入手。30年代中國各縣地方財政幾無制度可言，無統一收支辦法，也無完備的賬冊，全由縣長包辦，而縣長則主要依靠當地的“吏書”，因此“蘇省田賦制度積弊至深，僅憑書吏挾其私存圖冊以為鴻秘”。趙棣華改革有三個方面：一是整理土地陳報。第一步是將吏書手中的税冊收回，由縣政府保管，第二步是辦理土地登記，第三步是辦理土地清丈。執行第一步時，因為與吏書的利益發生正面的衝突，加以地方鄉紳的觀望，一開始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趙棣華以驚人的毅力終克完成。土地清丈始於1935年，後因抗戰爆發而未完成。二是整理田賦附加，把江蘇各地一百五十多種名目的附加廢除六十多種，禁止二十多個縣自行印發輔幣小票。三是變更田賦徵收辦法，由銀行代收税款，改納銀為納元。

趙棣華同時改革了江蘇省財政的主計制度。通過制定各縣編制地方預算暫行辦法、各縣動用預備費臨時辦法、預算科目細則、各縣縣金庫暫行規程、各縣地方款項稽核規程、省政府購置審定委員會規程及辦事細則、江蘇省財政稽核委員會組織章程及稽核細則等一系列的法規，統一收支程序和完善賬冊，建立預算、收支程序、會計、稽核等一整套地方財政的處理程序。在其任財政廳長期間，規定現金保管、賬務記錄、收支權限各自獨立，而以預算為事先計劃與控制之依據，以決算為事後之考核。同時，規定由江蘇銀行、江蘇農民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保管現金，作為代理省、縣金庫;由財政廳派往各縣的會計主任登記賬務。這樣，各縣有收支預算、收入以條例與預算為據，支出以支付命令為憑。這些都堪稱我們地方財政現代化的創舉。

經過趙棣華大刀闊斧的改革後，江蘇地方財政逐步好轉。1932年省財政實收九百八十五萬元，到1933年達到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元。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全省許多縣金庫財政盈餘多者數百萬元，少者亦有幾十萬元。

1934年，趙棣華兼任江蘇省農民銀行總經理。趙棣華為江蘇農民銀行制定不以營利為目的、所有業務及行政設施無直接以農民利益為旨歸的經營方針。在此原則下，江蘇農民銀行迅速展開業務，分支機構由原來不足三十處，在趙棣華接任後的數年間發展至八十多處，在重要的市鎮亦開設有辦事處。同時，江蘇農民銀行嚴守不在省外設行的原則，以服務本省為目的，將蘇南各分行多餘的頭寸，由總行優先調蘇北應用。規定各縣城區吸收的存款，全部貸放農業，不得作城市工商業貸款。趙棣華對江蘇農民銀行的業務進行改革，大力發展農村信用社，同時也向合作社、生產互助會、鄉鎮代表、農民個人和政府機關放款。趙棣華還發起成立了江蘇農村金融委員會，成立農村合作社，還籌建農業倉庫，實行青苗貸款、推行農貸，並辦理抵押、保管、加工、運銷等業務，在發展江蘇農村經濟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以後，國民黨CC系以此為起點，成立了全國農村合作社，建立了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央合作金庫。

1935年，趙棣華由財政廳委任為江蘇銀行董事長。同年，在國民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執委。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江蘇省政府改組，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兼任省主席，趙棣華留任財政廳長。趙棣華向國民黨中央薦計獻策：在各戰區內設直屬行政院的經濟委員會，配合軍事政治需要，統籌發展經濟，對敵進行經濟作戰。國民黨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首先在第三戰區設立經濟委員會，任命趙棣華為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主任和交通銀行協理。這時江蘇大部分地區淪陷，趙棣華隨顧祝同在江西上饒辦公，趙棣華在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調整生產，促進貿易，儲備物資，加強運輸，調節金融，嚴密緝私”的六大綱要。在當時第三戰區大部分地區為日軍包圍的形勢下，趙棣華組織貿易委員會以供應物資;組織合作委員會，以協助運銷農產;成立第三戰區的五省(蘇、皖、浙、贛、閩)通匯處，以流通金融。同時組織水陸聯運隊處，以輔助鐵路與公路運能之不足。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協調戰時經濟，戰區的戰略物資得到搶運，工業得以扶持，軍糧民食有所保障，而金融亦見安定。在任職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時，趙棣華與重慶國民黨高層保持着密切聯繫，往返上饒與重慶間達二十多次。在經濟建設方面，趙棣華認為，戰時經濟建設應確立兩個基本方針：“第一，要以軍事為中心，以經濟來配合抗戰，鞏固國防;第二，要在戰時樹立戰後的新經濟基礎，努力建國，發展民生。”為此趙棣華提出都市工業農村化，把機器工業分散到農村的主張。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陷於香港，未能赴重慶，這引起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長、中國銀行總裁的孔祥熙對交通銀行的攘奪。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為抵制孔祥熙，邀請屬於國民黨CC系的趙棣華出任副總經理，並代總經理職。趙棣華上任後，把交通銀行的設計處擴充為五科，自任處長，並延攬紡織、冶金、農林、金融經濟研究專家多人各司其事。1942年7月，交通銀行成為國民政府指定作為“發展實業”的專業銀行後，錢新之、趙棣華竭力開拓業務，為發展大後方的工業出力。在趙棣華的主持下，加強銀行與實業界的配合，以求發展，趙棣華提出由銀行發行公司債與商業債券，代公司募集股票;開辦了工廠添購機器設備保值存款;又以交行信託部的名義成立蜀餘公司，運銷川鹽至兩湖、滇、黔等地。

抗戰勝利後，趙棣華當選為全國銀行公會主席，並擔任鎮江旅滬同鄉會會長。1945年，任中央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趙棣華任國民政府委員。

1947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形勢嚴重惡化，為此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專程來上海會晤趙棣華等人，以謀良策。趙棣華建議開放外匯，取消輸入限制，允許直接購買國外生產生活必需品;對全國各種貨倉物品進行摸底調查，以最快的速度、最廣泛的渠道掌握物資;提出由政府接收的敵偽工礦企業及其國營事業應早日估價，轉售給民間，既可以藉此收回通貨，又可充分調動人民的管理才能和生產積極性;准許人民按法律規定申請經營礦產等資源。趙棣華同時表示，交通銀行當鼎力相助政府利國利民的措施。陳立夫後來把趙棣華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意見彙總後寫成報告，交國民政府行政院。但國民政府根本無意採納，一心推行幣制改革。

1948年，趙棣華隨交通銀行南遷廣州，並接替錢新之為董事長，仍兼總經理。這一年，趙棣華撰寫《挽救目前經濟危機意見書》上呈蔣介石，痛陳當時財政經濟之失策，指出“國內經濟秩序如不能安定，則外匯之掌握無補於民生，亦無裨於税源。縱觀三年以來，七億美元之耗損，徒以增少數豪富之積聚，以進而加劇都市奢侈之風尚”，反對中國銀行拋售黃金政策，認為“徒以助長投機，增貧富之距離”。趙棣華提出“收縮通貨，放開物價”為中心內容的多項具體措施。但其時國民政府正準備遷往台灣，這些意見建議也無從採納。

交通銀行隨國民政府遷台灣後，趙棣華認為工業起步要以民生事業為前提，故一到台灣即籌備中本紡織公司和台北紡織公司的開工，並以其子趙耀東任總經理。1949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從香港歸來的鎮江籍銀行家徐國懋時，就談起其對趙棣華的經濟管理才能與理財能力的讚賞，並希望趙棣華能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趙棣華德高望重，備受政府重視，一生兼任職務極多，舉其大者有：中央合作金庫常務理事、四明銀行常駐監察人、新華銀行董事、大中銀行董事長、大生紡織公司常務董事、中法藥房董事長、上海市輪渡公司副董事長、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常務理事、中國紙廠董事長、中國紡織機器製造公司監察、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常務董事、中國植物油料廠常務董事、馥記營造公司常務董事、太平洋保險公司常務董事、中國棉業公司常務董事、中央日報董事、新聞報董事、江蘇實業公司董事長、南通學院主席校董等。此外，他還兼任中華民國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常務理事、江蘇建設協會理事長、上海市參議員、鎮屬五縣旅滬同鄉會副理事長、鎮江旅滬同鄉會理事長等。1936年，趙棣華和妻子李崇祜還在鎮江辦有崇華小學。

1950年，趙棣華隨嚴家淦赴法國參加國際貨幣基金會議，舊病復發。12月病逝於美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