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洪詔

清朝末年，均州（今丹江口市）出了一位著名人物，這就是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進士，後來成為封疆大吏，任雲南巡撫，官階至從二品，晚年又被朝廷賞加頭品官銜的賈洪詔。

賈洪詔為官數十年,勤政愛民,幹練有為,興利除弊,政績顯著，尤其善於處理民族關係，深受各族人民擁護。他解職迴歸故里後，主講鄖山書院，主修清朝同治年間成書的《鄖縣誌》、光緒年間成書的《續輯均州志》。有利於均州民生的事,他都奔走呼籲,想辦法促成。他勤於筆耕，寫的《葆真齋集》一書中的詩文呈現出平易樸實、清新超拔的風格。他寫的記敍文章法嚴謹,脈絡清晰,重點突出，往往在敍述中間以精闢論點。他寫的家傳、祭弔類文章情感真摯,感人至深。他寫的議論文立意高遠,構思嚴謹,觀點鮮明,闡微發幽。他的詩寫景狀物筆意獨到,抒情言志,情感充沛，尤其擅長五言排律。

賈洪詔祖籍湖北安陸府潛江縣青山湖 （今屬湖北省天門市），太高祖因家貧行商南陽。約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賈琦先和賈鳳先遷居河南泌陽縣董家莊。賈鳳先娶董氏為妻，1688年生賈啓貴，賈啓貴為賈洪詔之高祖父。因經常往來於襄陽、光化（今襄陽市老河口市）、均州、谷城（今襄陽市谷城縣）做生意，賈啓貴數至武當山。他路過武當山下的元和觀，見其山水奇特、山中兼有盆地，易於居住耕作，便於清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後，遷居均州（今丹江口市）武當山下老營元和觀附近的山麓。當時，賈家祖上做生意積攢下二百五十餘兩銀子，賈啓貴用這筆錢修建房屋、買田置地，購得武當山北天門溝六十餘畝田地。賈啓貴勤儉持家，自己“服田力穡，手足胼胝，夙夜不遑”。經過數十年打拼，賈家先後在今天的丹江口市六里坪鎮花櫟樹村、岳家川村、蒿口村和武當山特區等地置下產業，在均州城內小東街買有店面。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賈家已成為擁有近千畝田地、數處房產和店鋪，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

賈啓貴天姿高邁，他自讀四子書，兼觀列國演義等書，曉暢文義，事理通達，後考充安襄鄖荊道掾吏，歷任觀察，並以明白老成、辦公誠實著稱。當時任下湖北參政、分巡下荊南道的魯之裕曾稱讚他曰：“爾敦品修行，端方不苟，辦事細心，不染公門習氣，雖公正紳士，無以過之。”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魯之裕巡視武當山，親自到他家，對他説：“爾子孫必有能讀書者，留此觀法可也。”

賈洪詔的祖父賈增輝，字文齋，以郡試冠軍補博士弟子，成為廩生。清朝乾隆年間均州遭遇饑荒，賈增輝打開自家糧倉賑濟鄉鄰，使眾多鄉親免於餓死。清朝嘉慶年間均州再遇荒年，他又一次開倉濟民。嘉慶二年 （1797年），白蓮教襲擾均州，賈增輝率鄉兵在武當山山下草店前與之交戰，出奇制勝，遂與白蓮教結怨，其在武當山老營元和觀山麓的房舍被白蓮教燒燬，倉粟笥衣，悉為灰燼，歸無所依，賈增輝乃攜眷屬入均州城，居於城內大街仁和坊。清朝道光二十年 （1840年），均州學宮因歲久失修，行將傾覆，賈增輝會同本州孝廉聶恆等呈請重修，並率先捐錢二百緡，還命自己的三子賈協均管理重修之事，自己晨夕親往察看。工程剛及半時病篤，彌留時，他將三子賈協均喚至榻前，囑咐他竭盡全力，完成學宮修建。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賈增輝被授予湖北咸寧縣學教諭，他辭而不就，同年五月卒，享年八十六歲。清王萬芳纂修的光緒年間《襄陽府志》、清朝馬雲龍和賈洪詔纂修光緒年間成書的 《續輯均州志》有傳。

賈洪詔的父親賈調鈞，字贊元，一字玉燭。姿性穎異，六歲能辨字義，工屬對，十一歲應童子試，有神童之稱。清朝嘉慶二年（1797年）赴郡試，深得襄陽知府張瑢器重，評為冠軍，並手書唐李程《日五色賦》獎譽之。襄陽府學使陳案臨讚賞其文，擢為第一，補博士弟子。此後每試皆名列前茅，清朝嘉慶六年（1801年）成為廩生。但後來鄉試屢試不中，便在家設私塾，教授子侄兒孫。清朝咸豐十年（1860年），均州修試院，賈調鈞捐重資以助其成。

賈洪詔祖父賈增輝、父親賈調鈞因賈洪詔官居雲南巡撫，被朝廷分別封為資政大夫、雲南巡撫（封號，非實職），其配偶皆封夫人。

賈洪詔生於清朝嘉慶十一年（1806年），到了讀書年齡，即入家辦私塾攻讀，其父賈調鈞親授其書。賈洪詔聰明穎慧，刻苦用功，所授之書過目不忘。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年）考中舉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進士，遂以知縣赴雲南任，歷任職雲南省多個州縣。後擢升為雲南景東同知，署順寧知府，不久即補順寧知府，署曲靖兼迤東道。當時迤西回民鬧事，郡縣不守，迤東回民也蠢蠢欲動，賈洪詔歷陳其狀，請兵剿辦，受到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的賞識。清朝咸豐六年（1856年），賈洪詔以平南沾回寨功加道銜。咸豐八年（1858年）他擢迤南道，以平陸涼州紅土牆回寨功加按察使銜。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他任貴州按察使，仍留雲南辦理東路軍務。咸豐十年（1860年）三月，他任雲南布政使。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他任雲南巡撫。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因處理雲南回民動亂事件中主張“分別良莠，剿撫兼施”，與雲貴總督勞崇光“以回攻回”意見相左，向朝廷上《密陳統兵剿辨滇回與督臣意見兩歧請旨遵辨疏》，忤違上意。同年七月又上《奏假滿請開缺回籍調理疏》，同年八月，朝廷即以“借病規避”名義罷免了賈洪詔雲南巡撫職務。

賈洪詔在雲南定遠時，當地發生了一起案件，萬人圍攻縣衙。他在這樣的危難關頭接任知縣，面對這樣的局面，當時縣衙內六曹官吏避之不見，但賈洪詔臨危不懼，一人獨撐大局，妥善處理了這起事件，百姓呼之為 “青天”。他任雲南昆明知縣時，針對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制定了 《釐定裁減昆明徭役以蘇民困規條》，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徭役負擔。他任職他郎時，主持清理大量陳年積案，一改過去案件積壓、久拖不決的局面。他任景東同知時，嚴格鄉約推薦制度，使濫薦鄉約的現象得到改變，制定 《釐辦景東保甲示並規約二十條》，使保甲制度得以規範和鞏固，有效地維護了當地的社會安定。他在雲南騰越任上，主持修訂了 《釐剔騰越廳馬櫃積弊告示》，規範了馬櫃管理，清除了馬櫃多年的積弊，主持修訂了 《騰越城保平糶會章程》，充分發揮了民間平糶會賑災濟困的作用。無論到何處任職，他總是 “以端士習、正人心、崇禮教、勵廉恥為急務”，先後修建騰越考棚、景東試院。任雲南曲靖知府時，他下車伊始就舉行觀風教和祭祀活動，興辦教育，重視禮儀，使當地文教漸興，民風趨淳。在辦理雲南東路軍務、處理回民動亂時，他曾日行三百里以赴雲南宣威戎機。在雲南沾益州松韶關，遇回民亂軍，他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厲聲喝退亂軍，隻身護衞欽差脱離險境。處理雲南回民、苗民動亂事件中，賈洪詔洞察幽微，審時度勢，主張“安夷以孤回”、 “咸豐七年以前可用撫，七年以後不可撫，亦不受撫”、 “分別良莠，剿撫兼施”，是當時根治雲南回民、苗民動亂的有效方略，這是曾任雲貴總督的林則徐的一貫方針，並且得到了時任四川總督的駱秉章的讚許。儘管與後來的雲貴總督勞崇光 “以回攻回”意見相左，但他不畏權貴，冒着被奪職的危險上書朝廷，大膽陳述己見，卻因此被朝廷罷免職務。

賈洪詔報效朝廷，忠於職守，公而忘私，升任雲南巡撫後為籌措軍費，不惜變賣眷屬簪釧添助軍械。他為人耿直，胸懷坦蕩，堅持正義，不阿權貴，因而受到之前的雲南巡撫徐之銘排擠，以致在其因父喪離雲南回均州老家奔喪時險遭徐之銘手下戕害，只是因在宣威巧遇漢回交戰，前往截殺的人被衝散而倖免於難。

賈洪詔為官數十年，一直以“清白自守”為座右銘，清正廉潔。咸豐十年（1860年），他因父親病故，歸裏服喪守制，囊橐蕭然，行至雲南曲靖，賴僚友資助，方能成行。坐船到四川夔州時，又因同年資助，始歸故里。到家後，無錢安葬其父，只好挪用雲貴總督張石卿託寄河南商城周宅銀八百兩辦理喪事。

賈洪詔被免職迴歸故里後，主講鄖山書院，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為鄖陽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他還應時任上津通判、兼理鄖縣（今鄖陽區）事的定熙的邀請主修了同治《鄖縣誌》，應均州時任知州馬雲龍的邀請主修了光緒 《續輯均州志》，保存了鄖陽和均州大量寶貴的歷史資料。

賈洪詔急公好義，無私奉獻，雖罷職閒居，但凡故里有關民生之事，即四處呼籲奔走，玉成其事。同治六年（1867年）秋八月漢水陡漲，水勢洶湧，均州城自大東門至臨江橋一帶，漢江“老堤石基均已衝擊動搖，城腳亦漸綻裂”，大有傾覆之虞。賈洪詔先後上呈《與郭遠堂中丞詳陳均邑民生學校事宜》、《呈請籌發公款修築河堤狀》等給湖廣總督郭柏蔭，呼籲撥款修築，終得“準撥鄖郡厘金修築”。均州城南門內原有南陽書院，為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州黨居易捐俸創修。雍正中吏目借做衙署，久而不歸。咸豐八年 （1858年）知州熊登瀛 “擇淨樂宮東偏隙地，率作興役”，因擇不善，遭到鄉紳士子的強烈反對。同治年間賈洪詔順應民意，撰寫《呈張孝達學使請修復南陽書院狀》上奏湖北學政張之洞，大膽指陳知州熊登瀛所選地 “街道逼狹，擇地已屬不善，並未傳集闔學公同商確，旋復改建書院於考棚之左。維時生等晉見力陳，前人原建書院擇地盡善，不宜改遷。而熊公獨斷獨行，直以業經改定為詞……夫以光明正大之方棄而不取，而改建於湫隘囂塵之地，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豈人情哉？”並同時籲請恢復修建節孝祠和昭忠祠。張之洞批示： “查明詳辦。”同治十年前後，他目睹學宮 “典籍缺如，祭樂等器毫無一存”的現狀，在自己率先垂範、帶頭捐贈的同時，撰寫 《勸制祭器樂器啓》，組織鄉紳士子捐資購置祭器樂器，以完善禮儀，崇儒重道。民國 《湖北通志》説他： “有凡邑中修學宮，置倉谷，籌賓興膏火，築東門外堤，皆預其勞，鹹底於成。”馬雲龍在《續輯均州志》序言中評價他説：“幸邑有耆紳賈金門中丞，先生胸羅千古，學望兼隆，自同治初解組林泉，凡有關於合邑大局諸要，公靡不悉心籌畫經營始終……”馬雲龍請他主修《續輯均州志》時送去數量不菲的聘資，他“仍堅辭不受，謂雲龍曰：‘吾邑屢值歉歲，無欸濟荒，盍以此項交由書院發典生息，俟積有成數，即可為平糶之貲。’其高風古誼乃如此”。

賈洪詔晚年還捐出自己居住的位於均州城內大街仁和坊住宅，立為宗祠，以及祖上所遺留的“岳家川養膳田地一分，祖遺蒿口宗孫田一丘地畝”，以每歲租息作為春秋祭祀之貲。還交代“迨洪詔生後，即以前項產業永為宗祠祭田，聊展報本追遠之忱”。

賈洪詔不僅是勤政廉政、成績顯著的朝廷官員，而且也是飽讀詩書，勤於筆耕的文人墨客。他為官數十年，“凡稟札條教，盈千累百，皆手自起稿，每黎明視事，竟日無暇，晷宵分恆燭盡三堲始就寢，黽勉從事，不敢怠荒 。”他還十分善於積累，平時所著詩文大都留存匣中，雖然在雲南輾轉多個州縣，烽火連綿，歷經坎坷，但文稿都基本保存下來，罷職迴歸均州時帶回家中。

賈洪詔晚年仍筆耕不輟，不僅擔綱纂修《鄖縣誌》和《續輯均州志》，還撰寫了大量文章詩詞。除前文所提及的之外，文章如《重修廟學碑記》、《移修崇聖祠落成碑記》、《創修城隍廟後殿告成碑記》、《奉示均州佃糧永除積弊碑記》、《王子厚刺史增籌南陽書院賓興膏火碑記》、《重修鄖郡魁星樓記》、《重修鎮鄖樓記》、《青龍潭記》、《重修煙雨亭記》、《鄖縣誌序》、《續輯均州志序》、《賈氏宗祠碑記條規》、《賈氏闔族公議戒子弟非為約》、《家規》等數十篇，詩詞如《題朱清山朱富山合傳》、《藍孝女》、《鄖縣十景》、《龍川八景》等數十首。

光緒十三年（1887年），賈洪詔八十二歲，經子侄和好友再三勸説，他將自己一生的主要著述彙編成《葆真齋集》，交付書社刻版付梓，並作了一篇自序刊於卷首。2012年上半年，華中師範大學委託筆者牽頭負責《荊楚全書》十堰文獻點校工作，筆者在竹溪縣圖書館進行文獻普查時發現了《葆真齋集》。這套《葆真齋集》共六卷，線裝，木刻雕版印刷，除封面殘破不全，看不清標題，少數頁面墨跡漫漶外，整體品相尚完好。翻閲各卷封面、封底，均未見刻印書社的署名。封面用毛筆題有 “乙亥（1935）夏四月購於襄陽，共六冊。伯潤……”字樣，題字下方和每卷封面均蓋有篆書“伯潤”方形圖章，可見這部古籍原本為一位名或號叫“伯潤”的人個人的收藏。伯潤為鄖陽中學前校長翁舉安。不知何時流轉到竹溪縣圖書館。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惟一一部十堰本土人士個人撰著的詩文集。華中師範大學《荊楚全書》編纂處專家教授審定認為，這部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是研究雲南、湖北地方史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並決定編入《荊楚全書》。筆者已於2013年年底完成了這部數十萬字古籍的點校，交付華中師範大學《荊楚全書》編纂處。

這部一套六卷的《葆真齋集》，第一卷為作者呈奏給朝廷的奏疏。這些奏疏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因被授於官職而上疏謝恩。二是稟報陳述辦理雲南東路軍務、處置回民動亂的情況和意見。第二卷為作者撰寫的公牘。主要包括在雲南任職期間向上級衙門和官員報告情況的上書，處理政務、軍務的告示、檄文、批示，規範某類事物的章程、條規以及卸職歸均州後為興辦學校、興修江堤、添置祭器樂器、續修州志的請示、啓事、條約等。第三卷為家傳。主要包括其高祖、曾祖、祖父、父親、曾祖母、外祖母、母親的傳記、墓碑記，賈氏宗祠的條規、家規和作者在雲南任職期間寄給家人的書信。第四卷為文記。主要包括作者闡述自己觀點見解的論文，自己為官處理重要事件記述，修建考棚、書院、橋樑、堤堰、城池、廟宇、樓台等的文記。第五卷為文鈔。是作者闡發儒家經典著作《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中文句文意的制宜文章，也就是所謂“八股文”。第六卷為詩賦，收錄作者辭賦4篇，詩歌120餘首。

賈洪詔雖不以詩文名世，但身為進士，飽讀詩書，學問淵博，又加上為官數十年，從知縣一直做到雲南巡撫，官階至從二品，久經歷練，自然見多識廣，一旦秉筆著文賦詩，便出手不凡，名篇佳作不斷。縱觀《葆真齋集》的詩文，總體上呈現出不尚華麗，不事雕琢，追求平易樸實，清剛超拔的風格。其記敍文，章法謹嚴，脈絡清晰，剪裁得當，重點突出，往往在敍述之中間之以精闢的議論，畫龍點睛之效立現。其中家傳、祭弔類文章情感真摯而充沛，讀來感人至深。其議論文立意高遠，構思嚴謹，觀點鮮明，闡微發幽，道他人所未道，言他人所未言。其詩歌寫景狀物，筆意獨到；抒情言志，情感充沛。賈洪詔尤其擅長五言排律。林則徐評價他的詩“詩格雄健”，駱秉章稱其詩“清華郎潤，大雅不羣”。雲南巡撫、後任刑部尚書的桑春榮則贊其詩曰：“顧視清高，氣深穩。”

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賈洪詔重赴鹿鳴宴，朝廷賞給他三品卿銜。次年，賈洪詔再次參加瓊林宴，朝廷恩賜有加，賞頭品頂戴。這可看作是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朝廷在三十年後才有此舉，雖然未免為時太晚，但畢竟還是還了賈洪詔一個公道。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賈洪詔病卒，享年九十有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