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昭

在家鄉興辦保德學校和農民學校，致力於新式教育事業。1911年11月，投身辛亥革命，赴杭、滬參加革命活動。1912年回鄉埋頭教育事業，任小學校長達10年之久。1922年任當地保德鄉自治委員和縣參議員。1923年被聘為餘姚北海水巡隊隊長。

1926年冬為配合北伐軍抵浙，率水巡隊起義，擴編為浙東人民自衞軍，任隊長。為發動羣眾，擴大武裝，1927年1月率部驅趕欺壓鹽民的緝私營，勒令繳械。2月襲擊滸山警察局，佔領餘姚縣城。國民黨餘姚縣黨部成立後，浙東人民自衞軍改編為餘姚縣糾察隊，任隊長。3月率隊擊潰反動武裝“庵東商團”，保衞了餘姚的大革命成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白色恐怖下，把部隊化整為零，在姚北堅持鬥爭。

在敵搜捕下，奔波避難。1930年與中共餘姚縣委和江蘇總行動委員會取得聯繫，準備建立革命武裝，在浙東組織暴動。毫不獄豫地接受黨組織的決定，召集舊部，組編為浙東工農紅軍第1師，出任師長、軍事行動委員會成員，率紅1師襲擊姚西黃家埠和慈西蜀山蔡家之敵，繳獲槍支彈藥。隨後又襲擊滸山、橫河、二六市、三七市等地的警察所和緝私鹽兵。堅持月餘後，遭敵保安團圍攻，退至曠野。至11月被迫疏散隱蔽。1931年6月29日在上海法租界的避居處遭敵逮捕，關押在法租界法公廨。兩個月後被引渡，旋即被秘密押解至杭州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敵人以“姚北剿共司令”為誘餌，妄圖使他變節就範。始終大義凜然，嚴詞拒絕。後秘密策動越獄，被敵發覺而未成。

1932年6月25日，在浙江陸軍監獄刑場從容就義，犧牲時年55歲。 ^[2] 

費德昭，字潛齋，化名昭洞，餘姚縣滸山坎墩人(今屬慈溪市)，1877年12月30日生。費德昭少時從父讀書識字，又喜學拳棒，後父親病逝，為求一家生計，不得已而輟學，由母親送其到油坊當學徒。滿師後又轉至一家親戚開的米行當職員。其時，清政府假託立憲，餘姚縣城舉辦地方自治講習所，費德昭矢志學習文化，日後報效祖國，遂棄商進講習所學習。畢業後回到坎墩從事鄉村教育，着手籌建保德小學，並被推為校董之一。他曾帶頭破除迷信，拆庵堂廟宇建校舍，並在宗族祠堂辦起農民夜校。這在當時為不多見的新鮮事。

1911年辛亥革命事起，費德昭對當時清政府的賣國媚外、腐朽無能和帝國主義的肆意侵略十分痛恨，開始投身革命運動。他與當地名人杜天糜(杜鵬展)等相偕赴杭，與光復會取得聯繫，共舉革命大義。他化名昭洞，招募家鄉有識之士在滬秘密製造土炸彈(落地開花彈)運往前線，深為光復會首領陶成章所器重。中華民國成立不久，政權落入北洋軍閥之手，陶成章又在上海被陳其美唆使其黨徒暗殺。轟轟烈烈的革命遭此厄運，費德昭悲憤交集，幾次欲報仇而未能如願，遂退居鄉里，埋頭教育事業。他從事整頓學校教育工作，先後出任保德小學、儲德小學校長達10年之久。緣其為人正直，樂於濟人扶危、排難解紛，深得當地羣眾推崇。1922年，已過不惑之年的費德昭被推舉為保德鄉自治委員和餘姚縣議員。

姚北素以產棉、鹽為主，糧食由米商從海北硤石一帶販運供應。緣當時社會治安混亂，海盜猖獗，運糧船在海上屢次遭劫，米商損失慘重，米價暴漲，百姓深受其害。於是呈准餘姚縣府，集資籌械，組織起姚北水巡隊，專事護送海上糧食運輸。出巡隊共有隊員30餘人，多系鐵血男兒，非有威信者領導不可，費德昭應米商之邀，出任隊長。從此，海盜不敢肆意打劫，沿海百姓食有所依，費德昭威望就此日增。

1923年秋，姚北連遭大雨，大批棉田受淹，鹽坂被浸。百姓生活無着，政府官員卻置若罔聞。災民忍無可忍，便結羣去向廒商、蓬長要求救濟，誰知官商不但不賑濟災民，反而唆使鹽警向饑民開槍，由此激怒了羣眾，引起械鬥。事後，廒商又買通當局，誣指災民劫奪鹽警槍械，派兵到姚北大肆搜捕，勒索賠款。許多羣眾無力承受再三敲詐，皆露宿野間避之，有家不可歸，生活更如雪上加霜。其時，費德昭正在縣城開會，得此消息，便星夜趕回坎墩，明言支持災民鬥爭，他一面警告鹽警不得胡作非為，一面呼籲各界、各鄉聯名向省政府致電，控訴廒商暴行，要求釋放被捕災民。這一斗爭，歷時半月，最後當局懾於眾怒，又恐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不得不撤走鹽警，釋放被捕災民。

1926年，第一次國內革命迅猛發展，北伐軍前鋒進抵江浙。此時，竺清旦、岑樂壽等中共黨員相繼來姚領導工農革命運動，在姚北地區和餘姚鹽場組織起農民協會、鹽民協會，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運動。當時，鹽場反動武裝緝私營自恃擁有武力，一再搗亂和阻撓革命，緝捕革命志士。費德昭旗幟鮮明地站到工農革命一邊，他與竺清旦、國民黨左派人士郭靜唐等取得聯繫，把原姚北水巡隊重新召集起來，並招募四鄉勇士，配合革命鬥爭。1926年底，他遵竺、郭之命，率領隊伍夜襲相公殿緝私營，擊斃緝私隊長及鹽警多名，繳獲了部分武器。費德昭此舉，使得駐庵東緝私營聞風喪膽，倉促逃竄杭州灣。此後，費德昭又根據竺、郭的意見，在姚北建立革命武裝——浙東人民自衞軍，以配合北伐革命。不久，軍閥孫傳芳從江西敗退下來，企圖據守浙江頑抗，加緊對革命力量的血腥鎮壓。竄匿海北的原庵東緝私營亦捲土重來，餘姚城鄉頓時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力量遭受挫折後，竺清旦、郭靜唐等不得已而決定暫時撤離餘姚去上海隱蔽。臨行前，他們與費互相勉勵，互告聯絡地址，以表深長情誼。

1927年三月中旬，費德昭赴滬與竺、郭會合，復於2月8日秘密潛回坎墩。根據竺、郭的意見，暗地把已隱蔽的武裝人員集結起來，重組浙東人民自衞軍。2月18日，費率自衞軍80餘人，襲擊滸山警察所，繳獲了一批武器。是日，蟄居上海的郭靜唐亦如約返姚，受命組建國民黨餘姚縣黨部。郭即與費取得聯繫，決定率人民自衞軍進駐餘姚縣城。2月19日，費率隊到達姚城北郊冶山頭，城內、城郊羣眾紛紛趕往配合，當天上午分兩路向姚城進軍。其時，縣長方允中已聞訊逃匿寧波，駐城武裝無心抵抗，紛紛繳械投降。浙東人民自衞軍順利進駐姚城，從此結束了軍閥政府在餘姚的統治。國民黨餘姚縣黨部正式成立，郭靜唐擔任了縣黨部常務委員。縣黨部成立後，將浙東人民自衞軍改編為餘姚縣糾察隊，任命費德昭為隊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這年3月，姚北地區糧荒嚴重，紹興米商卻從姚南收購稻穀10餘萬斤，堆積姚東蜀山渡，準備水路販運外地。同時，在餘姚鹽場，地主、廒商互相勾結，乘春荒之際哄抬米價；或以覆匾停售的卑劣手段，要挾參加鹽民協會、農民協會的羣眾退會，以達到其破壞革命運動之目的。縣黨部為打擊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派費德昭率糾察隊趕赴蜀山，截回稻穀，無代價接濟姚北饑民，使相當一部分難民渡過了災荒。此後不久，餘姚鹽場和姚北鄉村在我地下黨領導下，廣泛組織起鹽民(農民)協會，發動了轟轟烈烈的鹽(農)民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反動勢力。一些逃竄外地的大地主與餘姚鹽場五屬公廒的大老闆張靜江相勾結，委派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周覺來姚收買地痞頭子黃春曉。他們糾集起土匪、流氓，組織了近百人的反動武裝—一庵東商團，於4月初突然進行反撲。商團所到之處。鹽(農)民協會辦公機構被搗毀，農民自衞軍被繳械，革命運動再次遭到破壞。為了扭轉這一局勢，郭靜唐派費德昭率縣糾察隊開往庵東平亂。黃春曉自知不敵，退避海濱。但當糾察隊撤返姚城後，黃匪又捲土重來。為殲滅這股悍匪，消除隱患，郭靜唐向寧紹台農民協會會長竺清旦求援。竺下令調集慈溪洪塘鄉農民自衞軍和上虞縣糾察隊等赴姚援助。費德昭也再次率隊出征庵東。他們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在庵東四塘與六塘之間圍殲庵東商團，激戰4個多小時，終於擊潰了這支反動武裝。黃春曉下海潛逃，從此不敢再登杭州灣南岸。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蔣介石的叛變行為愈演愈烈，殘酷的“清黨”運動也日趨緊張。餘姚形勢逆變，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迫先後撤離餘姚，疏散隱蔽。費德昭率領糾察隊武裝繼續堅持姚北。同年6月，省防軍大批開到，敵我力量十分懸殊，費知堅持無望，遂下令將隊伍化整為零。6月29日，省防軍到達坎墩，大肆搜捕，凡鹽(農)協幹部盡遭楚毒。費德昭在羣眾掩護下雖免遭其難，然而家裏卻被洗劫一空，三子費永餘亦被逮捕。

1928年新春，姚北迎神賽會。羣眾因對反動派積恨甚深，乘廟會人多勢眾，圍攻了遊山小山頂上的駐軍連部。費德昭次子永祿為報抄家囚弟之仇，匿刀混入迎神隊伍，瞅準機會砍傷駐軍連長朱俠，而永祿自身亦被駐軍槍殺。省防軍以此事為由，再度調兵坎墩。意欲血洗費家。費德昭見勢不妙，只得身帶四子永思暫避上海。至5月間，省防軍撤離姚北，費才得以返鄉匿居兩年。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左”傾錯誤的決議，要求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各級黨、團、工會機關也合併為行動委員會。其時，大革命時期中共餘姚支部的黨員史濟勳在上海蔘加了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的工作。史瞭解費德昭的為人及其當時的處境，便於7月下旬以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給費來信，約費去上海四馬路江蘇旅社會晤。費德昭接信後，當天即派其四子費永思趕赴上海，將史濟勳接來餘姚。史抵姚後，首先與中共餘姚縣委取得聯繫，傳達了中央決議精神，提出要利用費德昭的舊部在姚北組織武裝暴動，準備攻打餘姚、寧波等城市。縣委表示擁護，決定由洪傳扃(縣委副書記)、胡堯田(縣委委員)前往坎墩，協助史、費組織暴動，朱亞之(縣委書記)等堅持姚城，負責情報和物資供應。

史、洪來到坎墩費家，費德昭已由永思告知赴滬情況，向史、洪表示贊同暴動。他不顧親友的勸阻，一面邀集施若愚等大革命時期的戰友來姚匯合，一面招納舊部，積極進行暴動準備。與此同時，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又派羅希三、王連英、徐雲千等攜少量槍支、經費抵達坎墩，協助暴動。

8月，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接到史濟勳等關於姚北武裝大暴動準備工作情況的彙報，派周代錶帶鐮刀斧頭圖案的軍旗一面到達坎墩，以總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宣佈暴動隊伍為浙東工農紅軍第一師；任命費德昭為師長，史濟勳為黨代表，洪傳扃為政治部主任。紅一師下轄兩營，計100餘人，長槍40餘支。短槍若干，師部設於坎墩六灶庵。為了擴大武裝，補充槍支彈藥，紅一師在黨的領導下曾兩次襲擊姚西黃家埠、慈西蜀山蔡宅的地主武裝。費德昭憑着多年的帶兵經驗，白天將部隊隱蔽於曠野，夜間出入村市。他曾將隊伍拉到寧波郊區三七市、二六市等地進攻警察所。未及二月，紅一師活動遍於寧波市郊及餘姚、慈溪、鎮海三縣的北部地區，軍威日增。

紅軍日益頻繁的軍事行動和宣傳活動，使地主、劣紳恐慌異常。反動當局也唯恐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急忙搬兵鎮壓。1930年8月20日，省政府調集了保安軍第六團陳鵬舉營，由杭州海運姚北。該營與姚北賭棍、地痞羅三元為首的地主保衞團麜集一起，進駐坎墩六灶庵。敵人反覆搜剿紅軍活動區域，大肆拘捕紅軍家屬，妄圖一舉殲滅紅軍。面對強敵，費德昭率領紅軍聲東擊西，先後擊斃了羅三元手下的何逢生、孫堯銓等，最後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轉戰鄞西。接着又成功地襲擊了黃古林警察所，繳獲長、短槍多支，致使陳鵬舉營不敢輕舉妄動。紅一師在艱難環境中堅持月餘，時值10月深秋，氣候日轉寒冷，加之作物收盡，曠野已無藏身之地，紅軍的活動日趨艱難。紅一師領導感到在強敵壓境、地光人稀的情況下繼續堅持部隊的活動已十分困難，再要大規模有把握地組織暴動，更無勝利的可能。為保存力量，等待時機，決定暫緩暴動。紅軍戰士疏散，槍支彈藥分頭隱蔽，目標大的人員暫時退避上海。費德昭服從組織的決議，他變賣家產資助史濟勳、洪傳扃等黨的領導人先行離姚去滬，然後自己也攜家眷避居上海。

費德昭到上海後，在法租界籌組了一家志成砂石公司，自任經理。後因來往人員複雜，被便衣特務偵悉。1931年6月29日，費德昭在上海法租界杜神父路雙桂裏寓所被捕，先被羈押“法公廨”月餘。以後，浙江省反動當局買通帝國主義，將費引渡到浙江，囚禁於杭州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費德昭遭到嚴刑審訊，堅貞不屈。他曾兩次發動難友越獄，均因事泄而未成。餘姚羣眾聞悉費德昭被囚，紛紛簽名呈報省政府請求保釋。姚北四十村閭長聯名呈請當局，表示願以身家性命為之擔保；紹興等七邑旅滬同鄉會也電請省府，要求保釋，並募款籌集援助資金。由於反動當局認定費是餘姚之“赤匪首領”，非但不允交保，還用所謂軍法會審，以“危害民國”罪，將費判處死刑。1932年6月25日(農曆五月甘二日)下午二時，費德昭被槍殺於浙江陸軍監獄，時年56歲。 ^[5] 

費德昭頑強鬥爭的革命精神。永留人世。 ^[3]