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作者具體考察了資本主義的各種主要經濟制度，包括市場組織和對市場的限制、工作組織、工會、現代公司（包括聯合企業與跨國公司），公司治理結構，壟斷與反壟斷和政府監管等等。他把每一種經濟制度都還原為一種特殊的合同，在合同簽定之前是交易，合同簽定之後是治理。因此全書以交易為基本的單位，以合同為研究對象。研究合同，目的是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制度的效率，由制度的效率而至整個經濟的效率。基於這種分析，作者得出兩個論點。一是用簡單的治理結構去解決複雜的交易問題會把事情搞亂；而用複雜的治理結構去解決簡單的交易問題成本太高。二是交易的屬性不同，治理結構即組織成本與組織的權能也應不同；因此，不同的交易就需要不同的治理結構與之相匹配。這些論點都有助於人們從客觀規律的層次上把握問題。 ^[3]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説，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客觀上只能有限地做到這一點的行為特徵。也就是説，通常人們的經濟活動的動機是有目的、有理性的，但僅僅是有限的條件下的理性。威廉姆森認為，正是有限理性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動機。既然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交易當事人既不能完全蒐集事前契約安排相關的信息，也不能預測未來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從而在事前把這些變化——討論清楚寫入契約的條款中，則契約總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交易當事人也許就要消耗資源選擇某種仲裁方式以便發生不測事件、雙方出現分歧時合理地解決問題，而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正如威廉姆森所説： “有限理性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就需要正視為此所付出的各種成本，包括計劃成本、適應成本，以及對交易實施監督所付出的成本。”

（2）機會主義。威廉姆森明確指出，機會主義行為是交易成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對於涉及交易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經濟活動尤為重要。所謂的機會主義行為，是指人們在交易過程中不僅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會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自身的利益，如投機取巧、有目的和有策略地提供不確實的信息，利用別人的不利處境施加壓力等。機會主義與謀求私利者的不同點在於：後者雖然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卻不會食言或有意歪曲他掌握的信息；而機會主義者在有可能增加自己的利益時會違背任何戒條，如他會不守信用，並會有意發出誤導他人的信息，或者是拒絕向別人透露他持有的而別人需要卻又缺少的信息。如果契約人採取機會主義行為，那麼他不僅不一定守約，而且還會見機行事，使事後的實際結果不是按契約而是按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此時，怎樣採取措施遏止機會主義也就同時帶來了新的成本。

（3）資產專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解釋，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於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與沉澱成本概念有關”。一項資產的專用性與該資產用於其他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時其生產價值的損失程度成正比。當損失程度很大時，該資產為專用性資產，反之，該資產則為通用性資產。當一項耐久性投資被用於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時，所投入的資產就具有專用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交易過早地終止，所投入的資產將完全或部分地無法改作他用，這是因為在投資所帶來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中都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救的成本或沉澱成本。因此，契約關係的連續性意義重大，當契約雙方中有一方投入了專用資產時，一旦另一方採取機會主義行為提前終止交易，投資一方就可能蒙受損失。因此，契約的或組織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這就是經濟聯繫緊密的上、下游企業間追逐縱向一體化的內在動力。

（4）交易的不確定性。這裏的不確定性是廣義的，它既包括事前只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測的偶然事件的不確定性和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不確定性，而且包括可以事先預料，但預測成本或在契約中制訂處理措施的成本太高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意義在於使人們的選擇成為必要。當交易受到不同的不確定性的影響時，人們就會在交易成本儘量低的情況下對不同的契約安排進行選擇。行為的不確定性即由於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及這些行為的千差萬別（人們往往無法預見）而產生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在不同的交易協調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和約束交易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這也給交易的契約安排與協調方式的選擇留下了廣闊的空間。而且它和有限理性密不可分，如果沒有有限理性，也不會存在不確定性。同樣地，如果沒有機會主義，不確定性問題也可以根據有關協議加以調整。因此，當交易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很高時，交易雙方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就無法預期到，因此也就很難把未來的可能事件寫入契約中。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設計一種交易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契約安排，以便在事後可能的事件發生時保證雙方能夠平等地進行談判，做出新的契約安排，這樣就必然會增加交易成本。

（5）交易頻率。交易頻率是指交易發生的次數，它並不會影響交易成本的絕對值，而隻影響各種交易方式的相對成本。一種治理結構的確立和運轉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帶來的利益抵消，取決於在這種治理結構中所發生的交易的頻率。多次發生的交易，較之於一次發生的交易，更容易使治理結構的成本被抵消。交易成本與交易頻率的關係是在重複性交易中，交易成本隨交易頻率的增加而遞減。但交易成本不能隨交易頻率的增加而無限地減少，或者説，在重複性的交易中，交易成本不會趨近於零。交易的市場環境是指潛在的交易對手的數量。威廉姆森指出，交易開始時有大量的供應商參加競標的條件，並不意味着此後這種條件還會存在。事後競爭是否充分，依賴於所涉及的產品或服務是否受到專用性人力或物質資產投資的支持。如果沒有這樣的專用性投資，最初的贏家就不能實現對非贏家的優勢。儘管它也許會繼續供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這只不過是因為它一直在對付來自合格對手的競爭性叫價。相反地，一旦存在了專用性投資，就不能假定競爭對手還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了。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完全競爭市場就被壟斷市場所代替，最初的大數目競爭條件就讓位於事後的“小數目條件”，而這一個過程被威廉姆森稱為“根本性轉變”。這樣，如果持續交易關係終止，就會造成經濟價值的損失，並且使交易處於壟斷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增加，非壟斷一方將為此交易的繼續維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代價。

（1）激勵。市場激勵有無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徵，但是在公開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機會主義者也就有了較大的自由。在內部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長期的，不同部門之間核算的內部轉讓價格也是長期的，不同部門之間核算的內部轉讓價格也是由一定的內部規則確定的，這些都會使機會主義本質的表現只剩下極少的自由。當然，當市場激勵的副作用極小時，其正效應也會喪失，而且在企業集團或內部組織的成員之間，約定共同利潤最大化或實行共有資產等激勵手段本身，也並不總能保證各成員行為目標的一致性。但是仍然有可能制定出轉讓定價的規則和可操作的內部激勵機制系統。這是因為如果在市場中，人只是作為“經濟人”而做出市場反應，那麼在內部組織中人就作為“組織中的人” “社會的人”和“文化人”而做出組織反應。馬斯洛早就指出，人的需要本來就是多層次的，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外，還有安全的需要，實現每一種需要都會成為一個現實的人的行為動力，成為一種激勵。在市場中，一切激勵都唯一地以貨幣為制度來表達，而在組織內部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力度各不同、表現各異的激勵手段，其中有的激勵可以用貨幣來表達，但更多的卻並不具體以貨幣為媒介，這就使得在組織內部完成同樣的激勵只需要較少的貨幣成本。交易越複雜，越有可能綜合地採取多種激勵手段，組織內部的激勵成本就有可能更低，這就使得市場關係內部化頗有吸引力。

（2）控制。威廉姆森認為，組織相對於市場較具特色的優點是控制手段的多樣性和較高的靈敏度。這些控制手段不僅對促進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活動是有效的，而且對集團內部各企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活動也是有效的。組織內部，不僅擁有合法的進行控制的權威，可以以低成本取得對各個企業、各部門、各個僱員進行更明確的評估的信息，而且它的獎罰手段也更為巧妙。例如，組織內部可以有選擇地採用僱用和解聘、提升和降職、報酬的增加和減少，以及分配一件更吸引人的或更不吸引人的工作等來進行內部控制。這種靈活性是市場所無法比擬的，與這方面尤為相關的是，當衝突發生和發展時，內部組織具有比較高效的解決衝突的機制。舉例來説，調解和打官司相比是常見的較有效地解決小衝突的辦法。在組織之外，亦即包括市場關係在內，其衝突即使不是根本不可能，也至少是少有可能被命令所解決的。於是，一旦發生衝突，不是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就是不得不付諸法律解決。衝突要被調解，首先，就需要當事人商定一個公正的仲裁人，而達成這個商定本身可能就是代價高昂的。其次，需要制定明確的被雙方所認可的規則和程序。而這些，在組織內部都是現成的：各級經理就是當然的權威，而決定衝突的規則和程序是科層組織一般的運行規則和程序。因此，採用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內部的問題是普遍的事，這就大大地降低了控制的成本。

（3）內在結構優勢。內部組織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實現了功能化，並形成了內在的結構。一定的結構形態有利於提高組織內信息傳輸的效率和降低信息成本。各部門傳輸出的信息已被專門化了，傳遞的途徑也經過了優選。如果在這個進程中發展出簡潔的代碼，則關於複雜事件的通信就會便捷得多。而且，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積累，甚至可能發展出更進一步的通信中的經濟：在熟悉的環境中，微小的變化就能夠產生明顯的影響，而在不熟悉的關係中則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樣的效果。熟悉的上、下級之間只要稍做抬手、眨眼等動作，就可以傳遞微妙的信息。因此，廠商可能出於信息成本的節約而採取交易的內部化——實行企業合併。

以上三種有利因素的綜合作用，是使企業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方式有利於市場機制的原因。同樣要指出的是，內部運作費用在不同的企業及其不同發展階段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在以泰羅勒製為代表的管理思想階段，激勵、控制的手段對市場的優越性是有限的；經過霍桑試驗的衝擊，行為主義管理思想出現並發展到當代管理思想，使激勵和控制日益多樣化，而且更多地放棄了以金錢來表達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激勵和控制，才使內部組織的優勢日益明顯。而新技術的使用，如信息管理的電腦化，也是使內部組織優勢上升的一個條件等。

（4）企業邊界的變動：縱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也被稱為縱向兼併，是指處於生產同類產品的不同生產經營階段，具有投入產出關係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兼併。威廉姆森認為，企業在市場失效時具有超越市場的潛在協調能力，也就是説，他認為生產的縱向一體化的成因，是市場交換可能失效。在涉及不同資產專用性程度的情況下，交易成本會存在差異，此時就可能出現內部化（把交易納入統一所有權的治理結構）對市場交易的替換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即縱向一體化的根本動因在於降低交易成本。具體地説，影響是否縱向一體化的因素有以下兩個。

①交易談判環境的因素。

第一，在靜態市場條件下（產品技術既定且不需要對變化環境的要求進行調整），當存在獨佔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情況時，為避免在交易的價格條件方面出現無休止的討價還價式的爭論，可以採取兩種調整方法：一是實行縱向一體化使這項交易內部化；二是訂立永久性契約，此時可能會發生縱向一體化，但是在靜態市場條件下，其並不比永久性契約具備必然優勢而必然發生。

第二，若靜態市場條件不滿足，即產品技術複雜且需要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做出反應，以及對技術進行定期的重新設計或調整時，由於可供選擇契約的不完備性，則對可供選擇交易契約關係的不同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第三，若選擇長期契約，則會陷入兩難困境：在所訂立的契約不夠詳盡的情況下，各個獨立的當事人出於自利，會對有關條款採取機會主義的解釋方式和相關行為，而鉅細無遺地訂立契約一般不可能，即使可能也終將會使成本高昂，這兩方面都將使企業適應性、連續性的決策過程受到扭曲。

第四，若選擇訂立一系列的短期契約，則會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針對專用性資產的投資所需的最優投資方式是訂立長期契約而不是短期契約，而這與最優的連續性調整過程相沖突；二是這將受到“買進”策略的威脅，最初中標者所具有的最早行動者優勢，將使後期的契約調整過程失去競爭性。

第五，實行縱向一體化會使有效率的投資與有效率的連續性決策二者之間的衝突得以避免，使各方利益協調一致，並可運用富有效率的決策程序。而且，對於可能存在的事前不確定性和事後不確定性，內部化則顯示出企業事後獲取相關數據資料的途徑和更加具有選擇性的控制機制兩個方面的優勢。

②企業相對於市場的結構優勢。

首先，企業可以實現信息的交換經濟，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由於信息阻塞，外界無法瞭解一名企業家的履約能力，不能接受與他訂立長期契約關係，所以願意實行一體化；第二，契約性分享信息將受到機會主義的限制，而採取共同所有權，可藉助一體化實現信息共享；第三，在連續的生產階段之間有着相互依賴風險且經常出現不可預見的需要進行調整時，為了做出協調的反應，保持生產各部分預期的一致，適合採取一體化。相對而言，長期契約和短期契約均受到限制，難以奏效。

其次，企業可以實現談判成本的節約。對於純粹經濟性的制度調整而言，因對財產權利的具體界定存在困難而實行的縱向一體化，可以協調原本存在分歧的利益，消除財產權利未加界定或界定不當時導致的談判成本；對於其他制度調整而言，由於風險厭惡程度和初始資產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風險承擔職能的專業化，會帶來企業與市場的結構效應。而且，考慮到社會行為規範的影響，若其他情況相同，則縱向一體化在一種低信任度的文化中將比在一種高信任度的文化中更有優勢。

因此，縱向一體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列舉了縱向一體化可以節約交易成本的例子：第一，通過縱向兼併可以避免雙頭壟斷或寡頭壟斷下的交易成本；第二，對於那些技術上很複雜或要求定期地重新設計或改變產量的產品，在契約中可能會有不明確的地方，因此只能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來解決，而一體化可以在內部來協調各方利益，並且允許進行有效的（連續性和適應性的）決策；第三，在一些行業中，由於不確定性而導致戰略性錯誤的風險很大，內在化削弱了出於機會主義目的而企圖利用不確定性的動機，減少了在制訂契約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問題；第四，一體化改進了信息處理過程；第五，一體化增強了機構在避開法規的限制及避税等方面的適應性，因此縱向一體化比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更有效率。

（5）經濟組織與技術結構的匹配。威廉姆森在成功地分析了企業垂直一體化過程中對市場的替代之後，進而研究了經濟組織與交易技術結構的相容和不相容問題。

正如阿羅指出的，配置資源的是市場和組織。在組織的概念下，除了企業和政府之外，日本學者今井賢一在分析市場組織相互滲透時，還提出了“中間體組織”的概念，這是一種介於市場與組織之間的體制，它既有市場的特點，又具有組織的特點：其成員擁有獨立的利益，並且可以進入和退出，類似於市場關係；但是，成員之間的交易藉助某種保障機制而具有一定的長期性質，因此，成員一般並不能輕易地進入和退出，並且形成了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傾向，這又類似於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的關係。一家大型企業與眾多穩定的零配件承包小企業之間組成的企業集團，就是一種中間體組織。中間體組織按其成員關係特徵又可區分為兩種：由交易雙方及仲裁者構成的三方規則結構的中間體組織和僅由交易者本身組成的雙方規則結構的中間體組織。

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它是指具有可分離性的物品在人們之間的讓渡，它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謂交易的技術結構，是指被交易物品的技術特性。威廉姆森認為，構成交易技術結構的要素包括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等。資產專用性已如前述。交易頻率反映的是同一類交易能夠反覆出現的次數，它從時間連續上表現了交易狀態。對一國居民來説，牙膏、手紙等日用品和電視機、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交易頻率就很不相同。

威廉姆森提出了特定的交易類型和組織之間最優匹配的模型，並且認為經濟組織（包括市場組織）的運行效率依具體的交易技術結構和組織形式的不同組合而有所不同。當同一種交易技術結構與不同的組織匹配時，交易將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傾向，從而會導致不同的交易費用。同樣，當同一組織與不同的交易技術匹配時，其交易費用也不相同。如果某種交易技術結構與特定的體制組織形式相匹配時，其交易費用最低，這時這種資源配置的運行效率最高。對於不同的交易技術結構適宜和怎樣的經濟組織相匹配，才能有低的交易費用，威廉姆森的觀點如下：

①對資產專用性很弱（接近和等於通用性資產）或交易頻率低的交易，適合於採取市場機制。市場適應利益最大化行為動機要求具有很強的激勵功能。市場能在交易者偏好和能力多樣性及理性有限的條件下，按照價格信號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交易的弱點是隨機的和易於破裂的，容易受到機會主義者行為的損害。但是當資產專用性很弱，或交易頻率較低時，其交易中斷並被新交易替代的成本通常很低，因此，在充分利用市場優點的同時，又能使其較少地受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

②對具有中等程度資產專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頻率的交易，適合採取縱向的中間體組織。例如，通過形成長期的訂貨、供貨合約，或當供方必須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時，供需交易夥伴形成相互的產權關係。一方面，由於資產專用性的提高，使得市場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較高的交易費用而不再適宜；另一方面，交易重複率不高時，企業內的管理成本比較高，同樣也不適宜。當市場失效同時存在時，中間體組織是發揮作用的適合場所。

③具有高強度資產專用性或頻率很高的交易，適合於由組織內部交易。

④對具有高度專用性資產，但納入企業體制後明顯出現規模不經濟的交易，適合於採取政府組織。這類交易具有一方獨佔的特徵，一般是由一個賣者向許多買者提供產品，對於每個買者而言，該產品都具有高度專用性，尋找替代交易夥伴或者不可能，或者要求承擔過高的成本。例如，城市供水、煤氣供應、公交公司，以及處於自然壟斷地位的礦山開採公司與其用户之間的交易等。如果採取市場機制，買者被賣者要挾而遭受損害的概率便較高。然而，對任何一個買者而言，把交易納入企業內部是規模不經濟的。在這種情況下，這類賣方企業由政府直接經營或由政府給予控制就是合理的。政府從社會利益出發，與買者簽訂價格合理、保障供應的合約，在保持規模經濟的同時，可以使買者免受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 ^[1]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較大地發展了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交易費用經濟學。該書是新制度經濟學中專論交易成本理論的學術專著，已成為經典理論的一部分，是引用率較高的重要經濟學著作。作者對此前的有關研究進行了充分的消化吸收，綜合鑑別，成就的這一著作，為人們理解簽約關係，縱向一體化，工會及反壟斷法等問題提供了思想指南。 ^{[1]  [3]} 

奧利弗·威廉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1932年9月27日—2020年5月），又譯為奧利弗·E.威廉姆森、奧利弗·伊頓·威廉森，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1932年出生於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蘇必利爾鎮。他曾任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自1998年以來，他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名譽企業管理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自由裁量行為的經濟學》（1964），《公司控制與企業行為》（1970），《市場與等級制》（1975），《資本主義經濟制度》（1985），《治理機制》（1996）等。2020年5月逝世，享年87歲。 ^{[3]  [5]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