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揚

趙揚，原名國澄、安濟，筆名宋揚、不揚、韋韋、李昂。1914年4月9日（舊曆1914年3月14日）生。浙江省寧波人。祖籍浙江省鎮海縣清湖鄉（現寧波市鎮海區駱駝橋鎮），世代從事銀莊業。少讀私塾，聰穎好學，尤喜詩詞。

1930年，趙揚學徒於上海怡春錢莊，日點鈔銀，夜作詩詞。3年徒期未滿，已為滬上詩壇譽為“浙東才子”。滿徒後應聘為均昌錢莊、光中銀行職員。

1931年驚聞“九·一八”事變爆發，趙揚疾書：“忍看烽煙遍吉黑，拼將血淚染江山。男兒殉國尋常事，不搗黃龍誓不還”。時年僅17，殉身報國之志，溢於言表。1937年“七七”事變後，趙揚毅然參加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外圍組織——錢莊業業餘聯誼會，以筆作刀槍，更加自覺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動。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上海錢莊業第一名秘密黨員。黨組織分配他兼任《銀錢莊報》副刊、《新文叢》編輯。在《銀錢莊報自由談》專欄上，每期幾乎都有他撰寫的雜文，評説當局救亡得失，抨擊日寇侵華暴行。同時，經常為進步刊物《奔流》、《草原》、《職工生活》撰寫詩詞、雜文。1942年，《自由談》被迫停刊，涉嫌趙揚，引起日偽特務機關盯視。11月，黨組織將他安全轉移到新四軍淮南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棄文從戎。當時，他在《從戎》詩中寫道：“南望金陵笑羣醜，健兒殺敵氣如虹。”表達了殺敵救國，一心為民的壯懷。

1945年抗戰勝利之初，趙揚先後出任華中解放區《新華日報》、山東解放區《大眾日報》、山東解放區《新濰坊報》秘書主任、副社長。1945年5月，隨軍南下杭州，接管偽《東南日報》，參與改創《浙江日報》，任副社長兼總編輯，後改任浙江省工業廳副廳長。

1954年4月，趙揚隨全國各地大批經濟人才，遠赴黑龍江，支援建設蘇聯援建的22項重點工程，被任為哈爾濱三大動力之一的哈爾濱汽輪機廠副廠長，主管工程建設，成為該廠創建者之一。

195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擬調趙揚到國家機械工業部供職。在商調過程中，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得知他曾長期從事編輯工作，幾經協商，留任為黑龍江日報社副總編輯。1965年3月任總編輯。同年被選為黑龍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1960年初，協助前任總編輯白汝瑗，發動和組織全體編採人員，探索辦報規律和省報風格。經編委會總結歸納為“新、全、高、快、短、活”六字辦報要訣，得到全國文教羣英會的肯定和各地報業的贊同。在以後的辦報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六字要訣”的內涵。他強調‘以高掛帥、抓新要快’，就是要在學習領會黨的指示上下功夫，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上下功夫；在提高政治敏鋭性，提高新聞嗅覺，既能及時發現問題，又能辨別真偽是非上下功夫。運用“從短入手，既全又活”，則要在提高運用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觀察問題上下功夫，在增加知識、豐富文采上下功夫，在寫材料簡短精練上下工夫，務期創出獨具黑龍江特色的新風格。

趙揚不僅精研新聞理論，尤重新聞實踐。經常下鄉下廠，親率記者一道挖掘重大典型，幫助立意修改，並自撰社論、雜文，以闡發典型報道的意義，擴大宣傳效果。每一篇社論、雜文，都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反覆推敲，精心修訂的力作。也要求記者，及時發現新事物，親到現場採風，而“不要只端飯碗，向上要現成飯吃”。他常説，在家是總編輯，外出採訪就是普通記者。自己寫的稿子，要按規定審稿程序審改，不能搞特殊化。在社內則把主要精力，集中於一張報紙上。

在把握方向，原則上，趙揚嚴謹務實。他審定稿件從內容到形式，從文字到標題，一絲不苟。一個字，一個標點，一個事實、一則引文、一個數據，發現失誤或疑點，必找當事人查問明白。深夜值班，也不例外。對事要求嚴，待人則有長者之風，深受羣眾擁戴。編採人員很少有人稱他官銜，而直呼其名。

趙揚重視培養新聞隊伍。認為要辦好一張有獨特風格的省報，必以人才為本，並提出培養人才的目標方向。他要求記者立志當又紅又專的名記者，專業編採人員要力求成為社會該行業的權威。在他身體力行、耳提面命下，一批老編採人員更趨成熟，一批青年成為新秀。

1958年，“大躍進”浮誇風盛行時，他敢於堅持真理，剛正不阿，從主觀上決不見風行事。常常堵住一些失實或過頭的新聞見報。1958年11月24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一炮轟下三十萬噸礦石》的誇大新聞。他上白班讀報（每人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讀報，秘書長以上幹部要看十份讀者來信）後，即找有關人員追問：“三十萬噸礦石是怎樣計算出來的？”“這些礦石散落得到處都是，怎麼收撿的？”“這些礦石能運出來嗎？”來人無言以對，只好如實答説，這稿是奉命採編發稿的。他強調説，不管是誰的指示，記者都要從實際出發，按實際情況採寫。並皺着眉頭，連説：“被動！被動！”1963年元旦社論給省委送審定稿小樣中，有“迎接生產新高潮”的提法。他提出：“當前是不是新高潮？”“這個新高潮得迎出多遠呢？”經重新請示，改正了這個不切實際的口號。對省委提出的正確批評意見，每次都認真組織編輯部討論，吸收經驗教訓，以防再犯，並引咎自責，從不諉過於人。1965年春，在開始回升的全省工業生產中，又出現片面追求增產，忽視節約傾向。當記者發回人物新聞《節約標兵王文梅》時，他親自安排突出版面發表，引起有關部門重視，產生強烈的社會效應。為了總結反傾向鬥爭中的經驗教訓，多次指令有關部門，為編委會起草了《黑龍江日報四年工作總結》（1957—1960）、《關於保證新聞報道真實準確的幾項規定》、《關於改進記者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既檢查了存在的問題，如政策理論上的片面性，宣傳作風上的浮誇，宣傳策略上的急功近利，也提出了從實際出發和加強調查研究的改進方向和措施。

趙揚晝夜操辦報紙之餘，常從事詩詞創作，見於報刊的，就有40餘篇。趙揚詩詞的影響廣泛而深刻。早年詩詞，具唐宋之風。後期詩詞，歌詠社會主義新生活，有創新，有探索。他的詩詞，凝鍊、暢達、韻味純而又足。如抗日戰爭初時的《感時詩》：“江南三月正春遊，關外有人作楚囚；壯士頭顱義士血，為誰斷送為誰流！”

1962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到哈爾濱，演出古裝話劇《釵頭鳳》。觀後寫詞一首《釵頭鳳》：“春如醉，人憔悴，傷心最是沈園會。發難結，情難絕，畢生遺恨，新詞一闕。劫，劫，劫！居失蕙，朝有檜，滿腔悲憤千行淚。胡未滅，人長別，秋風鐵馬，斷雲殘月。缺，缺，缺！”這首詞，真是字字感人，情溢紙表。

趙揚不僅在詩詞的創作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且在詩詞（包括整個文學藝術）理論上也頗有見地。他在為《問軒詩話》所作序中，就提出了不少精粹的見解。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乍起時，因“三家村”文字冤案株連，被省委勒令“停職反省”。在勞動之餘，時常填詞作詩。屢遭“造反派”訓斥，他卻泰然處之。

1971年11月恢復工作後，傾全力整頓報社，肅清“左”的流毒。當工作秩序稍入正軌，“四人幫”又煽起“批林批孔”的邪風。趙揚不怕引火燒身，扣發或刪削了一批新聞稿中過激辭章。

由於文革中遭受折磨，工作任務繁重，趙揚積勞成疾。1974年12月28日，因心臟猝落搶救無效逝世。年僅60歲。

遺作有《曉望集》，鄒問軒《詩話》序言，還有在黑龍江日報社內部刊物《練筆》、《業務研究》、新協《新聞尖兵》上發表的若干新論述，對新聞定義、辦報方向方法、培養新聞隊伍，讀書、練筆、作風、為人等，有諸多方面的獨到闡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