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桂林

賈桂林，曾是國民黨駐日黨務專員。抗戰時期，是國民黨在日本留學生運動的重要領導人。早年就讀於瀋陽師範學校，受梅公任校長影響，接受民族主義思想，加入中國國民黨，編入隸屬教育系統的中組調查科，又到瀋陽馮庸大學就讀。 ^[1]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軟禁校長馮庸，而大部分師生當晚從馬三家子火車站登上火車撤往北平，其中就有賈桂林。其後，賈桂林加入了11月1日成立的“馮庸大學抗日青年義勇軍”，在兩個月後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時奔赴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參與戰地救護。賈桂林出任科長兼少校軍銜的法務官，親歷了淞滬抗戰。 ^[1] 

之後，賈桂林走上“反滿抗日”道路，陸續轉入北平中國大學成立“光復社”，自任總經理併發行《光復》報，加入南京在東北協會的北平支部“東北青年學社”，組織發行《東北青年》刊物。 ^[1] 

1936年6月，賈桂林受國民政府委派以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留學生名義前往日本開展抗日工作。1940年1月，他在天津見過國民黨遼寧省黨務專員、旅日留學生總負責人羅大愚（羅慶春化名），被指派馬上結束這一段的休學，作為留日學生組織負責人立即動身返日。賈桂林接受的指示是：回到早稻田復學，開展對留日東北青年的工作。 ^[1] 

在日本法政大學留學的羅慶春於七七事變的當月，積極聚集來自偽滿洲國的留學生，在日本東京組成了秘密團體“抗戰大聯合”。次年畢業回國，羅慶春在重慶接受過為期一年半的訓練後，以國民黨遼寧省黨部黨務專員的身份，以羅大愚的化名深入到偽滿洲國，組織並親自領導“東北抗戰機構”。 ^[1] 

1939年年底，賈桂林在天津被羅大愚説服，到國民黨“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接受委任“駐日黨務專員辦事處”指導員職務，不久後出任了專員。他充分利用留日學生的身份為掩護，負責領導“駐日黨務專員辦事處”的全面工作。1940年1月，羅大愚把在日留學生抗日團體“抗戰大聯合”交給他進行改組，使其成為“東北抗戰機構”的下級組織。賈桂林把日本全國分為東京、京都、廣島、九州、北海道等五個地區，各地區指定了責任人，自己擔任總負責人，在約一年的時間裏發展成員50餘人。其中，包括偽滿洲國經濟部大臣阮振鐸之女阮守蘭、參議增韞之女增鍾紀、北安省長李淑華之長子李金聲、中央銀行闞潮洗之女闞秉葳等，偽滿洲國重要大員的子弟發展了不少，可謂成績斐然。但此時，由於成員中發生了戀愛關係問題，並引發成員之間由對戀愛關係持不同意見而發展到對組織的分歧。因為對此負有責任，他被免去全日本負責人地位而降為東京區負責人。 ^[1] 

賈桂林一方面想要積極擴大抗日勢力，另一方面也受到重慶方面秘密指令，他重打鼓新開張，組成了新的更大的團體“中華救國團”。從1940年4月到1942年12月，先後有京都大學、日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大學的偽滿洲國留學生經秘密介紹加入了“中華救國團”。 ^[1] 

一直由羅大愚單獨指揮並與其單線聯繫的賈桂林，蒐集情報也是重要的工作內容。他陸續為抗日戰爭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料。羅大愚的聯絡地點是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賈桂林的日本住所是東京市世田谷區祖師谷町二丁目一二二四番地。僅1941年2月，賈桂林就向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寄去如下情報：樺太石油的產量、尾古澤銅礦的產量、偽滿油母頁岩液化的情況、鎢礦缺乏的情況、鋁的不足情況、煤炭的不足情況等。即使他後來被降職後，也沒有影響他的“反滿抗日”大志，仍然認真提供情報。他於4月末照例向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提供情報，而且是更重要的情報：日本的政治逐步放棄民主主義，向獨裁的軍國主義國家轉化；日本政治家希望通過汪蔣合流而實現和平，但軍人們強硬地堅持；日本濫發不兑換紙幣，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由美國進口的鐵屑、石油數量減少，因而對於軍需工業的經營和戰爭的進行，帶來很大的掣肘。 ^[1] 

1942年的“貞星事件”，使國民黨黨專系統地下組織損失巨大。不僅有國民黨地下工作骨幹數十人相繼被捕，由於叛徒的出賣，遠在日本東京的賈桂林也不幸被捕，被押送到長春偽滿新京首都警察廳的留置場監獄關押。賈桂林在獄中受盡日軍酷刑，1943年5月10日在獄中犧牲，年僅34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