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昌羣

1903年10月5日（農曆中秋節）生於四川省樂山市馬邊彝族自治縣官帽舟黃桷溪（今屬建設鄉）一個農民家庭。1921年畢業於成都聯合中學,考入滬江大學，後因家資不濟而輟學。1922年初,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該所藏書宏富，有由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周建人為主體的一批進步學者。 ^[3]  這樣的工作環境對賀昌羣產生了極為良好的影響。進所後不久，他就加入了文學研究會。 ^[4] 

賀昌羣興趣廣泛，對文學、語言學、哲學、心理學等都有涉獵。從1926年起開始在《文學週報》《語絲》《中國青年》《東方雜誌》等刊物上發表《上古哲學史上的名家與所謂“別墨”》《元明雜劇與京劇本事的比較》《撒園荽》《中國文化上所表現的南與北》等文章。 ^[5]  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被安排撰寫元明清小説戲曲提要，遂有機會作深入的研究，1928年完成了他的首部專著《元曲概論》。 ^[6]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放棄了研究哲學和文學的志向，在西方興起的漢學熱的影響下，以研究敦煌學和中西交通史作為自己終身從事的方向。 ^[3]  1931離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到天津，執教於河北女子師範學院。 ^[7]  期間，撰成《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績》等，將漢唐歷史的記載與有關新舊考古成果相互印證，極有説服力。1933年任北京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繼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問題，還對居延漢簡進行了考釋，手稿多達60冊。後撰《論歷代建都與外患及國防之關係》《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等文。 ^[3]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賀昌羣舉家遷往杭州，擔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其後，隨浙大輾轉遷至廣西宜山。1939年夏季，應著名學者馬一浮之邀回到四川，在樂山烏尤山創辦復性書院，擔任書院教務長。後辭職隱居樂山白雲庵‚撰述魏晉南北朝史。1940年‚回鄉創辦了馬邊中學‚擔任了第一任校長。同年冬，著名史學家蒙文通教授約請賀昌羣到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代課。 ^[8] 

1943年他在《大公報》上發表《敦煌千佛洞應歸國有贊議》，提出國家應籌措資金並設置專門學術機構保護敦煌文物。他認為西域文化是中國內地和印度、波斯等幾種文化的融合，通過研究西域可以尋求這幾種古代文化交流的線索。又認為漢唐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所以他特別重視把漢唐文化研究與西域研究結合起來。 ^[3]  在完成繁重的教育教學工作過程中，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歷史研究論文，如《論兩漢政治之得失》《唐代文化之東漸與日本文化之開發》《清談之起源（上）》《烽燧考》等。 ^[6] 

1942—1946年在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中央大學遷回南京後，賀昌羣任歷史系主任。在1947年5月，南京學生髮動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期間，他為中央大學教授會起草教授宣言，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並參加遊行示威。因此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為了躲避政治迫害，於南京解放前夕應邀到上海開明書店工作，解放後又返回南京。 ^[3] 

1949年被選為南京市各界代表會議教育界代表，擔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1950 年被任命為南京圖書館館長，親自到東北、華北各地收回大量的流散館藏圖書，使館藏圖書達到二百多萬冊。 1954 年，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兼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購進了鄧之誠教授和藏書家徐行可的藏書，為古籍的蒐集和保護做出了重要貢獻。由於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他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上，發表了《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的專著，引起了史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先後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多篇富有創見的論文。 ^[6] 

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3年10月1日病逝於北京。 ^[8] 

《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論兩漢土地佔有形態的發展》《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其他著作有《元曲概論》《英國現代史》《漢簡釋文初稿》《西域之佛教》（[日]羽溪了諦著，賀昌羣譯）等。其大部分著作已收錄於他的女兒賀齡華所編的《賀昌羣文集》中。

羅爾綱：“他一直是盡大力幫助進行籌備太平天國紀念館的工作。所以，今天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的成立，與從南京圖書館‘摸底’出來並作為建館基礎的種種重要珍貴的書籍，應該説出自賀昌羣同志的功勞。” ^[9] 

尹達：“那個時候，昌羣同志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卻發出瞭如此令人叫絕的史論，並且身體力行，筆底下傾泄出一股與舊世界挑戰的力量，像昌羣同志這樣的學者在當時絕非僅有，他們實際上構成了那個時代進步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