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隱

語出《禮記·中庸》第十一章或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

對於“費”和“隱”的解釋，歷代儒家學者由於學脈淵源的不同，大體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以東漢鄭玄為代表的漢學更加註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析，認為“君子之道費而隱”應斷句為“君子之道費/而隱”。按照這種分法，”君子之道費而隱“應該放在第十一章的末尾，承接之前孔子關於”素隱行怪“、”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段落的語義，也就是説：前面説的“君子之道”已經荒廢了，所以君子才要去隱居。這種解釋主要根據鄭玄對《禮記》的注和唐代孔穎達對鄭注所作的疏。（鄭玄 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 ^[1]  孔穎達 疏：“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以南宋朱熹為代表的宋學更加註重修身和哲學方面的分析，認為“君子之道費而隱”應斷句為“君子之道/費而隱”。按照這種分法，“君子之道費而隱”應該放在第十二章的開始，開啓下面“夫婦之愚”等段落的論述。也就是説：君子之道是廣大而且精微的。這種解釋主要根據朱熹對《中庸》該句的註解。（朱熹注“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2]  ） 朱熹的這種解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與原文中後面“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説法也是相互印證的。

朱熹對“費而隱”的解釋在明清時期由於《四書章句集註》成為科舉考試教科書而被人廣為接受。例如，明 葉子奇 《草木子·原道》：“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費隱又以人物兼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籲，其妙矣乎！” 清 魏源《<曾子章句>序》：“不越户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