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閒，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説、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説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説，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説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採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蹠，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説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説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説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説。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説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説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採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説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説，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説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佔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説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説，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説，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遊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穀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鋭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吏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説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稚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衞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鬱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説，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嘆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餚，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鬱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1] 

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説無着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